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便车者”:广电传媒体制改革探析

摘要　在中国三十多年的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相对于报业的改革先行，广电传媒更多扮演“搭便车者”的角色。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成本——收益”的分析角度切入，探讨了中国广电传媒改革“搭便车者”角色扮演的成因。广电传媒改革的“搭便车”行为也是广电传媒自身利益博弈的过程。

关键词　广电传媒改革；“搭便车者”；成因；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张莉，武汉东湖学院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教师，湖北武汉430212；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2012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启动已近10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日渐深入，处于文化产业核心层的传媒业改革也依次展开，中国传媒业进入深刻转型的关键时期。期间，出版业率先迈出了转企改制的体制创新步伐，报业也积极制定了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相比之下，广电业的改革步伐滞后，并且仍然停留于机制改革层面，并未真正进入核心制度层面。事实上，在中国三十多年的传媒体制改革过程中，从1978年“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混合型体制的建立，传媒的产业基因被激活从而迈出市场化的步伐，到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集团规模化的建设和资本运营的尝试，再到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的序幕拉开，相对于报业的“改革先行者”，广电传媒一直扮演“搭便车者”的角色。报业改革之所以走在了广电业的前面，陈怀林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制度创新发生的概率取决于潜在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比率。报业成本低于广播电视，而创收收益和成本的比率高于广播电视，这构成了报业改革快于广播电视的一种解释。潘祥辉从政府规制的角度分析认为，在规制者看来，印刷资源没有排斥性，而频率和电波则属于稀缺资源，广播电视的这种“自然垄断行业属性”使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或置于政府规制之下。这便解释了为什么与报业改革相比，广电传媒改革总是趋于保守，这与广电传媒本身的媒介特性有关。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认为，广电传媒改革的“搭便车”行为也是广电传媒自身利益博弈的过程。

一、何为“搭便车”?

“搭便车”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曼柯·奥尔逊于1965年发表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利益和团体理论》(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一书中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在经济学中，“搭便车”一词常指公共品的消费问题。经济学家曼昆为“搭便车者”下的定义为：“搭便车者(free rider)是得到一种物品的利益但避开为此付费的人。”这里的“付费”也可理解为付出代价或支付成本。为解释这个概念，曼昆列举烟火表演为例。由于烟火没有排他性，即使不买门票也能观赏到，因此人们有了成为搭便车者的激励。由于人们有了成为搭便车者而不是成为买票者的激励，市场就不能提供有效率的结果。

二、制度的公共品属性容易导致制度变迁的“搭便车”行为

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公共品的使用具有非排他性，使得人们难以对其收益和成本进行合理地划分，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制度的产权不明晰。产权不明晰就会导致公共品被免费使用，人们无偿使用公共品，并随意将自己的成本和费用转嫁给他人，而这种行为又因为制度产权的不明晰而不会受到惩罚。一旦新的制度产生或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也就是说，人们通过无偿使用公共品获得外部收益，而不用为此支付任何费用或付出代价。制度变迁的“搭便车”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品而产生。“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可以模仿这种创新并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

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是需要通过公开推广来实现其价值。制度同土地、劳动(力)、资本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变量。制度能够通过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给人们提供便利、增加人们的利益。但是，制度创新伴随成本的付出，包括制度设计的成本、制度实施成本以及制度推行过程中的随机成本等等。因此，制度创新是要付出代价的，收益与风险同在。“搭便车”行为逃避了对制度创新成本的承担，却收获了制度创新的收益。“搭便车”行为符合“经济人”的本性，因为“经济人”都希望以最低的成本或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

“搭便车”使交易成本降低，甚至几乎为零，但是这种成本的降低是以创新群体的成本增加为基础的。“搭便车”使创新群体的个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其中一部分收益被“搭便车者”无偿占用，长期以往，创新群体也会失去创新的内在动力，因此“搭便车”最终会造成制度创新的不足。

三、规避风险、降低成本的动机驱使广电传媒改革“搭便车”

建国初，我国新闻事业的载体主要是报业，报业制度的构成模式和内容就是当时中国传媒制度的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起到“标杆”的作用。广电传媒在制度建设方面自然会遵循报业制度的规范，并且这种“模仿的传统”事实上也在中国传媒业三十多年来的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直得以沿袭。

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试错的过程，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改革风险极大，有时可能需要支付高额的成本。当一项新的制度形成并行之有效，后来者就可以通过制度的移植、模仿，节约创新成本和时间成本，避免试错的高额代价，以相对较小的社会成本取得较大的发展收益。在经济利益和规避风险动机的驱使下，模仿行为成为经济活动的普遍规律。报业的市场化、企业化和集团化都比广电业启动得早，一些做法可以为广电业所借鉴，报业改革走过的弯路也可以为广电业所避免。因此，规避改革风险、降低改革成本的动机驱使广电传媒在改革过程中扮演“搭便车者”的角色。

四、“小富即安”使广电传媒难以产生制度创新的需求

混合型体制下的广电传媒身兼双重身份，也收获了双重利益，即“以事业单位之本体，得产业运营之好处，获媒介寻租之便利”。经过数十年发展，广电传媒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改革方式，并没有将广电传媒资源全部市场化，而只是将其中的一部分资源通过市场来配置，而另一部分资源则仍然靠行政手段来配置。正是由于广电传媒资源的稀缺性及其双重身份造成的资源的模糊性，使得广电传媒能够通过“搭便车”或者寻租行为为其带来丰厚的既得利益。既然在既有体制的框架下广电传媒能够获得极大的好处，广电传媒自然也就“沉湎”其中，从而缺乏制度创新的需求和内在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