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诺斯的制度变迁思想

【摘要】《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近来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该书中蕴含了许多诺斯的制度变迁的思想，本文就是要试着去解读该书中诺斯的这一思想。

【关键词】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

道格拉斯・C・诺斯，1920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萨州坎布里奇市。1942年获得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士学位，195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开始在伯克利任教，1950年成为华盛顿大学教授，1961年担任华盛顿大学研究所所长，1972年担任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1979年任教于赖斯大学，1981年任教于剑桥大学，1982年重新回到华盛顿大学任经济系卢斯讲座教授。1993年诺斯因“通开创性地将经济理论运用于经济史的研究，并且为解释经济与制度变迁创立大量研究方法”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脉络

虽然诺贝尔委员会对诺斯成就的肯定主要在于经济史领域，但诺斯在我国声名鹊起却并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史，而是他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诺斯通过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融合同时推动了两个经济领域的发展，在前期诺斯主要致力于将经济理论应用于解释经济史的研究之中，而在后期，诺斯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而逐渐的开创了自己的制度变迁理论，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转变过程也可是理解为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过程，因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诺斯开创并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最早见于1968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诺斯注意到，虽然在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在技术上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有了很大的提高。而这一现象是当时的经济增长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因为当时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创新。诺斯怀着这个疑惑，经过研究发现，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海洋运输变的更安全，市场经济也变得更安全，是航运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变化，降低了海洋运输的成本，从而提高了海洋运输的生产率。这使得诺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使在没有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的创新或者制度的变迁也可以提高生产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可以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萌芽，因为在这篇文章中诺斯开始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在1971年诺斯与兰斯・戴维斯合著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诺斯批判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考虑制度因素，仅仅把制度因素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变量来进行考虑。诺斯提出应该冲破这种狭隘的分析方法，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来考虑。所以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诺斯迈向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步。1973年诺斯与罗伯斯・托马斯合著出版《西方世界的兴起》，在该书中，诺斯将制度变迁的理论扩展应用于欧洲十至十八世纪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该书分析了欧洲主要国家英国、法国、荷兰与西班牙等各国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方式，得出有效率的组织以及有利于成长的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源。该书的出版使得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逐渐走向成熟，但是在该书中，诺斯所研究的制度范围还主要是以财产权的契约关系为主，对于历史过程中促成制度变动的集体行为的解释还是显得有些不足。而诺斯于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一书中，诺斯把国家理论以及意识形态的理论引进了他的制度变迁理论之中，这使得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拥有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比较完善和成熟的理论框架，并且他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更好的解释了西方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

二、制度变迁理论的内容

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这本书中，诺斯明确的指出，“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理论上，这一理论的主要部分为：（1）产权理论，描述个人和团体的激励制度；（2）国家理论，因为是国家规定着和实施着产权；（3）意识形态理论，解释各种不同的关于现实的观念如何影响个人对变革‘客观’环境的反应。”

1.产权理论

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不像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一样，诺斯并没有通过专门章节来论述产权理论，但这并不意为着产权理论在制度变迁理论中重要性不及其他两个理论，相反，产权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大基石，而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则是为产权理论提供支持和服务的。诺斯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是经济组织的效率，而产权决定着经济组织效率。产权理论是用来描述和解释个人和团体的激励制度。在以往的经济增长理论当中，它们把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等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源，但是它们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技术的进步以及规模经济效应。它们的理论是建立在规定完善和无需实施成本的所有权的基础之上，它们忽略了信息成本、交易费用以及不确定性。而诺斯通过对漫长的经济史的分析发现，这种“有效率的”产权在历史上并不常见，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技术进步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大部分阶段是缓慢的。诺斯认为，是有效率的产权降低了信息成本、交易费用和不确定性，从而将个人的收益提高至接近社会收益的水平，这样才能够促进技术创新与进步。可以说，产权结构的效率引起了经济的增长、停滞或经济衰退。

2.国家理论

国家理论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二大基石。诺斯认为国家理论之所以是不可缺少，原因就在于国家规定着产权结构，并且最终对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国家作为“经济人”提供服务有两个基本的目标：“一个目标是规定竞争和合作的基本规则，以便为统治者的所得租金提供一个产权结构（即规定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所有权结构）；另一个目标是，在第一个目标的框架内，减少交易费用，以便促进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的税收。”当这两个目标的一致的时候，国家就会鼓励和规定有效的产权，从而促进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但是诺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发现，统治者最大限度增加其租金的所有制结构同减少交易费用和鼓励经济增长的有效率的制度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诺斯认为，由于统治者往往面临着两方面的约束包括竞争约束和交易成本约束而使得这两个目标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在第一种约束下，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权势的选民，因为如果同可能接替的统治者接近的团体，在福利和收入上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统治者便会受到威胁。相应地，统治者将会同意使产权结构有利于那些团体，而不顾这样做会对效率有何影响。在第二种约束下，虽然同低效率的产权相比，有效的产权可以提高国家的收入，但是由于有交易费用而降低统治者的岁入，因此，统治者常常会认为，符合其利益的是承认垄断而不是可能导致竞争形势加剧的产权。正是这一基本的二元结构，导致了国家的普遍趋势是产生低效率的产权，从而导致社会未能经历持久的经济增长。

3.意识形态理论

产权理论表明了经济绩效取决于产权的有效性，而国家理论则解释了有效率以及无效率的产权存在的原因。可以说这两个理论都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假设即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之上，但是现实中个人的行为不仅仅表现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往往还表现出利他性等，这就使得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某些问题，比如搭便车的问题，以及团体的稳定性问题等。诺斯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把意识形态理论引进了制度变迁理论之中，使意识形态理论成为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三大基石。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有通过以下三种作用来制约人们的行为：

（1）意识形态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可以使人们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服从于社会规范，确认现行制度结构。

（2）它可以凝聚某个团体甚至国家的力量，是一种社会稳定器。

（3）它还起着协调人们的经验的作用。意识形态的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人们的利他行为，比如人们甘愿去从事要冒重大牺牲而无明显可能利益的事情，或者在个人收益甚少或可忽略的地方，个人为参加自发性组织而做出大量的贡献。它还有效的解释了稳定性的问题，比如人们在社会规章妨碍他们获得自己利益时竟对社会规章加以服从，或者当人们侵犯重大利益而可以不受惩罚时，有些人却依然服从规矩。意识形态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不足，从而使制度变迁理论形成比较完善的理论框架。

三、制度变迁理论对于西方经济史的解释

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中，诺斯认为是经济结构的变革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源。在自人类历史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革命只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发生在大约一万年前，人类由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逐渐转变为固定的农业生活方式。第二次是发生在19世纪后期并且现在正在经历的科学与技术真正实现融合。这里的经济革命并非我们所认为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业革命，而是旨在表述一种经济制度中的两个不同的变革：一种是知识存量的重大变化引起的社会生产潜力的重大变化，另一种是为实现那种生产潜力而在组织上必然发生的，同样是基本的变化。

1.第一次经济革命

第一次经济革命创造出了农业和文明，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从原始的狩猎采集向固定农业转变的过程。诺斯认为引起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狩猎采集和农业的产权不一样。狩猎采集是一种公有产权，而农业是一种专一的公有产权，正是这两种产权之间的差异对解释第一次经济革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狩猎和农业的产权比较为例我们来分析一下，由于狩猎的产权是公有产权使得不同的群伙之间竞相捕猎迁移的动物，而没有群伙会提出对资源的保护，因为留下再生产的动物可能会被其他群伙所捕获。这种公有产权的结果是，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这种无节制的捕猎活动会一直持续下去，使得能够捕猎的动物数量不断减少，直到狩猎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并一直下降到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之下，从而增加的劳动力都转移到农业之上。而农业的产权是一种专一的公有产权，这种专一的公有产权可以使群伙排除局外人参与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让他们接近资源基础，同时有通过一系列的规章限制群伙内部对资源利用的强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业遭受狩猎采集的结果。同时在农业的生产活动中，群伙也开始渐渐的适应定居的生活方式，最终导致了经济生活方式由狩猎采集改变为农业生产方式，第一次经济革命便顺利完成。

2.第二次经济革命

许多的经济史学家把第一次工业革命看作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把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看作是18世纪下半期开始在英国迅速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序幕。但这在诺斯看来，却是一种误解。诺斯认为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可以说是经济史上的一次加速，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革命。因为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所引起的社会变化现象诸如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西方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城市、大工业的兴起等这些其实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已经存在，只是那时的变化并没有工业革命时期较为显著而已。可以说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最多是技术在量变上的加速，但并没有发生质上的彻底变化。而只有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各学科的发展，以及对发明和创新的产权予以不断完善的规定，使科学与技术真正融合在一起，才产生了第二次经济革命。他指出“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分工，从而增加了交易费用，结果在市场规模扩大以及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的界定，从而在提高了创新收益率的同时，创新成本得到根本性的降低。正是这样一系列变化为联结科学与技术的真正技术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铺平了道路。”另外诺斯认为在许多文献中，对工业革命的强调走的是错误的路线――即从技术变革到工厂制度，而不是从中央工场经由监督、扩大专业化、改善对投入贡献的衡量再到技术变革。诺斯认为对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无效的好奇心或边干边学固然可以引起我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所见到的那种类型的技术变革，但是坚持不懈地为改进技术做出努力则只有靠提高私人的收益率来激励，而这又取决于制度因素，只有有效率的产权才能使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不断地接近社会收益率。第二次经济革命真正使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发明出自动机械来代替生产中的人手和人脑；创造出新能源；对物质进行的重大改造，使得人类在可用材料和能量上取得了一次总飞跃。

参考文献

[1]何智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启示[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3(3):54-58.

[2][3]徐向梅.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其经济学定位[J].华南金融研究,2002(3):65-67.

[4][5][7][8]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石敏.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对中国的现实意义[J].商场现代化,2009(8):372-373.

作者简介：师俊伟，男，山西人，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1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