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测算

时间:2022-09-25 05:26:07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测算

摘要: 在研究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理论依据和必要性的基础上,选取苏南某地级市2013年企业所得税相关数据,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测算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级次、级距与税率,论证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优越性,以推进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改革。

Abstract: After discussing the theory and necessity of the progressive rates levied on enterprise income in excess of specific amounts,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tax rate, the tax level and the tax bracket by using the data of a city in south Jiangsu province in 2013. By learning foreign experience,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superiority of the progressive rate. It would be benefit for the reform of enterprise income tax system.

关键词: 企业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优越性

Key words: enterprise income tax;progressive rates levied on income in excess of specific amounts;superiority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5-0048-04

0 引言

国内外关于企业所得税做了大量的研究。①税收公平方面。秦蕾(2005)认为“西方税收公平思想的演进,揭示了我国建立和谐税收应该兼顾公平与效率。”[1]郭维真(2007)指出“从效率角度考虑,比例税率无疑是便于税额计算和征管,但是在公平上有所欠缺。”[2]②税制设计方面。张明喜、王周飞(2011)认为“我国应在公平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3]Giorgia Maffini(2013)指出“在基于减税趋势下,进一步地公平税制是今后国际税制改革的主要趋势。”[4]Christian Bauer,Ronald B.Davies,Andreas Haufler(2014)认为公司税制度结构设计应优先考虑公平,公平的公司税可以促进经济良性发展。[5]③累进所得税率方面。喻雷(1986)研究了幂税率,为累进税率的设计与改革提供了借鉴。[6]Gupta和Newberry(199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采用累进税率的国家和地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实际税负之间的正相关性关系更加显著。[7]张申杰(2008)通过数学分析解释说明了累进税率在税收纵向公平上的意义。[8]Luis H.R.Alvarze(2008)指出“累进税率对刺激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积极意义。”[9]著名学者Daniel N.Shaviro(2011)肯定了美国超额累进税率的公司税的积极意义,认为美国政府应适当降低边际税率以保障国际税收竞争优势。[10]国外对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研究较多且较深入,取得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与实务成果。相较国外研究,虽然我国学者已经认识到现行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存在偏重效率却兼顾公平不够的现象,只是采用简单的优惠政策来局部调节这种不公,对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研究甚少,与之相关的税率测算更是空白。本文拟在研究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理论依据和必要性的基础上,测算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级次、级距与税率,以落实党的“十”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1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理论依据与必要性

1.1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理论依据

1.1.1 两权分离理论

随着现代企业股权分散加剧和管理专业化程度提高,股东对其者“职业经理人”的要求也更加苛刻。由于信息不对称,“职业经理人”往往为自身利益会不择手段追逐利润最大化,甚至漠视企业社会责任(比如:“三聚氰胺”事件)。施行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可以更好地促使经营管理者处于“既希望利润高,又希望利润低”的“矛盾”博弈中,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自觉肩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当“盲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由于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会使其缴纳更多的企业所得税,此时经营管理者将会“清醒的”主动筹划纳税,将利润安排得恰到好处,比如:通过增加工资支出、加速折旧、公益性捐赠、绿色环保等,避免短期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1.1.2 优化税制理论

优化税制理论继承和发展了“供给学派税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当代税收理论的主流。“优化税制理论”认为所得税累进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而应是权衡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结果,从实证方面将对税收征管的研究纳入到优化税制理论体系中。基于这一理论,1986年美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公司税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果。韩国、日本等国也在不同程度上对中小企业采用累进税率征收公司税(法人税),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1.3 财政交换理论

财政交换理论最早起源于Knut Wicksell关于财政学的自愿交换理论,他在《财政理论研究》中将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公共部门,并以此作为设计公平税制的理论基础。财政交换理论特别强调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实现有效配置资源的目标,要求尽可能广泛地采用受益税;二是为了使当权者在决策中的自私自利最小化,强调政治程序在约束预算决策中的重要性。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根据纳税能力纳税,可以在保证应有的公平前提下发挥累进性的效率作用,较少产生资源配置扭曲效应。

1.2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必要性

1.2.1 共同富裕的要求

共同富裕,事关改革的性质、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前进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贫富差距扩大势必会影响我国社会和谐安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恶性循环的负面影响(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表明2014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69,超过国际惯例0.4社会安全线)。现行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不能体现按纳税能力纳税,导致初次分配不公平,现有的个人所得税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再分配调节作用,致使我国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根据纳税能力施行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将有助于改善初次分配公平,为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税收制度支持。

1.2.2 税收原则的体现

量能负担原则是税收公平原则的法律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从国外经验看,固定比例税率主要是为了满足财政需要的效率性,在形式上实现依法征税,不能兼顾企业发展状况与获利能力,因此难以体现税收公平。企业从政府得到的“好处与特权”各不相同,纳税能力也是不同的。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使所有的纳税人按照其实际纳税能力负担其应缴纳的税收额度,在实质上实现税收公平,同时发挥累进机制保障税源,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财税制度保障。

1.2.3 公平竞争的需要

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助于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促进公平竞争的原则,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固定比例税率未能考虑企业纳税能力,不能代表税率公平,形式上的单一税率不适合我国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且发展能力较弱这一国情。按纳税能力纳税有助于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加快资本积累,刺激投资,产生积极的税收效应,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大企业提高竞争忧患意识,创造良好的竞争氛围与外部环境,实现更加公平的、共同发展的平衡生态。因此,施行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有助于公平税负,优化资源配置,构建公平、和谐、有序的竞争环境,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2 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的测算

2.1 数据来源与级次级距

2.1.1 数据来源

选取苏南某地级市2013年查账征收类企业所得税作为测算样本。据2013年该市工商局统计数据表明全市98.5%(接近于我国中小企业数量比例)的企业为中小企业。该市国税局2013年查账征收类企业数量为21 082家,其中亏损企业数量为11 770家,数据测算有效样本为9 312家应纳税所得额为正值的企业,应纳所得税额合计2 828 166 012.06元。

2.1.2 级次级距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对小型微利企业划分标准之一为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其中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万元(含10万元)按20%税率征收。参照美国、韩国、日本对应纳税所得额的级距设定(参见表1、2、3),拟将测试样本中年应纳税所得额的级距划分为六个区间,见表4。

测算结果表明:级距的设计应考虑税率的整体累进水平。在税率水平既定的情况下,级距跨度较小,纳税人的税负上升速度较快,税率累进水平较高;级距跨度较大,纳税人的税负上升速度较缓,税率累进水平较低。

2.2 税率测算与数据分析

2.2.1 税率测算

在对苏南某地级市2013年应纳税所得额划分级距以后,出于简化测算考虑,拟在20%~30%税率区间内按照每级税率从1%至5%增长幅度进行逐次累进测试,以最大程度满足低纳税能力的中小企业低税率的需要,同时鉴于税收国际竞争优势,对纳税能力最强企业的名义税率安排不高于目前固定比例税率的5%(即税率不高于30%),以期测试结果可以在纵向公平、量能负担的原则上实现税收效率,从而佐证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在公平与效率上具有更好的优越性,即根据不同纳税区间按纳税能力区别征税,最大限度降低中低纳税能力企业税负,同时考虑到财政支出的刚性,所实现的税收总额不低于目前固定比例税率税收结果。鉴于目前我国企业发展状况不一,纳税能力高低程度不同,在借鉴美国税率中的“累进消失”结构以后,最高纳税能力企业不宜再按超累进税率计税,而应实行较低的固定比例税率,以降低最高纳税能力企业税收负担,鼓励企业向规模化发展,提高企业纳税能力,增强企业活力与税收国际竞争优势,在整体上实现企业所得税税负公平。经试算,最终将税率确定为20%,22%,25%,27%和29%五级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和一级固定比例税率27%(见表5),此时税收效果最佳,即公平性与效率性相对较优。

根据表5税率表对2013年苏南某地级市企业进行数据测算,结果表明,年应纳税所得额区间在(0,300 000)内税率为20%;区间(300 001,1 000 000)实际税率区间为(20%,21.4%);区间(1 000 001,2 500 000)实际税率区间为(21.4%,23.56%);区间(2 500 001,12 000 000)实际税率区间为(23.56%,26.28%);区间(12 000 001,100 000 000)实际税率区间为(26.28%,28.67%);100 000 001元以上税率为27%。整体上税率走势呈平缓向上趋势,相较固定比例税率,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具有累进性,能够发挥税收弹性作用,更具公平性,见图1。

2.2.2 数据分析

经计算,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与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率测算效果对比见表6。测试样本中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可实现税额合计2 986 179 217.24元,现行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率实现税额合计2 828 166 012.06元,相比增加158 013 205.18元。其中测试样本中年应纳税所得额4 300 000元以下的企业实际税负低于25%,企业数量为9 024家,占测试样本96.17%,即大多数企业较现行比例税率受益。

2.3 测算结论与政策建议

2.3.1 测算结论

从表6可以看出:

①相较现行固定比例税率,样本中绝大多数(96.17%)企业税负降低,其中年应纳税所得额在250万元以下的企业应纳所得税额合计减少53 120 606.85元,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 200万元以上的企业应纳所得税额合计增加205 297 204.18元,反映出测试样本能根据纳税能力纳税,体现量能负担原则,有助于进一步公平税负,体现公平性。

②年应纳所得税总额较原固定比例税率计征纳所得税总额增长幅度为5.59%,应纳所得税额合计增长158 013 205.18元。在实现税收公平的基础上保障税源,更好的实现国家财税收入适度增长,体现效率性。

③充分发挥了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越性,可有效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切实贯彻落实“十”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要求。

另外,本测算难以针对企业所得税设计中其他条件进行测算,如税收优惠、法定扣除项目、资本利得项目以及集团公司合计征收等。鉴于目前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存在优惠政策林立和偷逃税款现象(比如滥用高新技术企业优惠资格),实施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将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税基(减少优惠政策的使用),可以考虑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以便既实现税收公平高效又保障税制国际竞争优势。

2.3.2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测算,针对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笔者建议:

①适时推出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可以搜集范围更广、更加准确、更具代表性、更加全面的数据,并做出筛选、整理与分析,综合采用微观、TCGE、CGE等税收模型全面、系统、准确地进行测算与论证,根据我国国情与企业实际发展状况,深入研究企业纳税能力,合理划分级次、级距,科学设置税率。

②配套设置与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相适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合理确定应税所得项目,设定法定扣除项目,减少优惠政策,优惠方式以间接优惠为主。

③可先行试点然后全面推开。将上述成果有选择性地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趋利避害,为大范围推进打好基础,更好地发挥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优越性。

3 结束语

亚当・斯密指出:“公平应成为税法的首要价值,公平价值是税法与生俱来的本质。”通过对苏南某地级市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的数据测算,论证了施行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率具有可行性,且结果较固定比例企业所得税率更具公平性与效率性。

因此,应进一步公平税负,积极推进超额累进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架构科学的财税体制。

参考文献:

[1]秦蕾.西方税收公平思想的演进及对建立和谐税收的启示[J].税务研究,2005(3):50-53.

[2]郭维真.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公平与效率[J].涉外税务,2007(7):33-37.

[3]张明喜,王周飞.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J].税务研究,2011(6):26-28.

[4]Giorgia Maffini.Corporate tax policy under the Labour government 1997-2010[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13,(1):142-164.

[5]Christian Bauer,Ronald B.Davies,Andreas Haufler.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optimal corporate tax structure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4,(110):42-56.

[6]喻雷.试论幂税率[J].财经问题研究,1986(5):36-39.

[7]S.Gupta,Newberry.K.Determinants of the Variability in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Dat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1997(16):1-39.

[8]张申杰.累进税率税收筹划的数学分析与应用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8(4):56-59.

[9]Luis H.R.Alvarze.Progressive Taxation,Tax Exemption,and Irreversible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2008(10):149-169.

[10]Daniel N.Shaviro.Decoding the U.S.Corporate Tax[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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