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文源带走了最美妙的声线

对于盖文源先生来说，通过调整气息的震动和胸腔的共鸣，他可以成为各种不同的人。在压低声音吐出深沉字句时，他是被缚的斯巴达克斯；在粗着嗓子喘气般地说话时，他是小屋里的汤姆叔叔；而在长达5分半钟的时间里以戏谑的口吻进行连珠炮般的独白时，他是在黑暗里微笑，永远漫不经心的奥逊·威尔斯。他还可以是不羁的鳄鱼邓迪，虎口脱险的阿赫巴赫少校或者是伦敦上空的老鹰——乔治·泰勒。

他是浑厚宽广、充满了银幕荷尔蒙迷人声线的拥有者，也许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第三代最好的男中音。他学习过声乐，出演过话剧，却在1981年他29岁的时候发现，配音演员是能够满足他旺盛的精力和多重人格体验的最佳职业。在那一年的上译厂招考中，他成为了700多人中的唯一幸运者。当时的译制导演苏秀给盖文源写了推荐信，她评价他：“口齿清晰，语言标准，声音好听，既有厚度，又有亮度。”

“一架英国轰炸机夜袭德国，行动代号鸳鸯茶。”——1982年《虎口脱险》的开场白让他正式踏入了译制片殿堂，他希望成为配音艺术家，而不是艺匠。为了让中文台词与原片的演员表演贴切，让人感觉就是外国演员自己在说中国话，他会把影片剪成二三百小段，接成循环，反复地看。

直到1986年，当时的老厂长陈叙一指定盖文源为柯克·道格拉斯配音，于是他配出了自己的成名作品《斯巴达克斯》。影片开始了将近半个小时，斯巴达克斯才对着格斗训练营的教头，低沉地自报家门，声音里带着无限的隐忍和尊严，“—斯巴达克斯”。但很快，盖文源替斯巴达克斯发出了平生第一次怒吼，像是从被践踏的灵魂深处挣扎出来的剑胆雄心，“我不是畜生——我不是，畜生！”

他不属于任何上译厂已经存在的配音范式。他不像邱岳峰的声音有着一种贵族式的颓废，也不似童自荣般拥有精致而华丽的嗓音。与黄浦江边的海派腔调所不同的是，他身材魁梧，是来自哈尔滨的漂泊者，他从未在任何一个地方扎过根，总是备好随时离开的行李箱。他大大咧咧，并没有很多朋友，不曾想过把自己融入任何集体，他嗜酒如命，后来总是在工作的时候迟到。但他一旦身处录音棚，站在话筒面前，他就感到自己徜徉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将那些天马行空、狂放不羁的自由注入一个个伟大而苦难的灵魂。

他擅长诠释那些充满豪气、威风凛凛的角色，就好像他浑厚宽广的声线是天生为这些男人而设置的一样。对他在《少林寺》、《武林志》、《木棉袈裟》、《王中王》、《野鹅敢死队》、《鳄鱼邓迪》和《斯巴达克斯》等影片的配音工作，影评人、乐评人贺秋帆评价道：“他嗓音雄壮，高音亮如小号，而低音区那种带着胸腔震动的共鸣响起时，银幕上的气场会全集中到他这边，其人音域之宽，开张幅度之大，仿佛是帕瓦罗蒂穿越到了夏里亚宾身上。”他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性格带入了角色，似乎正应了音乐学博士蔡振家的观点：“在日常生活中，声音粗哑的男子总会给人勇悍、攻击性强的印象，这样的联想或许可以从生理的角度来解释。”

这让他拥有了具有标志性的嗓音，那个时代忠实的电影观众，听到第一句台词和画外音，或第一声轻轻的叹息的时候，就能分辨出这是哪个配音演员的声音。当人们听到《少林寺》里昙宗方丈那充满盖文源式的低沉的“嗯”的一声，人们就知道，又有哪个坏蛋角色要倒霉了。

然而，带有某种宿命意味的是，他配过的大多数著名的角色，都在电影中走向了末路，不论是斯巴达克斯、汤姆叔叔还是奥逊·威尔斯，仿佛在冥冥之中预示了他的未来。他沉迷于配音的艺术，参加的影片有800多部，在影片虚拟的时空中，他的随性放纵、肆意坦荡被轻易地包容和赞赏，他享受到了一种毫无约束的自由。但这些在现实中并不能被容忍。1995年，由于个性缺陷和酗酒的毛病，加上少数人有意的排挤，他最终承受了严重的后果—被迫从译制厂辞职。而在3年之后，仿佛是上天开的玩笑，他得了“失语症”，让一个以掌控声音的魅力为生的人只能发出诸如“是、对、不、好、咳”等单音节词汇，他的天赋被剥夺了。

接下来十几年的时光他都在上海市一家福利院度过。他并未放弃过重返录音棚的努力，他有一把黄杨木梳子，每天在头部两侧、耳朵背后的语言区反复梳理，他还每天坚持把《新民晚报》报缝中的地址、电话反复抄写，写得异常认真端正，用来锻炼大脑。

2003年，在一次记者来访中，他突然站起身，以一种令人瞠目的方式打破静默，用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念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只要心中有佛，多行善事，不必拘泥小节！”这是《少林寺》中李连杰的师父昙宗师爷的台词，他念得流畅、响亮。他兴奋地想要再来一遍，然而他想了会儿，头一歪，努着嘴嘟囔了一个字：“酒”，就再也没有说出话来。

2013年6月7日，这个曾经拥有无比配音天赋的老人在上海市福利院病逝。世间丢失了一条最美妙的声线。就在上个月，配音演员邱岳峰先生之子邱必昌刚去看望了他，邱问他“要不要喝酒”，他摇了摇头。但当邱去小卖部买回一堆易拉罐饮料让他自己挑选时，他抓了一罐青岛啤酒。临别时他们像老朋友那样握手，他已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