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世界金融危机的再回顾与思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尤其是1997年7月,亚洲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直到1999年危机才基本结束，这场危机给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如今,虽然距离危机爆发已有10余年了,但世界经济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当时发生金融危机的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进行回顾，对这场危机进行再思考。这些国家所经历的危机对现在的中国还是有很强的警示、借鉴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如何深入认知这个经济世界，指导开展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危机回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汇率危机、股市崩溃和严重的通缩在世界各国蔓延。

20世纪80年代，日本持续了30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世界上一直备受瞩目。1990年1月，随着日本股票市场突然下跌，日本出现了危机。此后不久，日本的房地产部门和银行部门处于几乎破产的状态。90年代的整整10年，日本处于不同程度的经济停滞状态。

20世纪90年代的前3年，中欧国家也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在1979年，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员决定开始建立一种称为半固定的汇率制度，并用来促进欧洲内部汇率的稳定，以此推进其长期孕育的单一欧洲货币计划，然而，它却酿成了两场惊人的货币危机（1992年9月和1993年8月）和几十次的汇率重估。

1994年12月，墨西哥遭受了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在此之前，墨西哥一直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允许比索以一种渐进的、可控的方式贬值。不难发现，给墨西哥经济造成极大危害的的比索危机，与两年半之后的发生在东南亚的危机几乎如出一辙。

1997年夏天，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一个个的陷入了经济混乱之中。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各国经济的打击是巨大的。泰铢贬值44%,泰国股市下降70%,

91家金融投资公司中有58家被坏账拖垮;印度尼西亚币值贬低50%,雅加达股市下跌幅度达37%,通货膨胀率高达80%

～100%;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证券指数在9个月内跌掉76%,其货币林吉特跌幅超过46%,大批银行濒临破产;韩国中央银行损失惨重,外汇储备从300多亿美元急剧下降到仅剩32亿美元。与此同时,韩元币值一路狂泄,几周之内就下降了48%。整个亚洲的经济都受到极大影响。

1998年8月，俄罗斯拖欠到期国债和卢布贬值同时发生。当卢布被允许浮动后，它急剧贬值到几乎毫无价值的地步。而此前许多参与俄罗斯债务市场的国际投资者，都通过与俄罗斯银行签署了远期外汇合同来对冲卢布贬值的风险。

1999年1月，巴西货币雷亚尔遭受了一次大幅贬值，紧接着厄瓜多尔也出现了货币危机。

这些国家都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低迷中的焦点。对于这混乱的10年的大体情形，可以这样概括：欧洲部分地区、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遭受了货币危机、股市崩盘、通货膨胀、经济衰退、泡沫经济破灭与国家拖欠债务等，经济混乱导致了政治动荡。可以理解的是，全球市场经济的稳定性开始受到质疑。但是，人们质疑的问题通常都是错误的。

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再思考

危机多发生于经济赶超型国家

正是在经济赶超战略的指导下，形成了所谓的“东亚奇迹”等等。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国家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努力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经济各个层面积累了许多矛盾。在原有优势已经逐步丧失而又没有及时对自身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对技术进行升级换代的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生产出现了严重过剩,贸易出现了大量逆差，且越来越大,逐渐丧失了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贸易逆差的增大和一些国家的企业在竞争性的国内和国外市场中获利能力的低下,迫使企业生产的扩大和升级只能更多地依靠借贷。从1993年开始,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对外借债呈上升势头，成为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这些金融危机正是这些矛盾激化的结果和表现，暴露出这些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起的金融脆弱性，并使颇有代表性的东亚赶超型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质疑。

货币危机是金融危机的爆发点

亚洲金融危机最初由泰国的货币危机引发，货币危机导致外资流入中断并撤出，进而引起流动性危机。当流动性危机爆发后，在不稳定投机的推动下，流动性危机与货币危机相互激荡导致流动性和货币危机迅速扩散，再加上国际社会没有及时、反而不恰当的干预使得危机程度不断恶化。

投机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并引发“羊群效应”，使得中央银行的干预无效

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对冲基金对泰铢的炒作，也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究其源头，第一，这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

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

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

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第二，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因此，1996年以后，投机者越来越发现泰国具备了被攻击的条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本国金融市场已经完全开放，而且有离岸金融市场；为了遏制工资膨胀和吸引外资，泰国政府不得不维持高利率。于是1997年初，投机者开始了对泰铢的全面攻击，一时间泰铢急剧贬值，并带来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泰国、韩国等国的中央银行开始都曾试图干预外汇市场但最终都无功而返，白白消耗外汇储备而已。

金融监管治理薄弱是影响金融危机深度与规模的重要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界频频出事，监管不力是导致其金融业全线出事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金融监管职能从组织形式上看是隶属于日本的中央银行即日本银行。但在日本，真正统治金融领域的是大藏省，即日本的财政部。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不象西方国家的央行那样独立于政府，而是从属于大藏省，在很大程度上接受政府的监督，缺乏独立性，只有有限的金融监管职能。大藏大臣拥有对日本银行一般业务的命令权、监督权和官员任免权及日本银行金融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大藏省下设金融咨询机构――金融制度调查委员会，负责对金融政策制度的调查、咨询、修改等工作，许多金融政策也是先由大藏省制定，然后通过日本银行来贯彻执行。日本银行没有制定政策的自。同时，日本银行的人事和预算都由大藏省决定在人事上，除总裁和副总裁由内阁任命外，日本银行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须由大藏大臣任命。日本银行的经费支出是在一定的预算制度下进行的，事先要得到大藏大臣的认可。在对利润的处理上，日本银行采取全额上缴制度，即从利润中留出积累金和另途积累金，再扣除准备金后将剩余款项全部上缴国库。日本银行的会计管理事项由政策委员会决定，并且也要接受大藏大臣的监督。在财务预算上，大藏省也控制着日本银行。这些都为后来日本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对中国的启示

从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如高增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一定程度的中央计划经济、美元贬值等等这些都与中国的现在的实际情况非常相似。最近，在越南又出现了金融危机的趋势，这和历史又有惊人的相似。这些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对经济、金融各层次中的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思考与调整。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要素资源高效配置，为整个国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

虽然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基础、人民素质、科技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依然存在，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已经被证明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之道就是应当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并在国内、国际范围内实现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克鲁格曼对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源泉做了一个关键性的区分：“然而，一旦我们按照会计学的方式去思考经济增长，我们就能够对经济增长过程有深刻的了解：一个国家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只有在单位投入的产出上升的前提下才会发生。仅仅是投入数量的增长，而投入的使用效率未能提高―即使投资再多的机器和基础设施―一定会带来报酬递减；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能力必然是有限的。”因此，中国应当在东部发达地区坚决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便是已有的被调整的产业还是盈利，应当让企业家认识到这种调整的必要性。把耗用资源和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向西部和其他第发展中国家转移，带动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要逐步的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以拉动国内消费和投资为主的模式，从简单模仿向技术创新型为主导过度，从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而且要检讨赶超西方的总战略，要考虑到中国的资源，文化和法制环境，重新设计２１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一整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代替单一的经济增长速度指标。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监管,改善外汇储备管理

首先，必须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同时，要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实现资本项下可兑换。

其次，要对资本流入和流出实行均衡管理；依照循序渐进、统筹规划、先易后难、留有余地的原则，分阶段、有选择地逐步推出资本项目开放措施。尤其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管，因为短期投机性资本的异常流动有可能构成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再者，在中国现行的汇率形成机制与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下，央行货币政策遇到了一些麻烦。提高中国人民银行的信用独立性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必须切断外汇储备增长与货币发行之间的连带关系，必须让汇率在更大的范围内自由浮动，货币政策才不会受困于汇率政策，才能有效地降低通胀预期，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为此，中国应当在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和国家外汇资产管理方面作出更系统的制度安排，同时加强财政与货币当局在储备管理中的协调配合。

完善金融监管治理机制

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良好的监管治理可以加强监管者的公信力及道德权威，通过加强监管者的公信力及道德权威，良好的监管治理有助于促进市场交易者之间的良好的交易秩序和规则。监管机构的良好的治理对市场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金融机构承担在其机构内部建立良好的治理结构的最终责任，以取得和保持客户和金融市场的信心。只有在他们的公司治理规则是良好情形下，他们才能实施有效的公司治理。良好的监管治理也基于监管行为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使监管行为具有很大程度的确定性。由于被监管者能够认知其服从监管和执行监管的行为的明确的后果，被监管者因此能够自觉执行监管规定。其二，良好的监管治理能够影响到被监管者的公司治理，通过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加强了被监管者内部控制风险的能力，从而通过其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实现了对监管谨慎性规定的一定程度上的自觉遵守。

总的来看，中国金融监管治理已经初步具备了良好监管治理的标准要求，在金融监管治理各要素方面已经较上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之前有了明显的改观，但是离良好的金融监管治理机制还尚有距离。在这些影响实现良好监管治理的因素中，有外在的，如实现良好的金融监管治理机制的基础条件还不是很完善，金融监管部门的领导由国务院任命这一现象还将长期存在，其独立的程度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的等等。也有其内在的，比如金融监管机构内部风险监督、控制与审计一系列机制的缺失或不足等。因此，需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良好金融监管治理机制的真正实现还尚需时日，通向良好金融监管治理的道路绝不是平坦的，它需要金融监管机构、相关主管部门（领导）、法律界以及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共同努力，才能最终完善与实现。

建立健全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显得极为重要。但是，在中国，经济金融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风险预警的基础工作也难以开展，金融指标数据可比性差，可靠性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因此，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经济金融信息共享机制的步伐，确保金融风险预警指标数据采集的及时。同时，要加快建立完善的金融数据采集体系，提高人民银行金融稳定队伍的整体素质建设，更好的为研究和开发金融风险预警模型所服务。

加强国际及区域金融合作与危机的联合管理

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是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其他国家都保持相当的紧密程度，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投机商咄咄逼人的气焰就使得国际社会开始集体应付货币危机。1997年7月25日，中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等亚太地区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管理局高层代表在上海开会，会议结束后发出的声明表示，一个稳定的货币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亚太各国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研究，对有关国家提供新援助的措施协助成员国在必要时进行经济调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稳定他国，很大可能上也就是稳定自我。在这方面，中国要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所作为，同时也要加强与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区域以及国际性组织的合作，并充分发挥在其中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