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目录的独立及其子目沿革

时间:2022-09-25 04:53:35

关键词:史部目录;隋志;子目沿革

摘要:作为“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学”,目录学的发展关系重大。随着七部分类到四部分类法转变的完成,史部目录的地位最终突显出来。直到《隋书·经籍志》(为了叙述方便,仿照惯例《隋书·经籍志》简称《隋志》《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的完成,史部目录终于独立而且下设各子目成熟完善,为后世所效仿。

中图分类号:G25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3)12-0132-03

收稿日期:2013-11-13

作者简介:金华(1986-),天津商业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

唐初《隋志》正式启用了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并把附庸于《汉志》六艺略春秋家的史部书目独立出来,成为中国目录学史上有贡献的创举,一直沿用至今。

1《隋志》的简介

“(贞观)十五年又诏左仆射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群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凡十志三十卷,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等上,诏藏秘阁后又编入隋书……”[1]。《隋志》即为十志之一,有评价其编排的内容、笔法“在十志中为最下”[2],但在目录学上,《隋志》却有“创始”的意义。

“(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3]四部分类法始于此。在此之后目录学的“六分法”与“四分法”仍是交织进行,刘宋、王俭的《七志》颇有回归《汉志》的意味。梁秘书监任昉、殷钧造《四部目录》,又将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终成《五部目录》,[4]但实际仍以“四分法”为主体。阮孝绪的《七录》,表面分为七类,但除去佛道二录,也是以四部为主体的。

直到《隋志》最后确定经、史、子、集四类,成为我国古代目录的正统和主流,即“汉以后之艺文唯籍是,以考见源流辨别真伪”[5]。

2史部目录的独立

《隋志》是唐代官修的书目,在隋代藏书目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编成,可谓“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合其近秘,约文诸义”[6]。

《隋志》四分法最大的贡献在于史部独立,“七略不列史部,古无史名,不能别自为类,入春秋类,后世史部日繁,不能悉以春秋之法,故别为一部”[7]。

2.1史部目录独立的原因

史部目录独立是时展的产物,是历史发展中的必然。综合来看,史部在《隋志》中独立并最终定名,是有如下原因的。

2.1.1魏晋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史部”从附于“春秋类”到独立的一个根本条件必然是史学书目的增加。从汉至隋之间,经历魏晋乱世,国家尚无一个稳定的环境去统修诸书,因此官修书目不多。但是,魏晋时期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史书数量剧增。“(隋志)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8]。

本时期众多书目中,多为私家撰修,最主要的特色便是“史注”,且史注内容完备,包括音义、补遗二种。此处以《汉书》为例,仅《汉书》一种就有“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汉书音训一卷,服虔撰。汉书音义七卷,韦昭撰。汉书音二卷,梁刘显撰。汉书音二卷……[9]”一系列音义补遗类史注达十七目之多。

2.1.2唐修史人员水平高。唐乃盛世,文治天下,“贞观三年,诏(魏)征等修隋史,十年成纪传五十五卷,十五年又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上进……令狐德棻案刻隋书之后……十志内惟经籍题以无忌。”[10]

唐代修史时间之长,人员之繁多,是前所未有的,也正因为此才可以广搜佚书,博采众家,成就《隋志》。

“令狐德棻,宜州华园人,隋鸿胪少卿熙之子也……德棻博涉文史,早知名。”[11]

“无忌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12]

“玄龄幻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13]

以上为《隋书》的参修人员,均有名气且文史知识广博,史学以及目录学思想过人,是《隋志》得以完成、史部可以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2.1.3前代志士的努力。自汉代起,就有众多文人志士为图书整理不断努力,书目也出现一定时期的稳定发展。“及汉末迁都,禁溺过半。爰自魏晋,迄于周隋,而好事之君,摹古之士,亦未尝不以图籍为意也。”[14]较为著名的人士有荀勖、李充、王俭等,他们都是博学多闻之才,使历代图书群分类聚,最终理为四部。

以上人士的代表著作有“晋中经十四卷,荀勖撰。……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四卷,王俭撰……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四卷,殷钧撰。[15]”正是他们的书目为四部分类法, 为史部的独立奠定了基础。

2.2史部独立的过程

2.2.1《汉志》中的“史类” 。史部目录的独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随着时代的进程而变化的,“《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己者也。”[16]汉以前史书并不多,皆附于《汉志》六艺类“春秋家”之下,有“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世本十五篇,战国策三十三篇,奏事二十篇,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著记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17]仅十一种书目。因为汉时提倡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所以这些记录史事的书目被附于“春秋家”之下。

随着史类书目日渐繁多且下分子目细致,史书再附于“春秋家”之下就不太合理了,而且不利于其查找。

2.2.2《晋中经》中的“史部”。“(荀勖)领秘书监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诏勖撰次之,以为中经。”[18]因为前已有郑默《中经》,勖更著《晋中经》十四卷,其中把“史类”书目放入丙类,其下分为“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19]。

金华:史部目录的独立及其子目沿革金华:史部目录的独立及其子目沿革2.2.3李充提高“史部”地位。“时典籍混乱,(李)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20]李充仍沿用《中经新簿》的分类法,但“始将其乙丙两书互换,由是四部之序始定”[21]。“史部”书目由丙类升至乙类,仅居甲类经书之下,可见史部书目地位在当时的提高,但仍称之为乙类,而不叫“史”。

2.2.4阮孝绪细化“史部”子目。《隋志》记载梁阮孝绪撰“七录十二卷”。“阮孝绪作七录已,亦条刘氏七略及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所亡之书为一录。”[22]

时至今日,《七录》已佚,仅有《七录序》保存于《广宏明集》,据其分类法,“史部”类似于“纪传录”,下设“国史部、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谱状部、簿录部”。“纪传录”把“史部”书目划分更为细致,成为《隋志》的重要参考。

2.2.5史部正式形成。“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23]《隋志》使史部正式独立出来,且位于四分法第二位。史部十三类,依次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分类较为详细。

经比较史部书目的地位变化如下:汉志·六艺略·春秋家附——荀勖中经新簿·丙部——李充四部目·乙部——王俭七志·史部·经典志·史记杂传类——阮孝绪七录·纪传录——隋志·史部,以后历代成为定制。

3史部下各子目沿革

到《隋志》为止,史部目录成为定制,随着书籍日益丰富,史部下各小类仍是不断变化,各小类的顺次地位也因时代变化有些许变动。

《隋志》的编排属于“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24]因此,史部目录较为完备,条理明晰。本部分仅把《隋志》与《文献通考·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 为了叙述方便,《文献通考·经籍考》简称《文考》《四库全书总目》简称《总目》)三部书史部下小子目的变化予以简单比较。

三部书的史部分类中,仅正史类、杂史类、职官、地理、谱系几类名称内容变化不大,但《总目》地理类下又设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九个子目,划分更细致了。

古史类最终于《新唐书·艺文志》中别名为编年类,以后沿用不改。

霸史类于《文考》中同于伪史霸史,终于《总目》中归入载记类。

起居注在官方书目中均沿用不变,于《总目》中部分归入编年类。

旧事类内容一直不变,名称多改,基本上为“故事”“典故”两种。

仪注类与刑法类历代沿用,《总目》中归其入政书类六个子目(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之一。

簿录类是记录书目变化的。《新唐书·艺文志》中改为目录类,以后沿用不改。

杂传类变化很大,在之后历代中不断更名,基本定为传记类。但其内容广涉面广,基本包括贤者传、杂传、家传、列女、佛道、怪异;其中有关佛道怪异的内容在前代皆“因其(作者)志向,率尔而作,不在正史”[25],因而后代将其移出史部,附入子部神仙家或道家类。以上史部各类走向分析皆为基本方向,不包括个别细微书目的转变。

4史部目录独立的意义

史部目录独立且分类明细对后代史籍以及史学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就史籍而言,四部分类法的创立及史部的独立成为后世整理书籍、分门别类的依据。“开元三年,整以内库书籍,所用书库或取魏文贞,所分书类皆据《隋经籍志》”[26]在整理典籍时如果有目录为纲纪,就不会湮灭书籍体制,且对已亡之书的内容体制著作均可以有一定记载。当时的分类法虽不及现代详尽细致,但是某一专门类别得逐渐分离及下级子目的出现,是现今分类法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础。对史学史的发展而言,史部目录的独立与完善,可以更为方便我们查找书目,对于史实记录条分理晰,使之传承后世。“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时也;书之不明,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27]正是因为目录的明确,后世的研究者查找资料才可以省时省力,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1](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5 [M].上海:鸿掌书局石印本,1912-1949:1.

[2](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45 [M].上海:鸿掌书局石印本,1912-1949:82.

[3][6](唐)魏征等.隋书:卷32 [M].北京:中华书局,1973:906,908.

[4]孙钦善.中国文献学史简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07

[5][10](清)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5 [M].存古叄重印,宣统庚戌年(1916):83,82.

[7]张舜徽.文献学论著辑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81.

[8][9][15][23][25](唐)魏征等.隋书:卷33 [M].北京:中华书局,1973:992,953,991,993,987.

[11](晋)刘昫等.旧唐书:卷73 [M].北京:中华书局,1975:2596.

[12](晋)刘昫等.旧唐书:卷65 [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47.

[13](晋)刘昫等.旧唐书:卷66 [M].北京:中华书局,1975:2459.

[14][26](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6 [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61.

[16](清)章学诚.文史通义(附校雠通义):卷3 [M].上海:上海书店,1988:76.

[17](汉)班固.汉书:卷30 [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14.

[18](唐)房玄龄等.晋书:卷39 [M].北京:中华书局,1974:1154.

[19]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8:156.

[20](唐)房玄龄等.晋书:卷93 [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91.

[21][24]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39.

[22][27](宋)郑樵.通志:卷71 [M].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72-75年:5,2.

(编校:马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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