媒介“封杀”与公民媒介素养

2004年1月5日广州的《足球报》刊登一篇题为《国资委阻击中国足球》的文章，称国务院国资委认为中国足球是不良资产和不良市场，要求国有企业完成与中国足球的剥离。中国足协认为该报道失实，于1月9日正式宣布：从即日起取消《足球》报对中国足协主办、承办所有比赛的采访资格。由此冲突引发的“封杀令”事件立即成为今年新闻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其实，中国足球协会并不是“封杀令”的始作俑者。去年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通知，规定分属《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3大报业集团6家报社的6名记者一年内不得旁听采访广东省三级法院的庭审活动。事件起因是这6名记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报道了广州市中院正在审理的一宗离婚析产纠纷抗诉案。而兰州公安局曾于2002年7月26日对《兰州晨报》等媒体的12名记者下达狗馍绷瞽梗原因是这些记者的“失实”报道损害了兰州公安的形象。（邱伟、杨昌平：《公共机构面对“报道失实”切忌私权处罚封杀》，《北京晚报》2004年1月14日）由于刚刚经历2003年的“非典”之痛，公众的媒体意识普遍觉醒，人们对新闻采访权、公众知情权等公共权力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和重视。这种关注和重视涉及传媒法律、政策、环境、伦理、素养等诸多方面。其中，媒介素养是一个既很重要又为社会重视、研究不够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在这里集中讨论一下“封杀令”引发的媒介素养问题。

媒介环境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讳言，目前我国的媒介环境还比较脆弱，抗冲击能力差，包容性小，而媒介素养差是造成传媒环境“脆性”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此次中国足协“封杀令”涉及的传媒素养而言，大体可以归纳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政府公民”的媒介素养问题。广而言之，所有作为媒体报道、监督的对象而同时对媒体又有制约作用、甚至管理权力的组织机构都可以归入此类。众所周知，在西方，媒介素养是“政府公民”整体水平的重要部分，老练、熟练地处理与媒介的关系是“政府公民”的重要工作之一。成也媒体，败也媒体的案例触目皆是。典型的如水门事件和莱温斯基绯闻案与媒体的关系。1972年美国尼克松政府对媒体粗暴、武断的结果成为引发尼克松总统辞职的重要因素，而克林顿总统凭借其高超的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长袖善舞，最终避免了被弹劾的命运。（高振强：《全球著名媒体经营案例剖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

当然，在我国，“政府公民”与媒体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是，拥有良好的媒介素养应当是所有“政府公民”的共同追求。不言而喻，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拍脑袋的管理、粗暴的压制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尽管有效，但毕竟与时代的发展方向格格不入，甚至是背道而驰的。此次足协“封杀令”一出，不少法律专家纷纷指出足协的行为已经违宪违法。撇除法律约束不谈，从媒介素养的角度说，对媒体实施“封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往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建立良好的媒介关系是政府公民的基本媒介素养。具有一定媒介素养的“政府公民”在此类敏感的问题上都不会贸然行事。美国学者在总结美国一百多年以来各届政府、各种利益集团处理与媒体的经验时，对建立良好的媒介关系提出了五点意见：开诚布公；提供服务；不要乞求或者吹毛求疵；不要寻求封杀；不要大水灌漫媒介。其中，不要寻求封杀的具体“指南”是：人们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新闻界压制或者封杀一篇报道。因为这种做法极少起作用，也不是内行的行为，并且只会带来反感。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封杀是一种粗鲁的伤害，是在要求新闻记者背叛公众对他们的信赖。（【美】诗各特・卡特里普等著、明安香译：《公共关系教程》第263～264页，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从操作层面上讲，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新闻法，但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家，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众所周知，我国政府于1988年签署了该公约，这表明在言论、出版等新闻自由方面，我国已经认同了国际概念，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建设上进一步同国际接轨。（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第13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种大背景应当是“政府公民”处理与媒介关系时必须掌握的背景常识，违背常识的结果可以从“封杀令”已经招来的结果中得到答案，无需我们再多说一句。

第二是“传媒公民”的媒介素养问题。从《足球报》推而广之，所有从事传播新闻和信息的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可以归入此类。毫无疑问，作为媒介环境中的特殊一员，“传媒公民”除了维护传媒受众公正、平等的知情权之外，“传媒公民”自身的素养也是营造健康媒介环境的重要一环。客观、公正、真实的报道是中外传媒共同追求，也是“传媒公民”的基本素养。综观以往许多传媒纠纷起因，“传媒公民”的低下素养难辞其咎。

《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通过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把下列事项列为记者职业行为标准：尊重真理及尊重公众获得真实的权利；忠实收集和发表新闻，公正评论与批评；不删除重要新闻，不假造材料；任何已发表的消息，发现有严重的错误时，将尽最大努力予以更正。《中国报业自律公约》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新闻活动管理法规，忠实履行报纸的社会责任，不以任何有损社会和国家利益的、格调低下的和未经核实的报道内容作为报纸参与市场竞争的手段。必须指出，当媒介纠纷出现时，人们总是习惯于寻求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裁定是非的标准，明确责任的依据。且不说相关的适用法律法规或者不易找到，或者暂付阙如，或者尚在建设之中，即使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完善，如果“传媒公民”的素养很差，媒介纠纷仍然会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

从媒介素养的角度看问题，提高传媒公民的素养是改善媒介环境的明智之举、务实之举、方便之举。客观地讲，我们的一些“传媒公民”素养一般，但“无冕之王”的感觉却很好。一方面缺乏起码的职业准入资格和素养，一方面却习惯于“指点江山”，以社会特殊公民自居，以公众利益代言人、人、监视人自居。长此以往，后果不能预料。这里，我们引述一段美国对“传媒公民”形象的调查资料，目的在于反证“传媒公民”素养的重要，并引起我国同行的警惕。调查表明，在美国“许多人都认为新闻工作者是些腐败分子。民意测验表明公众认为新闻工作者既自大傲慢，又粗鲁无礼。以下是其中几项调查的结果：只有1／3的美国人认为记者关心他们的报道对象；73％的美国人认为媒介不尊重公民的隐私权；几乎一半以上的美国人认为记者不讲道德；大约一半以上的美国人认为记者没有搞清事实，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媒介常常掩饰自己所犯的错误。”（《新闻道德评价》第12～13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如果一半以上的社会公众不信任传媒，那么传媒还会有生命力吗？实际上，“封杀”打压是掐不死传媒的，更多的时候，破坏传媒公信力的恰恰是“传媒公民”自身的素养。

第三是个体公民的媒介素养问题。个体公民是新闻、信息的接受者和参与者。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介及其传播的信息对社会的影响已经到了“全方位”、“全天候”的程度。伴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勃兴，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第二教学园地，它不但进一步使家庭的教育功能再度边缘化，还在逐步渗透、肢解、动摇学校的教育权威地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已经指出：“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儿童接触大众媒介的时间平均为每周30多个小时，而在教室里度过的时间每周平均只有20多个小时。……随着卫星广播的出现和其他媒介渠道的进一步扩展，无论是在工业化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个人接触媒介的时间都有可能增加。因此，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教育工作者都已经感觉到了发展媒介教育的必要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外国新闻研究室译：《世界交流报告》第461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版）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学校为了培养学生听、说、读、写以及德、智、体等的素养，开设了大量的基础课、专业课，但对于现代人每天都会接触到的媒体及媒体传播的信息和文化，几乎没有一所学校启动普遍性的媒介素养教育的规划和教育。无论人们理解与否，媒体已经深深地嵌入了现代人的生活；也无论人们同意与否，信息社会必然会赋予其成员六大基本的权利：知情权、传播权、讨论时政权、保护个人隐私权、接近和使用媒体的权和接受媒介素养教育权。所以，接受媒介素养教育的权利既是充分行使前五项权利的基础，也是前五项权利能够被充分行使的保障。不言而喻，缺乏基本传媒素养的人一旦拥有了使用媒介的权利，其结果是不难预料的。康德说过：“如果没有道德观念的发展，对于有修养准备的人是崇高的东西，对无这样的人却是可怕的。”（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9节，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第3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康德所说的这种可怕，在个体公民大量参与到传媒中来以后，就变得实实在在可触可感了。例如，在网络的各种BBS上，从内容到形式，有些帖子之出格、之恶劣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不但突破了道德的底线，而且还冲破了法律的底线。以此次足协封杀令为例，网上的一些“声音”哪里是在讨论、参与，分明是在谩骂、发泄、诅咒、歇斯底里……若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标准行事，多少人会因他们的言行而被判有诽谤罪、诬陷罪。同其他素养一样，媒介素养不是一种天赋，不会是一个随着高新技术一起派送给人类的大礼包。如果个体公民的媒介素养得不到提高，网上的污染就不会消除，健康的传媒环境就无法建成。值得欣喜的是，鉴于媒介素养的重要性，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等已经对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媒介素养的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绍，从各国各地区的情况看，媒介素养教育是正规教育的一部分，被纳入了学前、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课堂教育计划之中，又是非正规的教育的一部分，由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等来承担。从教育实践看，传媒教育对提高个体公民媒介素养是极为有效的。它帮助人们在媒介信息像空气和阳光那样包围着我们的信息社会里，拥有自主处理信息的能力。在此，所谓自主是指各类公民拥有了解媒介、应对媒介、不为媒介所左右，并能积极使用媒介表达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积极介入媒介参予社会生活的自主意识；所谓自主能力指的是公民有这种能力去分辨、选择、评估媒介及其内容，进而透过理性的思考与对话，去影响、促进媒体维护信息透明与公正，不断提高和改善媒体对信息内容的表达方式，共同促进传媒及其环境的良性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