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敦煌艺术的“守护神”

时间:2022-09-27 12:11:13

常书鸿:敦煌艺术的“守护神”

几年的艰苦岁月,这些洞窟中留下了我们辛勤的汗水,而这些艺术珍品也在艰苦环境中给了我们欢乐和欣慰。我思前想后,我决不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 常书鸿

常书鸿是中国著名画家、敦煌学学者。他在生活环境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历尽千辛万苦,为保护、研究敦煌艺术默默地工作和奋斗了50年。常书鸿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博得了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的敬仰和钦佩。他被誉为敦煌艺术的“卫士”、人类艺术宝库的“守护神”。

赴法留学,立志保护敦煌艺术

常书鸿,满族,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常书鸿自幼跟三叔学画,8岁入梅青书院读书,10岁入时敏小学三年级插班学习,12岁考入惠兰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遵从父命投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的前身)预科班,先是学习电机专业,后改学和绘画有关的染织专业。192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27年,常书鸿自费留学法国。到达巴黎的第二天,原在巴黎的同乡好友郎鲁逊带他去参观著名的卢浮宫。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从文艺复兴以来各个时代绘画艺术的杰作,受了一次深刻的美术史教育。在巴黎,由于经济原因,他未能马上进入正规的美术学校,只好半天打工,半天到供业余美术爱好者使用的格朗旭米埃画室学画,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

1927年10月,他被里昂中法大学正式录取为公费生,并被分配到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和染织图案两个专业。不久因学业优秀,被批准提前升入油画班。

1932年夏,常书鸿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同年8月参加里昂市油画家赴巴黎深造公费奖金选拔考试,以《梳妆》油画获得第一名中选。常书鸿选择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画室学习。劳朗斯善画人物肖像,尤精静物。在他的指导下,常书鸿绘画理论和实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油画《湖畔》参加里昂1933年春季沙龙,获银奖;《病妇》参加里昂1934年春季沙龙,获金奖,由法国国家收藏;《沙娜像》由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裸妇》参加里昂1935年春季沙龙,获金奖,由里昂美术馆收藏。1935年春,常书鸿在巴黎举行个人油画展,展示精品35幅之多。当时在巴黎举办“中国绘画展览”的著名国画大师徐悲鸿,参观了常书鸿个人画展,对他的奋斗精神和不少作品给予赞扬。

在此期间,常书鸿还发表十余篇绘画学术论文,对绘画的实质、现代绘画的题材、法国近代装饰艺术、法国沙龙简史等提出自己的看法。

随着学业进步,常书鸿的思想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出国留学,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到“为民族、为国家的意识革命”。

1934年常书鸿在巴黎发起组织“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参加者有建筑、雕塑、绘画等各方面的艺术家20人左右。他们以常书鸿家为聚会场所,经常在一起研究探讨中国艺术发展问题。

1935年底的一天,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发现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石窟图录》,里面是法国人伯希和1907年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壁画、塑像图片300余幅。这些壁画和雕塑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前后1000余年间中国人的艺术创作。那遒劲有力的笔触,气魄雄伟的构图,把常书鸿惊呆了。他万万没想到中国古代会有如此高水平的艺术品。他反复展看,爱不释手,直到摊主告诉他要收摊了,他才如梦初醒,发觉时已黄昏。经摊主介绍,第二天一大早他来到附近的吉美博物馆,在这里他又看到了伯希和从敦煌盗来的许多艺术珍品。这些珍品早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700至800年,其艺术技法也比欧洲更加先进和巧妙娴熟。

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常书鸿深深自责,悔恨自己数典忘祖,惭愧万分,于是下决心回国寻根,去保护、研究、发扬中国的民族艺术。正值此时,常书鸿接到南京教育部长王世杰的电报,聘请他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要他从速返国任职。

历经艰辛,辗转到达敦煌石窟

1936年9月,常书鸿满怀复兴祖国文艺的愿望和对敦煌艺术的追求,从巴黎乘火车经比利时、德国、波兰、苏联辗转回国。

列车经过柏林时,常书鸿下车去看望一位德国友人,他们一起参观了柏林博物馆。在博物馆里他看到德国人从新疆吐鲁番掠夺的壁画,再一次受到震动。他既为祖国丰富的艺术遗产而骄傲,又为祖国的文物被帝国主义列强任意掠夺而痛心和气愤。

1936年10月,常书鸿到了北平。当时的北平,傲慢的日本人随心所欲,横冲直撞,而中国人却大都弯着腰低头走路,这样的环境使他透不过气来,实在无法忍受。他急于想去敦煌,但同行们说,现在西北政局不稳,路上也不安全,他决定暂时先到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受聘任教。

1938年初,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0年冬,国立艺专迁往重庆。是年底,教育部成立美术教育委员会,张道藩任主席,常书鸿被聘为委员兼秘书。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油画,并先后在成都、重庆举办个人画展。

1942年,围绕洛阳龙门石窟浮雕被奸商盗卖事件,重庆文化界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针对包括敦煌石窟历次所遭受的劫掠破坏及现状,向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迫于形势,重庆政府指令教育部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在文化界物色人选,最后选定让常书鸿担任筹委会副主任。

常书鸿接受了这一邀请,并随即与梁思成教授、徐悲鸿大师等商讨此事。梁思成和徐悲鸿都十分支持常书鸿去敦煌干一番事业。在去敦煌前,常书鸿还拜访了当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先生。于右任曾于1940年在西北考察时专程前往敦煌莫高窟参观,发现莫高窟作为民族艺术宝库,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他对常书鸿立志去敦煌莫高窟从事文物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十分赞赏,并建议常书鸿去敦煌后,可以就建立“边疆民族文化学院”提出建设性意见。

承担筹委会的筹备任务后,常书鸿首先开始了工作班子的组建和经费的落实工作。

1942年8月,重庆报纸上公开报道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即将筹备成立的消息,公布了筹备委员会委员名单,由七人组成,陕甘宁青新五省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委员,常书鸿任副主任委员,王子云任秘书,张庚田、郑通知、张大千、窦景椿等人任委员。

1942年,常书鸿告别了妻子、儿女,离开重庆,首先来到西北高原的兰州。由高一涵主持,在兰州召开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初步决定了筹备计划。当时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所址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把所址设在兰州,常书鸿坚决不同意。他提出要把所址设在敦煌千佛洞,因兰州距敦煌1200公里,这么远怎么搞保护和研究呢?兰州政府官员一提起塞外戈壁滩,就谈虎色变,有人还引用古诗“阳关万里遥,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向南飞”,伤感地表示敦煌不能去。常书鸿向元老于右任反映了这一意见,于支持常书鸿,他提出建立研究所是寓保护于研究,所以不能离开千佛洞。这样一来就得罪了兰州一些官员,他们对常书鸿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人员配备、图书器材、绘画材料等得不到解决,工作难以展开。

常书鸿毫不气馁,继续寻找愿去敦煌的专业人才。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原北平艺专学生龚祥礼。龚当即表示愿意去敦煌工作,在他的帮助下凑起六个人的班底。龚祥礼又设法买来笔、墨、纸、颜料等工作必需品。常书鸿喜出望外,对大家说:不要小看这点可怜的家底,只要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照样能做成一番大事业。

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和龚祥礼、李赞廷、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一行六人,乘一辆破旧卡车,开始了西行敦煌的征程。他们从兰州出发,沿古代丝绸之路西行,进入祁连山脉之后,地势渐高,气候更加寒冷,沿途人烟稀少,原野荒凉,西北风夹带着黄沙不断向人们抽打。由于汽车破旧,路上时常抛锚,步行仅需半个月的行程,汽车却走了一个来月,好不容易才到了安西。

从安西到敦煌的120公里,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活像一片巨大的荒坟葬场。汽车不能走了,只好靠“沙漠之舟”骆驼帮忙,他们以每天15公里的速度艰难缓慢地前进。终于在一天,太阳从三危山高峰升起的时候,骆驼客告诉他们,千沸洞就要到了。他们沿骆驼客手指的方向望去,透过白杨树梢,看到了悬崖壁上像蜂房一样的石窟。灿烂的阳光,照耀在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此情此景,令常书鸿陶醉了,一股发自肺腑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们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一齐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跑去。

呕心沥血,大漠风沙中抢救国宝

敦煌是汉武帝时所建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最西面的一个。“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它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当时中国与西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敦煌石窟群是指存在于敦煌方圆几百公里范围内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水峡口小千佛洞、敦煌西千佛洞等,其中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保留的洞窟、壁画、彩塑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跨越时代最长,保存情况也比较好。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从十六国到魏、隋、唐、宋、元历代都在这里凿窟、塑像,以唐代最为繁荣。根据唐代碑文记载,当时有窟、龛1000多个,现在保留700多个,其中有壁画、塑像洞窟492个,共有彩塑2000余身,壁画44830平方米,可称世界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它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千余年中国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体现。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宝库,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艺术财富。

令人气愤的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宝库屡遭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和掠夺。1900年5月居住下寺的道士王园禄发现第17窟的藏经洞,这是在公元1035年时,为逃避西夏入侵抢掠,莫高窟和尚和当地豪绅把历代宝藏、经卷、画幅、古文艺抄本、契约等3万余件文物封藏起来的石窟。王道士上报清政府后无人过问。1907年和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两次窜到千佛洞,贿通王园禄,盗走了丝绢、织造、绣像等150余幅,绘画500余幅,图书、经卷等6500余件。此后,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柯斯洛夫、日本的橘瑞超等人接踵而来,先后盗走了手抄经卷、绣像、幡画、卷轴等文物万余件。美国的华尔纳用化学药品粘去壁画20多幅,并搬走了最精美的彩塑,使敦煌文物遭到严重损失。国内的军阀官僚也对敦煌文物垂涎三尺。1940年,军阀马步芳派一个步兵连,把敦煌石窟封锁三天三夜,盗走五代银质宝塔、宋代白磁瓶、经卷等不少珍贵文物,而且破坏了唐、元时期的许多佛塔基座。

面对祖国的这个文化艺术宝库被帝国主义、军阀官僚掠夺破坏的累累伤痕,常书鸿悲愤交集,思绪万千,他痛下决心,要守护敦煌一辈子,绝不让以前的悲剧重演。

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等六人在千佛洞中寺破庙的土炕上进第一顿晚餐。他们用来照明的是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木头剜成的油灯,筷子是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成的,吃的是河水煮的半生不熟的面片。这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

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沙。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许多洞窟内及其通道上积满了流沙,不少洞窟已被流沙淹没。要到洞内工作,必须首先要清除这些流沙。堆积的流沙估计大约有10万立方米,如果雇用民工清理,至少得花300万元。这对只有5万元开办费的常书鸿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好在大家情绪很高,雇不起民工就自己干。他们用自制的刮沙板,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摊,一点点地把沙推到水渠边,然后再用水把沙冲走。他们前后用了两年时间,加上少量民工,终于把流沙清除。

他们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筑墙。为了防止人畜破坏和风沙袭击,需要建造一堵两公里长的围墙,把石窟群围起来。当常书鸿把这一设想向县长提出时,县长哈哈大笑,挖苦他说:“你大概是书念得太多了,真是一个书呆子!”“这是戈壁滩,不是你们浙江,除了沙子没别的,没有土怎么筑墙?要修6尺高、2公里长的围墙,简直比修万里长城还难!”

常书鸿受了奚落,但并不灰心。不久,千佛洞一年一度纪念佛祖生日(四月初八)的庙会开始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庙会上常书鸿看到有人用沙土加水夯实筑起墙,作临时小卖店。经询问得知千佛洞附近的水碱性大,加沙夯实作墙很结实。常书鸿以此为由再次去县里交涉,坚持要他们去千沸洞看看,并指出,如果不筑围墙,以后石窟再受损失由县里负责。县长怕担责任,才勉强同意派人去研究修墙计划。后经常书鸿多次交涉,才派来了民工。他们和民工一起,起早贪黑干了50多天,总算筑起一道2米高、1000米长的围墙。为此,县长还向常书鸿索要一幅千佛风景画,作为对自己的酬谢。

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县里和研究所联合发出布告,宣布莫高窟正式收归国有,禁止在附近放牧和私自进洞。至此,石窟清理及外部环境保护工作告一段落。

常书鸿等人在敦煌取得初步成绩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艺专学生自愿投奔而来,其中包括他的得意门生董希文及其妻子张琳英,以及张民权、李浴、周绍淼、乌密凤等专业人才。

常书鸿根据筹委会通过的敦煌艺术保护研究计划大纲和实际情况,决定首先进行测绘石窟图、洞窟内容调查、石窟编号、壁画临摹等几项工作。

为了进洞工作,首先要清理、修补通往各洞及各洞连接的栈道。原来的栈道由于年久失修,有的腐朽、有的倒塌、有的堵塞了,在没钱雇人的情况下,他们决定自己干起来。他们用水夯沙做土坯,打桩、钉架、筑垒,两个多月时间,修补好简易栈道,为进洞开展工作做好了准备。

调查工作本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由于没有必要的工具而变得复杂起来,有时还出现险情。当时没有长梯,只好把几个小梯子接起来用,人爬上去歪歪扭扭、摇摇晃晃,使人提心吊胆。后来大家想办法,用一根长的杨树椽子,每隔30公分钉一根横木,做成简易“蜈蚣梯”,攀登时手脚并用。

壁画临摹,对于这些专业绘画人员来说并不是难事,困难的是缺材料。首先是纸、笔、颜料,附近无处买,他们只好就地取材,把当地糊窗户用的纸裱褙起来代替绘画用纸;画笔秃了、坏了,自己修理;没有颜料,就按照民间艺人的经验,从黄泥、红泥中提取自然颜料。其次是照明和绘画设备问题,洞里没有照明设备,更没有必要的桌、凳,他们只好一手拿油灯,一手拿画笔,在简易的画板上艰难地临摹,看一眼画一笔,油灯熏得人头昏眼花,特别是临摹洞顶壁画,不停地仰头,不一会儿就头晕目眩。

1944年8月30日,老工人窦占彪在中寺后院的土地庙三座塑像中发现有经文残片,常书鸿立即去现场调查,从而发现了六朝手写经文68件。这是继1900年藏经洞发现以来的又一重大发现,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不久,他们又从宋代重绘的泥壁下剥露出贞观十六年唐人的壁画,金碧辉煌,灿烂如新。其中东壁中的维摩居士画像,带有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的“清羸”画风和神态,是莫高窟所有50余幅维摩变中最好的一幅,是前人从未见过的。这些重大发现,为敦煌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常书鸿高兴得夜不能寐。

正当清理修复工作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常书鸿遇到了意外的打击。首先是他的妻子陈芝秀以去兰州就医为名,丢下13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弃家而去。其次是没有经费来源。几经周折,经费才得以解决。然而不久,1945年7月,教育部来了一道命令,宣布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命令常书鸿把石窟交给敦煌县政府。常书鸿拿着命令,简直呆傻了。

常书鸿拒绝交出研究所撤走,他认为这命令是错误的,不能服从,不能让敦煌艺术再遭受劫难,使几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常书鸿一方面给于右任写信,向有关部门和文化界呼吁,希望得到支持;另一方面,动员说服所内同志节衣缩食,继续按原计划工作。常书鸿还通过为人画像,搞到一点捐款,维持所内一些开支。

不久,接到了赴重庆举办首批敦煌千佛洞壁画摹本展览的张民权的信,告知展览反响很大。中共领导人和大后方文化界进步人士、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等人对他们在边陲戈壁滩保护祖国艺术遗产所做的工作表示支持和赞扬,郭沫若观后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两首热情洋溢的诗歌。

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给常书鸿他们以莫大鼓舞。

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接管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汇来一笔经费。常书鸿处于双重喜悦之中,准备重整旗鼓,大干一番。但又面临新的问题:一些家在敌占区的职工,多年没回家乡了,想尽快回家乡去和亲人团聚;有的不安心边陲工作,想乘机离开,连常书鸿最器重的门生董希文夫妇都提出了辞职申请。一时间刮起“复员”、“散伙”的风潮。更令人生气的是一个原中央通讯社的摄影主任,私自带走了3000多张敦煌艺术照片;一个四川大学美术系教授,偷走了关于“供养人题记”的全部考察资料。对此局面,常书鸿表示:“敦煌石窟艺术是我的生命,决不能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也要与敦煌艺术终生相伴!”1945年冬,为了落实研究所接管关系和解决人员问题,常书鸿带了女儿沙娜、儿子嘉陵赶赴重庆。临走时他把所内事务交给了留下的两名老工友。

经过两三个月的奔走,1946年5月间常书鸿找到了刚从延安参观回重庆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他在听取了常书鸿的汇报后,对常孤军奋战、忠于职守、献身敦煌艺术事业的精神,表示十分钦佩和赞赏,并答应马上帮助解决增加人员、购置设备等实际问题。常书鸿重新招聘了专业人员,购置了小型发电机、绘画用品、图书资料等,于6月中旬,乘坐研究院拨给的一辆美制十轮卡车,重返敦煌。

1946年中秋节前夕,常书鸿回到莫高窟,留守的两名老职工流着眼泪迎接他们。老窦和老范敬佩地对常书鸿说:真没想到你一家还能回来,我们还以为你和其他走了的人一样,找好地方去了呢!

常书鸿总结了经验教训,改变了工作方法,亲自过问大家的衣食住行。他雇用老农专门为所里种菜,请来较好的厨师给大家做饭,还组织大家因地制宜地开展文体活动,使研究所在寂寞的荒漠中充满了朝气。

1947年夏,研究所又增添了一批年轻人,他们是国立重庆艺专的毕业生,其中包括李承仙。李承仙听人介绍常书鸿的经历,她既同情又钦佩,经常书鸿的好友沈福文、学生毕晋吉牵线,决定去敦煌和常书鸿并肩战斗,并于1947年9月与常书鸿结婚。

常书鸿根据现有的人力,把壁画临摹分为客观临摹、复原临摹和整理临摹三种。强调逼真,不盲目追求好看;强调研究价值,不追求表面华丽。到1948年初,他们按计划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选》《历代藻井图案选》《历代飞天选》《历代山水人物选》《历代服饰选》《历代佛光图案选》《历代莲座图案选》《历代线条画选》《历代建筑资料选》,以及《宋代佛教故事选》等十几个专题的编选工作,共选绘了壁画摹本800多幅。

为了宣传介绍敦煌,使保护、研究敦煌的工作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和支持,常书鸿于1948年初向教育部写报告,建议壁画摹本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展出,然后再到国外展出。1948年7月,他接到教育部通知,同意他的建议,并提出8月先在南京展出。常书鸿携带各时期壁画摹本500多幅,经西安转赴南京。8月22日《敦煌艺展》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幕。外交部、教育部联合邀请外国使节前来参观,其中有美国的司徒雷登、法国的戈斯默等人。8月28日,冒雨前来参观,于右任、陈立夫、孙科、傅斯年等陪同。于右任为展览题词:“常书鸿先生主其事於兹六载,常先生及研究所同仁不避艰苦于大漠风沙之中,为保存此无上国宝而努力,兹以其成绩晋京公展,因志数语用伸嘉佩。”

南京展出后,展览移至上海,在大新公司楼上展出一周,参观的人很多。展出不久,敦煌图案的风格式样就在上海出产的轻工业品中反映出来。

在展出期间,常书鸿收到一些关心敦煌石窟艺术者的信,信中说:“现在蒋帮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努力保护敦煌艺术宝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敦煌艺术。”这些信引起常书鸿的重视。

当时上海的出版技术不错,常书鸿想借机将展品中较好的作品彩印出版。但教育部没有经费,只好求助一些热爱敦煌艺术的进步人士。董希文的姐夫、上海建业银行经理黄肇兴愿意出资成全此事,终使出版落实。在制版期间,教育部曾命令常书鸿从速把全部展品运往台湾展出,常书鸿以制版未完相搪塞,同时连夜将摹本包扎好,分别交给李承仙在上海的姐夫和在杭州的大哥,帮助隐藏起来。很快,常书鸿托人买到了去兰州的飞机票,立即离开上海,于1948年11月初回到敦煌。

1949年秋,常书鸿的二女儿沙妮得了急病,因交通不便,无法送医院抢救,五天后死在莫高窟。常书鸿夫妇悲痛万分。

这时政府已到穷途末路,甘肃省的官僚们正收拾金银财宝准备出逃,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杀人。为防止残匪和当地土匪破坏、抢劫文物,常书鸿组织了保卫小组,日夜值班,并在山口岩边设置岗哨,还在石窟内储备干粮、咸菜和水缸,准备了步枪、石块、沙袋等,他们下定决心,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拼死也要保卫石窟。他们焦急地期待着早日到来。

矢志不移,发扬光大石窟艺术

1949年9月28日,塞外古城敦煌宣告解放。29日,张献奎团长和戚成德政委,率部队乘三辆大卡车来到莫高窟。常书鸿向他们简要地介绍了研究所的情况,并带领他们参观洞窟。张团长和戚政委对研究所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还给常书鸿带来了以郭沫若为首的北京文化界向全国文化界发表的宣言,号召文化界向共产党靠拢,加强思想改造,跟上形势的发展。常书鸿感动地对张团长说:“谢谢你,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精神食粮。”

几天以后,常书鸿接到刚成立的敦煌县人民政府的请柬,邀请他去县城参加军民联欢会,驻敦煌的骑兵师还专门派警卫员用马来接他。这一天常书鸿生平第一次和战士们一起尽情地扭起了大秧歌。

新中国开国大典刚过,常书鸿就收到了郭沫若从北京发来的慰问电和郑振铎热情洋溢的来信。接着,又陆续收到了来自全国不少大城市的慰问信和书籍、学习材料,其中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等。常书鸿深受鼓舞,当听说进军新疆的部队需要大幅领袖像时,他和妻子李承仙主动精心绘制了多幅和朱总司令像,送给前方部队。

1950年10月,常书鸿接到通知,要他和赵望云、张明坦一起去西安参加西北文艺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到达敦煌县城时,又接到郑振铎的急电,要常书鸿携带展品去北京筹备敦煌文物展览,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了开会进京两不误,常书鸿只身骑马连夜赶回千佛洞取展品,又于黎明赶回县城,赶上去西安开会的汽车。

常书鸿在西安参加西北第一次文代会,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文艺方针的理解,初步懂得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1951年1月,敦煌艺术研究所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参加西北文代会后,常书鸿立即赶往北京筹备敦煌文物展览,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于1951年4月安排就绪。这次展览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定名为《敦煌文物展览》,展览设在故宫午门楼上,共展出文物、文献、壁画摹本1220余件,是历次展览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1951年4月7日,总理参观展览,常书鸿亲自担任讲解。一见面,就紧紧握住常书鸿的手亲切地说:“早已知道你了!”“记得还是在1945年,我在重庆七星岗也曾看到你们办的敦煌摹本展览会”,“但那次只有一二十件展品,现在规模大得多了!”常书鸿一一讲解,详细观看并不时发表意见。最后总理说:“通过看你们精心摹制的临本,使我如同到敦煌石窟中去了一样,大开眼界。你们多年来在沙漠中艰苦劳动是值得称道的。”并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保护研究敦煌文物一辈子。

这次展出引起首都中外人士的极大关注,每天参观者络绎不绝,外交部还特定一天专门接待外交使节和国际友人。热情的观众纷纷留言,赞扬敦煌成就,谴责帝国主义的罪行。全国各报刊、杂志纷纷撰文介绍和评论敦煌艺术,一时掀起了敦煌热。展览会结束前,中央人民政府向研究所全体同志颁发了奖状和奖金。奖状由郭沫若亲自书写:“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所长常书鸿领导下长期埋头工作,保护并摹绘了一千五百多年来前代劳动人民辉煌的艺术伟制,使广大人民得到欣赏研究的机会。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表扬的。特发奖状,以资鼓励。”

1952年9月,常书鸿参加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组织的炳灵寺石窟勘察团,任副团长,对炳灵寺石窟进行了全面考察。在这里常书鸿发现了北魏延昌二年曹子元的造窟题记,是全国所有石窟保留最早的题记,唐开元十九年的“灵岩寺记”石碑,明代藏文写经29种。这些重要发现使他们忘记了一切疲劳和危险,经过10多天的艰苦考察,基本弄清了炳灵寺石窟的历史和现状,有史以来第一次对窟龛进行了编号。

1952年10月,西北文化部决定,由常书鸿组织麦积山勘察组,到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进行首次勘察。常书鸿率勘察组于1952年11月1日出发,经30多天的勘察、摄影、测绘和重点临摹,对麦积山190多个洞窟作了全面勘察、测绘和重点临摹。

1953年6月,根据中央文化部的指示,常书鸿参加新疆文物调查组,任副组长,赴新疆考察石窟。考察历时6个月(6月18日至12月4日),行程5万余公里,是历次考察中时间最长,走路最多,经历最复杂,收获最大的一次。常书鸿极其重视这次调查的丰硕成果。他回敦煌后,在主持莫高窟工作的同时,挤时间(每天清晨五至八点)来整理、研究新疆石窟艺术的材料,撰写书稿。每一部分的草稿都先后经过数十次的反复修改补充,最后积累的手稿几达百斤之重。经过三年含辛茹苦的笔耕,于1957年完成了《新疆石窟艺术》(包括石窟内容调查)的初稿。从中国石窟艺术发展的历程来看,新疆石窟是敦煌石窟的先驱,常书鸿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是它追本溯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了敦煌石窟艺术,同时,探索了中国佛教艺术在创始和发展过程中演变的情况,阐明中国各族人民如何在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基础上吸收和融化外来文化的因素,从而丰富了艺术创作的园地。1996年,《新疆石窟艺术》作为常书鸿的遗著,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著名学者季羡林、冯其庸为本书作序,高度评价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

关于莫高窟的工作,常书鸿完全贯彻文化部的指示:临摹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是研究所的基本工作,临摹就是通过艺术实践,深刻地学习和体会艺术的传统。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和锻炼的过程,是学习艺术遗产、推陈出新的依据。因此,有计划有重点的临摹必须坚持下去。常书鸿从实际出发,有计划地组织所内有关人员,从1953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临摹与研究工作。文化部专门拨给他们石青、石绿、朱砂、贝粉、赤金等贵重颜料,要求临摹应原大原色、客观逼真,并作记录性的全面摄影。

经过10多年的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共临摹了北魏、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时代的壁画代表作品1300余平方米,选用这些摹本在国内外举办展览30余次,受到国内外艺术家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被誉为临摹工作上的创举。

1954年春,常书鸿向文化部提交关于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总结与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报告,得到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批示。文化部拨专款为研究所购置了发电机、电影放映机、儿童生活用品和玩具,配备卫生员,办起托儿所。还拨给一辆带拖斗的吉普车,架设了从敦煌县城到莫高窟的电话专线,为千佛洞安装了电灯。全国各地大专院校陆续为研究所送来一批大专毕业生,充实了专业队伍。

从1954年起,在大规模临摹的基础上,常书鸿大力抓研究工作。他要求每个临摹工作者,把临摹和研究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对自己所临摹壁画的主题思想、时代内容、艺术风格等进行研究,并写出论文。1957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以“敦煌艺术小丛书”的形式将这些研究成果出版,共13册。

1956年7月1日,党组织经过几年的考察、了解,批准常书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12月中旬,常书鸿与康大川、李承仙、崔太山组成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工作团,赴日本访问展出。当时中日尚未正式建交,展览会由日本每日新闻社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主办。“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自1958年1月5日到2月16日在东京和京都两地展出33天,展出壁画、彩塑摹本及摄影作品300余件,共有观众10万多人次,最多的一天达到9300多人,卖出展览会目录3万多份。这次展览对提高中华民族的威望,增进日本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具有重大意义。

1958年夏,常书鸿利用铁道部领导人来莫高窟参观的机会,向他们反映石窟的危险情况,请求他们帮助勘察地质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对石窟群进行加固和保护。铁道部领导当场批准,回去后马上派来了勘测队,无偿地对莫高窟从南到北进行底层的电测和地形测量,绘制详细的立面、平面测量图,探查岩层情况,进行因风化沉降而产生裂缝的险象观测,全面地找出石窟群存在的病害,为抢修、加固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的关怀下,1962年8月中央派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率“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组”来敦煌。经过15天现场考察、听取汇报、研究讨论,解决了机械固沙问题,作出了抢修石窟群地质危险部分的方案。中央工作组回北京后,在国务会议上汇报了调查情况,提出对石窟进行全面抢修的建议。亲自批准拨巨款进行全面维修,并决定由铁道部承担设计施工任务。工程自1963年开始,分三期进行,至“”前共加固了195个石窟,制作7000多平方米的挡墙砌体和梁柱,对363米的岩壁作了彻底加固,还按照需要加长了甬道,更新了风化的岩壁,解决了洞窟上下三、四层之间的往来交通问题,为莫高窟的永久性保护打下基础。

“”期间,莫高窟被某些人称为“魔窟”,保护敦煌艺术被说成保护封建迷信。常书鸿被打成“罪魁祸首”,被抄家、批斗、审查、劳改至1972年。常书鸿虽一时不能理解,想不通,但他对党没有怨言,他相信“”的错误做法不会长久,党和人民迟早会纠正的。他没有放弃对敦煌艺术的痴心,而是利用经常去各窟打扫卫生的机会,对各窟仔细观察、反复琢磨,弥补了原来观察不细的欠缺,并发现了壁画变色等新问题。

1972年初至1978年10月,常书鸿虽已“解放”,但没有恢复职务,在这种情况下,他抓紧时间进行油画创作和撰写论文。几年中,他创作了大型油画20余幅,撰写论文十多篇。1975年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撰写《敦煌艺术》一书,1976年为《人民中国》撰写《敦煌的风铃――三十六年敦煌话沧桑》一书,并与李承仙合作为甘肃省委礼堂、绘制、巨幅油画像各两幅。

1978年10月,常书鸿恢复所长职务。他首先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尽快恢复研究所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接着制订新时期工作规划。他组织所里人员,为出版5卷本《敦煌莫高窟》作准备,包括选择壁画、彩塑代表作,拍摄照片,编辑、撰写文字材料等。接着又与国家文物局和新华社一起,采用自然反光方式,拍摄了数千张石窟艺术照片,作为资料保存;与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莫高窟第45窟彩色记录片;组织所内精选1500余幅壁画照片,交文物出版社出版。

1979年,文化部黄镇部长来敦煌视察工作,常书鸿向他汇报40年来莫高窟壁画变化情况,并根据参观人日益增多的情况,提出分级开放参观的办法,即急需保护的7个洞窟,要经过国家特许才能参观;一部分有特殊研究价值的洞窟,仅供专业研究人员参观;其余部分对外开放,供广大群众参观。这个建议得到黄镇的赞同。

1982年3月,组织上考虑到常书鸿年事已高,调任他为国家文物局顾问,兼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

常书鸿退居二线后,把主要精力用于绘画创作和整理文稿。10年中他创作各种画50余幅,其中用两年时间创作的《丝绸之路飞天》障壁画、用三年时间创作的《敦煌舞乐和飞天》四联画以及《梅花欢喜漫天雪》和《攀登珠峰》等,都是大型珍品。他整理和写作了《新疆石窟艺术》《我与敦煌》《敦煌艺术》《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等著作。这些著作对敦煌艺术的产生与发展、敦煌艺术的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敦煌艺术的风格与特色、敦煌壁画的内容与形式、敦煌艺术的价值与研究的意义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敦煌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1984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召开庆祝会,祝贺常书鸿80寿辰和从艺6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为他题词:“四十面壁荒沙里,绝代飞天众望中”。

为了敦煌事业,常书鸿饱经磨难,吃尽了苦头,但他始终如一,无怨无悔。他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我生命的长河中,一大半献给了敦煌,献给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敦煌事业。无论是在戈壁滩上,还是在异国他乡,使我魂牵梦绕的就是你――敦煌。”“回首已过去的人生,我自豪地认为,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常书鸿教育家人也要和他一样为敦煌事业献身。他的夫人李承仙与他为敦煌事业并肩奋斗近50年。他的女儿常沙娜13岁随他在敦煌学习临摹壁画。在敦煌出生的他的儿子嘉煌,大学毕业后按照他的希望,去日本留学10年,寻找在中国已经失传的传统绘画技法,回国后本可留在大城市工作,但还是根据常书鸿的嘱咐去了敦煌。常书鸿在90高龄之际,写信给主席,恳请中央允许妻儿继承他的事业。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在度过了90寿辰之后,因病医治无效,带着对祖国、对敦煌的无限眷恋而与世长辞了。海内外各界人士沉痛悼念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的唁电雪片似地飞来,总书记致唁电,深表哀悼。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送挽联:“无私艺术风范,与世长存不朽。”

根据常书鸿生前的遗嘱,他的部分骨灰送回敦煌莫高窟,埋在他居住了几十年的中寺院内自己栽种的梨树下;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墓碑题词:“敦煌守护神”,实现了常书鸿所说的“敦煌啊,敦煌!我永久的故乡”的宿愿。他将永远与挚爱的敦煌艺术宝库相伴!

参考资料:

①《常书鸿年表》,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

②常书鸿收藏的题词原件。

③常书鸿:《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④高屹、张同道编译:《敦煌的光彩――池田大作与常书鸿对谈、书信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⑤《艺风》杂志1934年第2卷第8期。

⑥常书鸿:《关怀敦煌文物工作》,《甘肃日报》1977年1月7日。

(责编 曲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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