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

在中国共产党报刊史上，第一份中共中央机关报是1922年9月在上海创立的《向导》周报。《向导》周报历时五年，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破裂，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的整个过程，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内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1923年12月。在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纪念日举办的民意测验中，《向导》周报获得各界读者爱读票220票，名列全国周刊第一名。那么，《向导》周报究竟有何魅力，能够受到青年学子的如此青睐呢?在办报五年中，《向导》周报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风雨雨呢?

共产国际支持，陈独秀负责具体筹办《向导》周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就十分重视报刊宣传工作。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对出版党报的原则性问题作出了规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又专门讨论了党报宣传问题。马林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1921年6月来华，后来参加了中共一大。马林在筹建中共的过程中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建议中共中央创办一份党报。马林还就此问题询问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宣传计划如何展开，大会所决定的要办一份党报的事如何实现。由于李达对马林的工作作风表示不满，不愿与马林合作，表示要等陈独秀从广州回来后再说。后来，因为经费困难。人手不够，所以未能实现。不久，马林又主张将内容基本相同的《新青年》季刊和《共产党》月刊合并，另外再出版一种政治性的周报。

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的问题。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马林、张太雷出席会议，会议还专门研究了中央的宣传工作。中央决定在北京创办《远东日报》，专门宣传国民革命。但马林认为，中共能力不足，不应该办这样大的机关报，因为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只应办一个周报。中央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决定创办《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机关报。中央还决定，由蔡和森担任主编，负责筹办工作。

在《向导》周报的创刊过程中，陈独秀高度重视，参与了《向导》周报筹办的具体工作。

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发行，总发行处设在环龙路。每星期三出版，16开4版，以政论、时评为主，内容丰富多彩，文字生动活泼。《向导》周报在其创刊号的本报宣言上，以犀利的笔调，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必须国内和平统一的障碍――军阀与反对中国自由与独立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的政府。

1923年，中共中央对党和团的中央机关报作了宣传上的厘定分工，规定：《新青年》季刊是“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前锋》月刊是“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向导》是“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党所创办的《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和《向导》周报三种刊物中，“《向导》在社会上稍有影响”。1925年1月，中共四大充分肯定了《向导》周报通过几年的奋斗。终于“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重新明确了各党报的职能，确定《向导》周报是“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

还有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和《前锋》月刊。此外，还有党所领导的《中国青年》、北京《工人周刊》、广东《劳动周刊》等刊物。为了加强对党报党刊的管理和指导，加强宣传力量，1923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有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林育南、高君宇、彭述之等17人，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五部，分别负责党报党刊的编辑、人员培训、中外报刊的编译、印刷发行和资料保存等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管理报刊发行的机构，就是教育宣传委员会下设的印行部。中央要求印行部每月造统计表报告《向导》周报等报刊的发行与收人情况。1924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出版部，张伯简任书记。1925年底，毛泽民任出版部经理，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28年底。中共中央出版部成立后，将工作重心放在《向导》周报的发行上，要求各地及时上报《向导》周报在当地的销售、邮局寄递情况，敦促各地注意扩展党报在当地的销路，寻找“不出费或廉价登《向导》广告之出版物”。

当时，负责管理报刊发行的还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使本党宣传品广布全国”，交通干事的任务除担任中央各机关间及中央与所在地地委间的交通外。就是“指导出版部向各地扩张公开的宣传品之销路”与“筹划向各地秘密的输送本党宣传品及函件”。当时中央组织部拟订的工作计划和颁布的几则中共中央通告均涉及报刊发行。如《各地方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就是陈独秀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颁布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是关于建立和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文件，其中就有具体的运送报刊的办法。例如：选择一两个妥当地址，“最好是靠近轮船码头便于运送的地方作接纳中央出版品的机关”。

1924年9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和中央局秘书联名签署一则通知，要求党组织、党员订购和推销《向导》周报。通知要求：“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的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的义务。”中共中央还发动所有党员、团员推销党的刊物，并要求各支部书记担负起督促的责任，“每支部书记必使各党员订阅并担任推销，至少每人须购阅一份”，如果个人因经济困难不能购阅，还必须要经过支部会议的许可才行。当时，《向导》周报、《中国青年》都印了可以张贴的推销广告，要求党员、团员将它们张贴于各处。中央组织部曾指示各地：“为推销《向导》起见，中局已拟印一种颜色广告，不日可寄各地，各地接到此项广告时，应责成C.P.、C.Y.同志分送当地书铺、书摊，及前往各学校阅书室张贴，至要!”由于《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所以它的发行受到全党上下的关注。中共中央要求各级组织、各个党员都要肩负起责任，并且规定了硬性任务，即每一个党员必须推销五份以上的《向导》周报。同时，每一个支部还要负责推销三份以上的《新青年》和《中国工人》。，

在《向导》周报创办初期，发行量不过数千份。《向导》周报当时的售价是每份6分，这个价位不是一般的农民能接受的。《向导》周报曾经刊出一位叫冬原的读者来信：“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更说不到买《向导》了。”对当时的农民来说，一块豆腐已不敢问津。由于经费少，决定了《向导》周报的售价偏高，而偏高的价格又制约了《向导》周报的销售。后来，由于中共中央不断加强和改进《向导》周报的工作，特别是降低了零售价格。分售处也由最初的上海、广州、北京、长沙等少数城市。扩展到10多个城市，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销售网络，因而

使《向导》周报的发行量增加到3万份，在当时全国报刊销量中名列前茅。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向导》周报的销量达到T5万份，不仅遍及国内各省市，而且远至越南、德、法等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北伐途中有人发现。即使在江西赣州这样的内地小城，一个书铺每期也能代售《向导》周报七八十份，《中国青年》五六十份。

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担任《向导》周报主编

《向导》周报的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亲手办一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是蔡和森多年来的愿望。他在同的通信中谈到建党的部署时，特别强调要“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在中共二大上，蔡和森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执委，接替李达负责党的宣传工作。1922年8月召开的西湖会议，决定由蔡和森筹办党的机关报，他满腔热忱地接受了任务。1925年1月中共四大以后，中央决定蔡和森不再兼管宣传工作，而与瞿秋白一道负责编辑《向导》周报。蔡和森主编《向导》周报的时间最长。从1922年9月13日创刊到1925年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工作，总共近3年的时间。如果从蔡和森实际负责的工作时间来看，有2年零8个月的时间，超过了《向导》周报办报时间的一半。蔡和森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向导》周报的迅速发展，为后继者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蔡和森担任主编期间，主编了116期的《向导》周报，超过了《向导》周报总共201期的半数。蔡和森身体瘦弱，又患有哮喘，但他不顾自己的身体，仍夜以继日地工作。1979年，当年与蔡和森一同工作过的罗章龙回忆说：“他所写的文章观点鲜明、文笔酣畅，宣传鼓动作用很大。在我们这一辈人中，只要一提到《向导》，就自然地把它与和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的贡献之大、影响之深，就可想而知了。”2005年3月30日是蔡和森诞辰110周年，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对蔡和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主编的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被誉为四万万苦难同胞思想上的‘向导’。”

《向导》周报第二任主编，是中共四大后担任中央宣传部主任的彭述之。1925年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开会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彭述之接任《向导》周报主编，直到1927年4月离职，共18个月的时间，主编期数70多期。在彭述之担任主编期间，随着《向导》周报的发展，工作环境、条件有所改善，特别是相关编辑人员也日渐成熟起来，具有了较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彭述之不必像蔡和森那样事必躬亲。就工作条件来看，《向导》周报创办之初，编撰队伍只有七八个人，五年中逐渐发展，先后拥有近百人的队伍。为了筛选材料和服务于领导，《向导》周报编辑部专门设立了一个秘书处。《向导》周报辟有“地方通讯”一栏，材料是各地方的党组织向中央上交的报告。秘书处初步查阅后认为值得发表的，再交给编辑部审查定夺。

彭述之是陈独秀在党内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受陈独秀的影响，在彭述之担任主编期间，《向导》周报一度改变宣传方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不支持、不拥护，导致党内思想不统一，使党报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削弱。1927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武汉，中央宣传部及《向导》周报编辑部也一同西迁至武汉。当时，彭述之并未去武汉，主任和《向导》周报主编便由瞿秋白。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瞿秋白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宣传部，并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

瞿秋白为《向导》周报端正宣传方向和恢复正常出版，倾注了极大的精力。瞿秋白主编《向导》周报期间，正确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侧重评论当前政治形势和重大政治事件，为革命政治斗争“导向”的指导原则，表现出四个方面的鲜明特色：第一，办刊宗旨和主编思想十分明确，集中力量宣传中共三大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把中国建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第二，十分重视对革命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事件的分析评论，指导全党和革命群众认清形势。正确开展革命斗争；第三，密切联系读者，瞿秋白常以《向导》周报记者的名义答读者问，通过答问释疑，阐明党的立场和观点，宣传真理，教育群众，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第四，重视报道各地的革命运动。

《向导》周报首次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

在《向导》周报创办初期，因为人员紧张，所以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瞿秋白、彭述之等人不得不身兼数职，他们既是中央领导，又是《向导》周报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当时称记者)。担任编辑人员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高君宇、张太雷、向警予、罗章龙、郑超麟等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罗章龙、、、王若飞、、高君宇、郑超麟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都为《向导》周报写过文章。在《向导》周报的作者中，陈独秀毫无争议地名列第一。除1922年底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和1926年初因病住院外，几乎每一期《向导》周报上都有他的文章。有时甚至整期都是他的文章，如第55-第77期。据统计，《向导》周报上署名“独秀”、“实庵”的文章就有266篇，短文402篇，约占整个《向导》周报文章的五分之一。蔡和森除了用“和森”署名发表了130多篇文章外，还用“本报同人”、“记者”等发表了不少文章，共计156篇。彭述之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73篇，瞿秋白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70篇。陈、蔡、彭、瞿四人，成为了《向导》周报最主要的作者。

在《向导》周报创刊后，陆续开设了“时事短评”(后分为“中国一周”和“世界一周”两个栏目)、“读者之声”、“各地通信”和“寸铁”等丰富多彩的栏目。“中国一周”和“世界一周”两个栏目旨在向广大读者介绍一周内国内国际所发生的大事，并通过简评来引导读者分清是非，培育国民的政治敏锐性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这两个栏目最受读者的欢迎。“读者之声”主要刊载各地读者对《向导》周报的评价、建议和《向导》周报给读者来信的答复，以沟通读者与编者的思想。“各地通信”主要登载各地所发生的重要新闻。“寸铁”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特色栏目，所发文章大都短小精悍，析理透彻，逻辑性强，富有号召力和战斗力。

《向导》周报提倡朴实动人的文风，反对离开问题谈主义。多数文章都不是空发议论，无病，而是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向导》周报发表的文章大都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战斗力强。《向导》周报文章的文字浅显。文笔犀利，文字生动活泼，针砭时政，入木三分，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1926年《向导汇刊》第4集出版时，其广告词写道：“本报自4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国最急进的刊物。”敢于以“最急进”来自我宣传和招揽，显示出《向导》周报在大革命狂飙突进时期的巨大影响。最能体现“急

进”的，是与《向导》周报提出的许多对大革命产生重要影响的口号分不开的。《向导》周报大力宣扬“国民革命”这一口号。中共二大时确立的最低纲领为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考虑到国民的接受程度，《向导》周报在宣传的时候运用了曾经提出的“国民革命”这一口号，并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即在原来反对封建主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经过重新解释的“国民革命”，在大革命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

《向导》周报还首次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帝国主义”和“军阀”都是外来词。因此刚刚提出的时候，民众并不了解，甚至被讥讽为海外奇谈。

经过两年多持之以恒的宣传，《向导》周报终于使“打倒帝国主义”、“打到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甚至成为部分左派与一些进步商人都在使用的最流行的口号。

是中国共产党内论述“纸老虎”问题最深刻、最全面的领导人，但并不是党内第一个提出“纸老虎”概念的领导人。党内第一个提出“纸老虎”概念的领导人是蔡和森。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向导》周报第2期上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与军阀割据》，批评一些只知空发议论貌似强大的“政治家”或“政论家”时，第一次使用了“纸老虎”的概念。他说：“自来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

《向导》周报概括并大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得“三大政策”最终成为了区别左，、派与、革命与反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个时期内，“三大政策”成为了最流行的口号，无论是什么团体开会都要议决拥护“三大政策”，无论什么刊物出版都看得见拥护“三大政策”，在大会场中的演说和口号里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拥护“三大政策”。在标语和传单上最容易看见的，也唯有“三大政策”。一个口号能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难怪当时有人认为中共的宣传口号具有一种无形的魔力。

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必须建立联合战线。《向导》周报从创刊到1924年1月改组，共发表宣传建立统一战线的文章50多篇。《向导》周报的出版，正是中国共产党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五卅运动期间，《向导》周报发表的中共中央有关五卅运动的文告、论述、文章达54篇。《向导》周报从思想上、组织上，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作了舆论准备。赵世炎以“施英”为笔名，撰写了七篇论上海工人罢工的文章，刊载在《向导》周报上，被誉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历史文献。

《向导》周报在后期受到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问题上也宣传了错误的观点。陈独秀等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列举中央在农民运动方面的右倾错误，并对今后的农运方针、政策提出了意见和建议。1927年3月5日，《考察报告》部分章节首次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上发表。同时，正式将《考察报告》送交中央。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发表。陈独秀接到报告后颇为不满，把《考察报告》搁置起来，不予理睬。当时，瞿秋白看了的《考察报告》后，给予高度评价。3月12日，《向导》周报第191期发表了《考察报告》的部分内容。可是，陈独秀、彭述之不但不接受向中央提出的正确意见和建议，而且不许的《考察报告》在《向导》周报上继续刊登。在彭述之的直接干涉下，《考察报告》下半部内容未能发表。最后，在瞿秋白的大力帮助下，《考察报告》才得以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长江书店出版。

《向导》周报的艰难发展和被迫停刊

《向导》周报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后，每星期三出版，总发行所位于上海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3号。由一家名叫光明印刷厂的小厂负责印刷发行。后来。光明印刷厂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向导》周报便改在租界一家规模较大的明星印刷厂印刷。尽管《向导》周报是在租界的印刷厂秘密印刷发行的，但租界当局还是以各种手段侦知了《向导》周报的情况，查封了十余次。《向导》周报被迫不断迁移地址，并采取各种伪装手法，掩人耳目，以继续出版发行。1922年10月，当《向导》周报在上海仅仅出版了四五期的时候，租界工部局就查封了《向导》周报。

为躲避上海租界工部局对《向导》周报的查封，从1922年10月第6期起，《向导》周报北迁至北京。

1923年4月，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南迁至广州，以便更快地推动国共合作。《向导》周报随迁至广州昌兴街28号编辑出版。《向导》周报在广州虽然公开发行，但其独立批评的办报方针受到方面的牵制，后又迁至杭州出版。不久，《向导》周报又迁回上海英租界的上海大学编辑出版。《向导》周报在上海出版的时间最长，超过其存在时间的一半以上。

1927年4月，《向导》周报随中共中央迁到武汉。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揭露了“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7月15日，集团公开“”，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7月18日，《向导》周报出版了第201期。这一期仅有8页，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此后，《向导》周报宣布停刊。1927年八七会议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曾经想恢复《向导》周报，但随着武汉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党领导的长江书店、印刷厂、纸行等出版发行机构己经瘫痪，编辑人员也缺乏，中央又准备迁回上海，因而在武汉恢复《向导》周报没有实现。不久，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向导》周报原编辑郑超麟按照瞿秋白的指示，在上海兆丰花园东边亨昌路租了一堂式的洋房作为党报编辑部兼中央宣传部办公地点。郑超麟主张不必恢复《向导》周报，而另外出版一份刊物――《布尔塞维克》，得到瞿秋白的赞同。按照郑超麟的想法，《布尔塞维克》这个刊物名称“表示中国革命从此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了。1927年10月，《布尔塞维克》正式出版。

《向导》周报从创刊到被迫停刊5年里，尽管处在抄收、查禁的恶劣环境下，但它的发行量依然从几千份上升到十万余份，共出版了201期和汇刊5册；刊发了国内外政论、时评7004k篇，各地通信近120篇，各种文告、宣言近60件，国内外读者来信110余件，总计320万字以上。

《向导》周报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不同于当时风行的文人办报、书生议政，而是一个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坚强的战斗集体，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和政治家办报的风格。

《向导》周报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对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推动国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由、邓小平等编辑的《赤光》杂志，就曾称赞《向导》周报在国民革命中起的领导作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肯定了《向导》周报的历史功绩。后来回忆说，1922年10月，他在德国柏林因为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向导》周报，所以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