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人说明义务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逻辑关系分析

摘要：《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了保险人在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对格式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的义务，并规定了保险人未尽此义务的法律后果――“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各方对于保险人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最终效力的逻辑关系问题存在诸多争议。2013年《〈保险法〉法释（二）》的出台并未能使该问题得以彻底明晰。文章基于兼顾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视角，提出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与否并非是认定免责条款效力的最终依据，而应通过对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和对免责条款内容公正性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来最终确定。

关键词：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说明义务；效力认定

保险纠纷中，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对于保险人的赔付责任及赔付数额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是纠纷双方最为常见的争议焦点。学者曾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年复查的1 000余件保险纠纷案件为分析样本考察保险纠纷争议焦点的分布情况发现，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为争议焦点的案件占比约为60%。足见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认定对于纠纷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之卓著。

我国《保险法》有关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规则被规定在第17条第2款：“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上法律规则确立了保险人对于格式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并规定了保险人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该条文的立法意旨在于敦促保险人在保险营销中就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内容向投保方进行明确的提示和说明，使作为非格式合同提供方投保人能够充分了解条款内容、在不存在误解的情况下订立保险合同。然而，审判实务中，该条款的法律适用仍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关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一、 问题的提出：如何认定保险人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的逻辑关系？

根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保险人对于免除其责任的条款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在法律适用中，应如何理解“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含义？是否保险人一旦未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即导致免责条款“无效”；反之，若保险人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是否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便“有效”？笔者通过考察从北大法意中收集的大量保险纠纷案件裁判文书发现，不仅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颇为混乱；司法裁判中，法官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导致相似案情的裁判结果迥异，严重危害司法的公正与权威。保险诉讼中，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等同于“无效”的观点频繁地被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提出，无论何种性质的免责条款，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均以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而主张免责条款无效。在举证责任由保险人承担的情况下，若保险人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明确说明义务，有些判例便支持被保险人的主张。这导致一些法定免责条款也因为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的瑕疵而丧失效力。如在车险合同领域，保险人因未对“投保人醉酒驾车保险人免责的条款”进行明确说明而败诉的报道屡见报端。而在另一些情形下，一些被投保人视为霸王条款的免责条款又经常因为保险人已尽到明确说明义务而被判决有效，如车辆损失险中的“无责不赔”、“高保低赔”等条款。

这些裁判结果不禁引人质疑：法律明文规定的规则仅仅因保险人未进行说明便归于无效，这是否与法律的普遍约束力原则相违背？而另一些显失公平的免责条款仅因为保险人对此充分说明法院即承认其效力，是否又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应如何正确理解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合理答案不仅可为司法裁判提供借鉴，也有助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及帮助保险公司规范保险合同条款设计、减少诉累。

二、 2013年《〈保险法〉法释（二）》给出的答案及留下的悬念

2013年3月，最高院出台了《〈保险法〉法释（二）》（以下称“《法释（二）》）”，对这些问题给出了部分答案。《法释（二）》第9条第1款和第2款用正面定义与反向排除相结合的方式界定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此外，对于法定免责条款与说明义务的关系问题，《法释（二）》第10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法释（二）》的上述规定为法院对于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提供了指引。其一，通过对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进行界定，间接明确了保险人需要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保险合同条款范围。《法释（二）》将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因投保方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保险人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排除在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之外，意味着保险人签订合同时对于这些条款按照《保险法》第17条第1款对于一般格式条款的要求进行一般性说明即可；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范围仅限于这些条款之外的格式合同文本中“责任免除条款”及其它具有实质减免保险人责任效果的条款，如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

其二，《法释（二）》明确了法定免责条款不因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而无效。我国《保险法》多个条文明确规定了保险人不承担或减轻保险责任的情形：如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出险通知义务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无法确定等等。只要出现这些法定的免责事由，保险人赔付责任即告解除，不因为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而丧失对抗力。现实中，保险人设计格式合同时通常将《保险法》中规定的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直接纳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法释（二）》如此规定是因为这些法定免责条款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既不能因当事人协商而改变，也不应因为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而被剥夺法律效力。否则，会产生任何人均可以其对于法律的无知而提出抗辩或法律规则不经向当事人说明就不生效的荒谬后果，甚至会助长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道德风险，与保险的基本功能相悖。

《法释（二）》的上述规定对于法院在司法审判中认定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提供了指引。综合分析《法释（二）》第9条和第10条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的情形下，法定免责条款与合同中约定的因投保方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条款不因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而无效。但《法释（二）》也留下一些悬念：如，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情形下，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是否自动生效？若保险人缔约时对于免责条款未尽说明义务，保险合同期间、保险事故尚未发生时，投保人是否还有其它救济途径？《法释（二）》并未能对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给出完整的答案。

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结合《保险法》、《法释（二）》以及《合同法》、《民法通则》等一般法的相关规则对于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其结论不仅可以为保险司法审判工作提供借鉴、为保险公司拟定合同条款及保险展业提供参考，也可为保险监管部门审查备案的保险合同条款及监督保险人合规经营提供启示。

三、 现有法律框架下保险人说明义务与免责条款效力的逻辑关系分析

对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司法认定中，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缺一不可、不可偏废。《保险法》对于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是从“程序正义”的角度保护投保人的知情权；而同时《保险法》及《合同法》等一般法也对于合同条款内容的“实质正义”有所要求。因此，本文认为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履行与否并非是认定免责条款能否产生法律效力的最终依据，免责条款的效力应通过对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和对免责条款内容的司法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来最终确定。

1. 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情形下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保险人缔约时若已向投保方就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应首先采用合同法的“条款订入合同理论”，认定当事人在订约时已经意识到免责条款的存在，并就此达成了协议，免责条款就此成为了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然而，这一认定仅是这些免责条款生效的前提条件，订入合同的免责条款只有经过法院对其内容审查认定有效后，方产生法律约束力；反之，若免责条款的内容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则保险人不能以此对抗被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内容公平性的审查是认定免责条款法律效力不可或缺的步骤。对此，《保险法》第19条与《合同法》等一般法规则均可成为认定依据。

（1）适用《保险法》第19条审查条款内容的公平性。《保险法》在第17条规定了保险人说明义务之后，《保险法》第19条又规定，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以及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这一条文是审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重要法源依据。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内容实质上“免除了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加重了被保险人、投保人责任或排除其依法应该享有的权利”，即使保险人缔约时以对此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说明，仍不能以该条款对抗被保险人。以《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先行支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为例，保险实务中，很多保险合同将“存在第三者责任”的情况作为免责事由。如车辆损失险合同规定的“无责免赔”的条款“保险车辆方无事故责任的，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该条款实质上违背了《保险法》有关保险人应先行给付保险金的规定，属于免除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应认定为无效。

（2）适用一般法规则审察条款内容的公正性。除《保险法》第19条之外，认定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时，《合同法》、《民法通则》对于合同条款效力的规定也应予以考虑。如《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一项法律行为生效的要件之一是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这是对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内容的要求，而保险免责条款自然也不得违背这一要求。因此，即便免责条款经保险人明确说明成为保险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但若其内容违反了保险法之外的法律或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也应依法认定为无效条款。此外，《合同法》第52条列举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中，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合同无效。因此，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也应认定无效。如《保险法》第26条第1款规定被保险人进行索赔的诉讼期限为2年。本条款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而如果某机动车保险合同规定投保人应在交通事故处理结案起10日内向保险人提供相关单证，否则保险人有权拒赔，则该条款应认定为无效。

2. 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情形下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同理，若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这些条款则被视为未订入保险合同，但其规定的内容并非一定无效。而应依据《法释（二）》的精神，依据免责条款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此外，在因保险为未尽明确说明义务而导致投保人谛约时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的情形下，《保险法》对此未作特别规定，此时应依据一般法规则为纠纷处理依据。

（1）不同类型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如前所述，根据《法释（二）》的规定，如果属于一般的约定免责条款，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但若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内容涉及的是对于法定免责条款的重复或是约定的因投保方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保险人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这些条款不应因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的程序性瑕疵而丧失法律约束力。

（2）保险事故发生前免责条款效力的认定：一般法规则的适用。以上关于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时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的探讨主要针对保险事故已经发生的情形。然而，若保险人缔约时对于免责条款未尽明确说明义务导致投保人存在重大误解，合同期间内保险事故尚未发生时，投保人是否还有其他救济途径？《保险法》对此并未进行规定。此种情形，笔者认为，若保险人违反明确说明义务导致投保人决定缔约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应适用《合同法》第54条与《民法通则》第59条，赋予投保人申请变更或撤销保险合同的权利。

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不仅关涉投保人缔约时的“知情权”，也可能关系到其缔约的“决定权”。在某些情形下，保险人故意不对某些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这可能会使投保人对于合同内容存在“重大误解”，而这些因素又对投保人最终缔约起着决定性作用。此时，应认定投保人缔约意思表示存在瑕疵，保险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投保人既可要求对合同进行变更、补正使之生效，亦可申请撤销合同。在投保人选择申请撤销保险合同的情况下，投保人除了有权要求保险人退还全部保费外，还可依缔约过失责任保险人。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为先契约义务，因此，在此情形下保险人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四、 结论

综上，司法审判中，法院在认定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的最终效力时，不仅需要审查保险公司在签订保险合同时是否对这些条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还要审查免责条款内容本身是否公平，这两项标准缺一不可。

这一结论也可给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及保险监管部门的监管工作带来若干启示。首先，对于保险人而言，需要遵循公平原则拟定免责条款，并在与投保人缔约时对这些条款进行明确说明；否则，不仅可能因为免责条款无效而承担赔付责任，也有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风险。其次，对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而言，对于保险合同中显失公平的免责条款，可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利益。

再次，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在审批保险公司呈交的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时也应加强对其内容公正性的审查。此外，保险法《法释（二）》第10条对于法定免责条款不因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而无效的规定，也可能造成保险公司认为既然将这些法定免责条款纳入保险合同与否均不影响其效力，则没有必要将其写入合同并履行说明义务。但现实中，由于投保人知识水平的差异，并非所有投保人均全面清晰地了解这些法定免责条款的内容。若保险人不将法定免责条款订入合同或者不进行明确说明，将严重影响投保人对其权利义务的认知。对此，保险监管部门应通过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保险人应将法定免责条款订入合同，以充分保证投保人对于法定免责条款内容的了解。

参考文献：

1. 汤小夫，刘振.保险免责条款效力认定中的20个审判难点问题.人民司法，2010，（15）.

2.刘建勋.格式保险合同之免责条款说明生效要件规则的限制适用.人民司法，2012，（7）.

3.肖和保，杨佳媚.论保险合同之射幸性――兼评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之正当性.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1）.

4.杨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1.

5.刘东平.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位论文，2006.

6.李亚敏.我国保险资金运用问题研究.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07.

基金项目：2012年度上海市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课题项目（项目号：ZZHD2F12006）；华东政法大学2012年度科研课题（项目号：11H2K03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2012M511068）；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姜影，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国巴黎东部大学法学博士。

收稿日期：2014-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