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尖上的中国

导演李斌作为曾经的河南南阳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为了纪录片梦想从体制里走出来，一部《针灸》今年在优酷网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同时采用单反相机作为拍摄用机，这在过去的纪录片拍摄中也是难以想象的，这些都让这位中年导演走了一把时尚路线。对比于《舌尖上的中国》的标题，《针灸》的视角贴近生活却截然不同，他选择了西安一家民间中医武耀成的诊所和其诊治的病患作为观察对象，不同的观者可以从各自的角度解读出不同的观点，是一部深刻反映当下一部分中国普通民众生活状态的佳作。本刊邀约到李斌导演撰文分享他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心路历程，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影像来关注我们的生活，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合上笔记本电脑，长出了一口气。4个小时的纪录长片《针灸》终于完成。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一年的前期调研，一年的蹲守拍摄，半年的辛苦剪辑，终于结束了。

仰天无泪，笑对人生。面对一个小小的社区诊所，100多个病人的真实记录；面对一个个无奈艰忍的面孔，一浪浪撕心裂肺的嚎哭，把我一次次从梦恶中惊醒，屡屡反思，要把这些呈现给世人吗？这个社会，人们已麻木，他们不愿去看望苦难，一听到哭声都会捂起耳朵，何必自讨没趣呢？于是决定痛下杀手，砍掉了大量地哭号，努力寻找没有泪水的笑脸。

认识武耀成是在2012年夏天。那时正准备赴陕北神木拍摄环保纪录片《湖殇》。临行前，司机王师傅突患腰椎间盘突出，疼痛难忍，无法行走。我和徒弟架着他来到武大夫诊所扎针灸，武大夫一针扎在他的屁股上，王师傅惊声惨叫，从病床上一跃而起，我大为惊讶，针灸有这么神奇吗？

我从事电视工作也有20年了，见过很多中医，从未有如此体验，于是与武大夫攀谈起来。中医的深奥在武大夫这儿变得通俗易懂，比如说中药为什么要放蝎子、蜈蚣？因为过去生活困难，病人们营养不良，蝎子、蜈蚣是高蛋白，能补充体力。再比如所谓其经八脉，各种穴位的物质存在是什么？从解剖学上解释就是神经和神经结。这些武氏理论估计会在中医界引起激烈争论，但让我这个外行人一下子听明白了。再复杂的科学也可以用最简单的道理讲明白，武大夫是个明白人。

后来武大夫给了我一本他写的书，已经印刷成样书，没有书号，书名叫《不要因为伤害就放弃善良》，写的是他20多年的行医记录，有100多个小故事，20万字。粗粗翻了一遍，虽然文笔差点，有些流水账的感觉，但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当时就想：如果这些故事都用影像记录下来会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于是存了这份心，后来就一直忙，先去了陕北，又去了巴黎，拍片子，卖片子，参加评奖展映，后来完成了《远去的家园》，又完成了《湖殇》。一番忙碌之后，人一下子空下来，突然想起了武大夫，是时候看看他了。

武耀成今年40多岁，是一个从部队复原的退伍军人，他的外公是旧时的老中医，骑着毛驴，驼着中药走乡串村，赊药看病。武耀成依靠祖传的针灸术，在西安一个部队医院的针灸科服役，复员后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开了一个针灸门诊。

因为太年轻，得不到病人信任，来找他看病的人很少。于是他在诊所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先看病，后收钱，看不好不要钱。周围看不起病的人们纷纷上门，病人越来越多，对一些家庭特别贫困的病人，病看好了武大夫也不忍心收钱。所以当地的老百姓称他为“穷人大夫”。

2000年，他荣获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称号，引来当地媒体报道，武大夫在当地名气越来越大。但也就在这一年，全国整顿私人门诊，卫生局收回曾发给他的行医执照，要求他参加专业资格考试。武大夫生性叛逆，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他对当前的中医理论嗤之以鼻，认为其是故弄玄虚。他认为针灸其实是兴奋神经和抑制神经，所以他拒绝参加考试，于是他的行医执照被吊销，诊所被列为“非法诊所”，但因为他在当地名气大，卫生部门对他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发展。

武大夫上午坐诊，下午出诊。每天来就医的病人有50多人，有小到刚出生的婴儿，大到80多岁的老人；有一夜之间因病返贫的农民，也有马上高考却得了落枕的学生；有被村长欺负的寺庙方丈，也有刚生了软骨病婴儿的小夫妻。我在这里看到了中国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

武耀成自己最大的烦恼是两个女儿都没有户口。大女儿今年12岁，出生时因为武耀成和媳妇没有办结婚证，导致孩子无法报户口；小女儿今年6岁因为超生没有报户口。随着两个孩子长大，今年到了上小学、上初中的年龄，户口这个问题成了武耀成头疼的大事。武耀成去找学校、派出所、民政局等相关部门解决问题，但陆续碰了钉子，被要求交26万元的罚款后才可以上户口。武耀成没有这笔钱，面对老婆孩子埋怨的目光，他又不忍心向那些贫穷的病人收钱，终于他下了决心，关闭诊所，弃医从商。

在武大夫诊所拍摄了两个月后，我把素材剪成5分钟的片花，开始为片子寻找资金。在参加完一个投资纪录片的提案会后，得到了一家海外基金会的认可，他们承诺给予一定的资金扶持，于是签了意向书满心欢喜地回到西安继续拍摄。可是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逝去，资金却迟迟没有到位，投资方以各种理由推托，而摄制组的三个成员都是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没有资金，我不得不让他们离开，自己一人架起机器，举起话筒，因为一件事情，既然做了，就得把它做完。

家在咸阳农村的牛蛋，是一个脑神经紊乱患者，今年26岁。他无法控制他的头部和四肢。2011年，大姐患白血病去世，沉重的打击让63岁的母亲中风偏瘫，一家人靠政府每月发给的200元低保生活。武大夫说要免费给他们看病，建议他们住到附近的小旅社，那里一个房间一天只要20元。牛蛋一家匆匆离去，再也没有消息，这让我们很纳闷：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后来才知道牛蛋回家后找二姐要200元，二姐不给，两人打了一架。没办法，我和武大夫开车去把这一家人接过来，给他们付了房租和生活费，一边给他们看病，一边教牛蛋的父亲扎针。

武大夫每天下午都要到李军霞家，给她的儿媳妇扎针。68岁李军霞和武大夫相识20多年，“”时因为老伴被打成，一家人饱受。90年代以后，唯一的儿子和儿媳外出打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2012年冬天，一家人欢天喜地张罗着起新屋盖新房时，儿媳妇却突发脑梗塞，送到医院抢救，一夜之间背负上16万元的外债。为了还账，两个孙子辍学去外地打工。麦收的时候，两个孙子回来了，武大夫给他们就近找了个工作，这样方便照顾家人，没想到两个孙子都拒绝了，理由是他们想当老板，赚大钱。

子怡是一个3岁小女孩，先天性软骨病。她的母亲早年在深圳一个鞋厂当油漆工，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就得脑积水去世，子怡是第二个孩子，出生六个月后，母亲发现孩子得了软骨病，四处求医无果，找到了武大夫。对于这样的疾病，针灸也是爱莫能助，子怡的父母开始商量把孩子送到福利院，然后再生第三个孩子。得知消息，武大夫急忙通知我赶往子怡家，告诉子怡的妈妈，孩子的病根极有可能是母亲的职业，即使遗弃了子怡，第三个孩子还可能有问题。一句话惊醒了子怡妈妈，于是她去西安的一家职业病检测机构做职业病检测，但是这家机构坚持要子怡妈妈拿出用人单位的同意书，否则不给做检测，这样的状况让大家都很无语。子怡和她妈妈后来再也没有消息了。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故事是我呆在诊所一年亲眼目睹的，这就是现实生活。然而生活一直在继续，我的拍摄不得不结束了。2014年春节，在一场大雪中拍摄结束。

面对近百小时，2T的视频素材；面对这些沉甸甸的历史，它让我陷入思考：究竟是人病了，还是我们这个国家病了？一位卫视的纪录片栏目制作人听了我讲述的故事，不屑地说：“这种事，我们电视台播了很多，不新鲜了。”我说：“咱们角度不同，你们拍的是个体，宣扬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拍的是群体，他们在无奈中挣扎！”

过了年，优酷纪录频道的主编李贤先生和我谈起《针灸》这部纪录片，他认为如今的独立纪录片节奏慢，篇幅长，收视率不高，建议我把《针灸》剪成一个20分钟的小短片，分集在优酷纪录频道播出。没想到，《针灸》20分钟的预告片在优酷一经推出，就得到网友的热捧，从4月初到9月初，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播出一集，一共播了12集，目前点击率直奔百万而去。很多网友成了针灸"粉丝"，说他们有一种追看美剧的感觉，还有不少网友从全国各地赶到武大夫诊所拜师。

我希望武大夫能教出更多的有良心的徒弟来，这也许就是这部纪录片存在的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