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在机制建设

从资金流动情况看，企业和居民间的资金流动主要表现为工资支付，政府财政资金来源于企业、居民的纳税，支出主要用于民生。薪酬、财税和保障体系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三个核心。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践千头萬绪，围绕共同富裕和平衡公平与效率的总目标，最核心的主导机制有哪些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机制，即劳动工资协商定价机制、藏富于民的税收制度以及发挥“提低”实效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

劳动工资协商定价机制即工资集体谈判制度。要使以工资集体谈判制度为主体的工资协商定价机制在中国得以推行并发挥实施作用，需要逐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工资协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并对谈判双方的人员构成、谈判程序、谈判结果的确定与执行等细节进行规定，还要根据劳动力市场情况，定期公布行业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地区最低工资。原有的法律虽然赋予工会组织谈判的权利，但未规定企业不阻止集体谈判应该承担的责任和谈判的工资底线，这使得工会组织在开展集体谈判时缺少同企业行为抗衡和制约的依据。

二是建立有独立性和代表性的“有硬度”的工会组织，对企业内工会会员的覆盖比例以及职工代表的构成做硬性比例规定，加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组建力度，尽快建立起专业的集体谈判指导员队伍。

三是政府引导和培养劳动者建立维权意识，普及工资集体谈判的相关知识，及时提供劳动市场工资信息。

近15年的财政收入数据表明，我国的宏观税负逐年提高，并出现增速的趋势。要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建立藏富于民的税收制度，应跳出限于免征额、税率设置的圈子，强化三个方面的管理：

一是强化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管，将重点放在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并从多方面着手，堵住逃避税的关键漏洞。

二是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但并非指普遍提高税率)，提高财产税，适度降低商品税比重。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税，而商品税是累退税，主要靠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支付，如果要减税的重点应该是覆盖最广的商品税，个人所得税应坚持世界上普遍采用的“低门槛、广税基、慢累进和负税率(即返还)”的制度，设置较低的免征额，让普通工薪收入者都交纳个人所得税，以提高全民纳税的意识，然后结合家庭人口和负担情况给予专项税收减免、扣除和返还，这样低收入多负担的家庭虽然也缴税，但得到的返还会更多，实际收入是上升的。

三是建立综合与分类结合的税制，获取真实收入数据。建立实名制下的个人(或家庭)为主的社会信用账户，把家庭成员、个人信用、收入、财产、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种信息汇集在一起，集中管理备查。这是国民收入透明化的基础工作，也是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减少腐败、有效监督权力的关键性技术支撑基础。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是旨在提高“社会公平”程度的再分配手段，要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提低”实效，要将制度重点做进一步调整：

一是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提高农村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的覆盖率，打破与身份相联系的制度路径，使得政府转移支付能够真正到广大农村的低收入者手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是逐步提高制度的保障水平，如克服养老保险以覆盖率换替代率的问题，医疗保险被抚养人口被排除在外，个人收入支出增长过快，整体费用却未得到有效控制等问题，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覆盖率过低，以致于成效甚微。

三是打破地区利益，提高统筹层次，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上不能过于依靠地方政府和财政支出，要提高中央政府的应尽义务和财政支出，因为归根结底，越高层次的再分配行为能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大，要防止利益输入地和输出地之间扯皮，历史债务和现实责任之间的推诿，只能由中央政府出面，以承担更大的兜底责任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