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呀,亲亲的娘

人生中有许多事情可以重新选择，惟有自己的血缘至亲无法选择。从我和弟弟妹妹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身份就被深深地打上了农民的烙印，命运便不容选择地将我们与苦难的母亲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从此，踏上了荆棘遍地、坎坷不平的人生征程。

一

我的家乡在沂蒙山腹地，这里四面环山，相当闭塞，土壤多为沙石，像娇贵的小麦、玉米等农作物都踮着小脚溜了，只有红脸膛的地瓜在这里扎了根，村民们一年到头全靠地瓜干煎饼来维持生存。就在这艰苦的环境下，母亲于上个世纪70年代共生了4个孩子，我在家中排行最大，后边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这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庄户人家，生活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但母亲却不听邻家大叔那句“穷读书、富放猪”的致富经，先后把我们送进了学校。为此，母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我记事起，便知道父亲没日没夜地在山上采石头卖，辛辛苦苦的父亲采一天的石头才能卖5角钱；母亲则像男劳力一样在田野里劳动。繁重的劳作使母亲的身体很不好，每到下雨阴天便腰酸腿疼。但就是这样，母亲却咬紧牙关，坚决不让我和弟弟、妹妹辍学。那年月，对农村孩子来说，考上大、中专是跳出农门惟一的出路。为了改变命运，我和弟弟妹妹不得不顺从母亲的安排，义无返顾地踏上了这条拥挤的独木桥。

我13岁那年，考入县城一中，这对一个农家娃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在县城一中读书那几年，是我学生时代最艰苦的时光。由于家里穷，我一日三餐全靠吃母亲送来的地瓜干煎饼和咸菜充饥；因为缺营养，我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指甲凹得能盛水。

高考那年夏天，母亲送来的煎饼太潮湿，第二天便长出了一层长长的绿毛，眼看着一个星期的口粮断了。没办法，我只好把煎饼撕碎泡在茶缸里滤去那层霉味充饥，那又酸又呛人的烂地瓜味实在令人难以下咽。这样坚持了一两天，在第三天上课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腹部剧烈地疼痛，两耳轰鸣，呕吐不止，接着便住进了医院。由于大病一场，这一年，我以5分之差落榜。

记得从县城看榜回到村里，我不敢回家，害怕看到母亲那失望的眼神。一直徘徊到下午，我才回到家中。此刻，母亲正用菜刀在盆里剁地瓜皮子。母亲见我回来了，忐忑不安地问我：“山子呀，考上了没有？”我不敢正视母亲的眼睛，只无奈地摇了摇头。“别泄气，考不上再等一年。”接着，母亲便又“嚓嚓”地剁起了地瓜皮子。“――唉哟！”忽然传来了母亲的一声，我抬头一看，母亲正用右手使劲地捂住翻地瓜皮子的左手，殷红的鲜血顺着手背流了下来，滴在了未剁碎的地瓜皮上。

唉，那一刀剁在了母亲的手上，也剁在了我的心里，整整疼了好几年。第二年，我侥幸考上了一所省属中专――山东丝绸工业学校。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喜讯呀！因为在当时，考上中专，就等于吃上“皇粮”，是名正言顺的国家干部了。用村里人迷信的说法，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的张家祖坟，终于冒青烟了。可此时，债台高筑的母亲，却再也拿不出一分钱来。在众乡亲的帮助下，勉强凑齐了70多元钱，可离300多元的学杂费还相差太远。为此，母亲三天三夜没合眼。第四天，吃完晚饭，母亲告诉我们去姑姑家借点钱，让木讷口拙的爹爹陪我们睡觉，可我们怎么能睡得着，坐在灯前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还没见母亲回来。父亲和我急了，因为去姑姑家都是坎坷不平的山路，要经过几座山和一片阴森森的坟地，就是白天走，都令人毛骨悚然。就在我和爹爹准备去找母亲的时候，只见母亲头发凌乱、踉踉跄跄地回来了，额头上、手上都是血。爹爹和我急忙把母亲扶到床沿上坐下，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母亲长叹了一口气说：“路上遇着了拦路贼，没搜着钱，打了我一棍子就走了。”然后，母亲脱掉鞋子，颤抖着手从里面拿出一沓钱递到我手里说：“孩子，这是娘为你借来的钱，欠人家的债比人家矮半截，你毕业后一定要尽快还人家呀！”望着那摞沾满鲜血、母亲差一点搭上命借来的钱，我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串落了下来，我使劲地点着头回答：“娘，孩儿记住了。”

农家的孩子早懂事。在省丝绸学校读书的日子，每当就餐时，总看到城里孩子吃馒头还得剥皮，可我捏着那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却怎么也舍不得咽下，我想起体弱多病的母亲在这寒冷的冬天里不知怎样咀嚼着那苦涩生硬的地瓜干煎饼。在农家孩子的潜意识里，独自享用这些东西是伤天害理的。于是，寒假结束返校前，我骗母亲说，学校里的饭票不够吃的，让母亲再为我准备一尼龙袋地瓜干煎饼。母亲欣然答应了。回学校后，天气较冷，煎饼是不长毛的，为了避免让城里的同学嘲笑，我把它藏在床下的木箱里，每到吃饭时，我便带着几个煎饼偷偷地溜出校园，眺望着故乡的方向，咀嚼着那令我既爱又恨的地瓜干煎饼。当春暖花开时，那满满一袋子地瓜干煎饼已被我全部消灭了。为此我省下了50多斤馒头票。放暑假时，我去食堂兑换成两袋子馒头，便匆匆踏上了归途。

当我用双手将白花花的馒头捧给母亲时，母亲愣住了，满脸狐疑地问我：“儿呀，这不是偷来的吧？咱人穷志不能短呀！”竟不敢去接。我只好含着热泪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母亲，然后说：“娘，自从我记事起，您就天天吃地瓜干煎饼，这次您也吃顿白面馍吧。”母亲怔怔地望着我，一双鼻翼不停地翕动，过了很长时间，她突然伸出松树皮一样的胳膊，将我紧紧揽到怀里，说：“好，好孩子，我吃我吃……”但我分明感到两滴滚烫的液体滴到了我的脖子上。――那是老母亲辛酸的泪呀！

二

1991年7月，我从省丝绸学校毕业后，原指望能找个好工作挣钱供弟弟妹妹读书，可我的梦想很快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我被稀里糊涂地分到一家很不景气的工厂。有时，一两个月发不上工资。后来，我又调换了几个单位，但都不尽人意。我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又怎能顾及乡下的弟弟、妹妹呢？这一切，对父母的打击很大。此时，家庭的负担已使父母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当年年底，我回家过年，在一次家庭会上，父亲几乎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前提下，就武断地对妹妹甩出了一句硬邦邦的话：“兰子，过年后就不用去上学了，家中实在没办法了。”“我不同意，”母亲霍地站起来，“我就是到街上要饭，也要供兰子上学。”“你看你这熊样，你有什么本事能供她上学？”父亲冲着母亲吼道。母亲也毫不妥协，最后，两人竟厮打起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父母打架，父亲的脸被母亲抓破了，母亲的鼻子也被父亲打出了血，妹妹蜷缩在墙角边一声不吭，那可怜的眼神仿佛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忽然，妹妹倒了下去，继而，“哇”地一声哭了，她流着鼻涕，爬到父亲跟前，抱着父亲的腿，苦苦地哀求：“爹……爹爹……，让……我念书吧，俺每天都不吃早上饭和中午饭了，省……省下钱来上学行吗？……”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我压根没有想到妹妹会有这种求学的意志和精神！沉默了很长时间，父亲突然“呜”地一声哭了，那浑浊的老泪从他那张苍老、枯叶般的脸上流了下来，滴在了妹妹因营养不良而焦黄的羊角辫上，他呜咽地喊着妹妹的名子：“兰，兰子，不是爹不疼你，是……是你今生投错了胎呀――！”母亲像傻了似的，怔怔地望着墙壁，痴痴地发呆。我想，母亲肯定是无法排解第一次遭父亲打的委屈。

第二天凌晨，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大约三点多钟，被一夜噩梦吓醒的父亲，突然发现床上没有了母亲，匆忙披上衣服提着灯笼到院子里找，借着微弱的灯光，发现昏迷的母亲直挺挺地躺在院子东侧的一棵老榆树下，脖子上套着绳索，在绳索的另一端，是一根胳膊粗断裂的榆树枝。父亲摸了摸母亲的胸口，发现心还在跳动。很显然，母亲上吊后不长时间，树枝便断了，是老榆树救了母亲一命。

但令我非常奇怪的是第二年春天，那棵本来很茂盛的老榆树竟没有发芽。不久，便枯死了。母亲含泪说，是老榆树替她死了。

1995年8月，辍学三年在长岛打工的妹妹靠自学以惊人的毅力考入泰安贸易学校委培班。这本来是一件大喜事，但那高达7000元的学杂费却把全家人推进了绝望的深渊。妹妹急得嘴角上都起了疮，她跪着央求母亲：“娘，您再给我借借吧，我毕业后找个有钱的婆家要7000元彩礼还账行吗？”那一晚，母亲的头发一夜间全白了。

次日，母亲让我用独轮车推着她，妹妹在前头拉着去亲戚家借钱。然而，我们转到天黑，走了20多位亲戚朋友家，任凭母亲磨破嘴唇，也没借到一个子儿。我发现母亲的脸色此刻像天边的阴云一样阴沉。

回家后，因一天的劳累，我早早地睡了。半夜，突然被吓人的雷声惊醒，但见窗外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仿佛将整个世界浸泡在一片泪水中。正在这时，忽然传来“嘭嘭”的敲门声，弟弟踉踉跄跄地闯了进来，语无伦次地说：“哥……哥，娘，娘……出事了。”我脑袋“嗡”地一声，匆忙和弟弟来到母亲的房间。只见母亲斜躺在床上，口吐着白沫，脸色发青，已不省人事。旁边，放着一个带剧毒符号的农药瓶。妹妹吓得浑身打哆嗦，摇着母亲的腿，哭着说：“娘呀，你别吓我呀，我再也不上学了。”年迈的父亲光着膀子，抱着母亲的头，老泪纵横地说：“孩他娘，你醒醒呀，你醒醒！”我和弟弟急忙冒雨将母亲送到附近的乡医院。

在医院里，母亲打了一天一夜的吊瓶，终于脱离了危险。母亲醒来后第一句自责的话就是“我无能呀，人家的孩子考不上学，可我的孩子考上学却没钱上呀！”母亲对儿女们这份亲情感动了苍天，感动了亲戚们，做生意的舅舅第一个送来了2000元钱。以后，又陆续收到其他亲戚送来的钱，就在妹妹去学校报到的头一天，终于凑齐了所需的学杂费。

妹妹启程那天，跪在母亲面前泪如泉涌，泣不成声，然后，磕了三个响头。

三

灾难经常青睐贫寒人家。由于昔日过多地透支着生命，残酷的病魔已悄悄走近了善良的母亲。

1995年冬，当我得知母亲头晕得厉害、经常正干着活便不省人事的消息后，便匆忙将母亲接到临沂来治病。说来可怜，当时我所供职的单位已很长时间没给我发工资了，当临时工的两个弟弟都已下岗，我每月仅靠报社里寄的那点微薄的稿酬来维持生存。为给母亲治病，我不得不四处借债，并千方百计地节约每一分钱。记得当时为了省下住院费，我在离医院不远的一个小村庄每月花15元钱租了一间废弃的民房。然后，找了些砖头和两扇旧门搭了一张简易的床，供母亲住宿和休息。该给母亲打针时，我便将母亲背到医院里；打完针后，再将母亲背回去。晚上，我和母亲通腿，帮母亲暖和那冰凉的被窝。民房四面透风，犹如冰窖。有一天深夜，纷纷扬扬的大雪铺天盖地地下着，呼呼的北风仿佛要将屋顶掀飞，天气异常寒冷。母亲在旧病的基础上，又患了重感冒，浑身发抖，牙齿咯咯地打架，大汗淋漓，但嘴里却不停地喊冷。我借着微弱的烛光，环顾屋内四周，惟一的一块蜂窝煤已于昨天晚上为母亲熬药时烧完了，再也找不到其它取暖的东西。正当我急得眼里冒火星时，忽然想起小时候经常将小脚伸到母亲怀里取暖时的情景。我连忙解开胸前的纽扣，跪在母亲床前，将母亲那扎人、冰凉的脚放到怀里，替母亲暖脚，嘴里不停地问：“娘，暖和点了吗？”母亲双眼紧闭，一声不吭。我吓坏了，急忙腾出手，把了一下母亲的脉搏，发现还在不停地跳动，原来母亲又昏迷过去了。望着母亲那苍白的头发，那额头上地瓜沟似的皱纹，那满脸黄豆大的汗珠，那干裂泛白的嘴唇，我脑海里突然蒙太奇般地闪现出有钱人家专挑高级病房时的情形，想起了这么多年我在陌生的城市里打拼生活的惨状……刹那间，百感交集，我抱着昏迷中母亲的腿，“呜呜”地大哭起来……这一次，苦命的母亲花了不足1000元钱，病便好了。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苦难本身是一种财富。生活的坎坷艰难，并没有使我和弟弟妹妹向命运低下高贵的头颅，更没有使我们痛苦消沉下去，反而激起了我们顽强拼搏的斗志。弟弟下岗后很快就找到了新的工作，妹妹毕业后也谋得了一村居会计的差使，我后来调入基层乡镇从事宣传工作。2003年10月，我通过考选，调入上级纪委效能投诉中心工作。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专门从200多里路的老家赶到城里，反复嘱咐我，别忘了自己的农民出身，无论干任何工作都要对得起咱老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别给她丢了脸。这些年来，我时刻牢记母亲的教诲，尽管岗位平凡，职位卑微，但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天天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履行着职责，惟恐工作有任何闪失而损害了单位的形象，更害怕因此辜负了母亲多年来对我呕心沥血、披肝沥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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