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要正视起点

最近，原教育部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作客岭南大讲坛谈语文教育的一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说：“现在的语文课，至少有一半是不应该学的内容。”当前中国存在问题最多的学科是语文，应该尽快增加古代诗文在语文教材中的比例，在小学教材中应占到2/5以上，中学教材中应占到30%以上。对此，不少语文教育者发表了不同观点。江苏省特级教师凌宗伟质疑：“这‘一半’的依据在哪里，有具体的统计测量数据支撑吗？再说，哪一半该学，哪一半不该学，道理何在？总不能跟着感觉走吧。”“传统文化或者说国学经典教育内容在教材中所占的比重，需要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深入的研究探讨、严谨的科学论证，妥善的稳步推进，其背后的理论实践和支撑远非如喊一个‘口号’那么简单。”

语文学习究竟该学什么？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白之争为例，当时，白话文代表先进文化阵营取得了完胜。然而，时间过去近100年，对文言文的怀念却始终是国人的梦想，因为这是中华文明的根源所在。2011年3月3日，《文汇报》即以《民国文言作文：渐行渐远的优雅》推出一组民国期间的小学生文言作文。作者说：“在小学白话文课本完全取代文言文课本的八十余年后，再来读读这些文言老作文，令人感慨万千。这些老作文散发着纯正汉语的清香，悠远绵长……”许多读者惊呼：“悔没有早生100年！”

纯正的汉语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文言文更是承载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文化的富矿，抛弃了文言文就是割断了传统文化的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倡导白话文，是为了清新当时业已逐渐沉沦的文化空气。然而，就中华文化本身来说，尽管倡导白话文是必需的，但仅仅由白话文来一统天下显然是不正常的，正如儿童诗的确可以让人耳目一新，但文坛上仅仅有儿童诗是远远不够的。民国时期的文学大家，都是具有深厚的旧文学功底的，无论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都不能例外。有一次，守旧名士黄侃用俏皮话戏谑胡适：“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正色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 ，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 。”此言一出，胡适气得脸都白了。

语文学科的性质究竟应该偏重工具性还是人文性？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一直喋喋不休，这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说：“现在我们丧失了许多文学和语言科目的价值，这是因为我们抛弃了社会的因素。……语言固然是一种逻辑的工具，但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的工具。语言是一种交往的手段，是一个人用以分享别人的思想和感情的工具。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个人获得知识，或当作表达已经学到的知识的工具，那么就会失去它的社会的动机和目的。”在杜威的教育信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于语文“社会的因素”――人文性的重视。我们新课改一直强调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却不知他们之间绝非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情感态度价值观属于上位目标，彰显人文性，对其他两个目标起统摄作用;过程与方法属于中位目标，具有桥梁性，是联结另两个目标的纽带;知识与技能属于下位目标，体现基础性，是课堂教学的显性目标。人们趋之如骛的“高效课堂”之所以收效甚微，就是因为不少人往往过度关注“知识与技能”这一下位目标，有的甚至连“过程与方法”这一中位目标都着力不多，更别说“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上位目标了。真正理想的语文课堂应该是“高质课堂”，即在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前提下关注学科知识技能的落实，同时讲求落实的路径――过程与方法。

既然要把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主要的着力点，就需要弄清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就笔者看来，课堂教学中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无疑可以分为两大范畴，一是蕴含于教材本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方面人文学科稍强而自然学科稍弱（不是没有），这是显性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二是存在师生身上，并通过教学流程来体现、并贯穿教学过程始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这是隐性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前者只有通过后者才能体现，并通过教学活动得以有机的交流、融合，最终浑然一体。以冯骥才的《珍珠鸟》为例，作者为经历“”动乱、心有余悸的人们开出了一剂“信赖”的良方，文末说：“我笔尖一动，流泻下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然而，到了有些教材，则变成“看着这可爱的小家伙，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呼唤：信赖，不就能创造出美好的世界吗？”原文语气自然而宁静，流畅而深沉，“往往”一词流露了作者心底的感悟，让人怦然心动、心领神会;改后的文字，则变成了语气强烈的反问句式，由平淡自然的散文变成了慷慨激昂的演讲词。这是改编者不能充分理解课文隐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所致。执教者假如不找来原文对照，亦步亦趋地依葫芦画瓢，就会让文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得到稀释，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也很难充分养成。

之所以要不惜笔墨地说些貌似“离题万里”的话，是因为上述内容对于正确把握语文教学的起点，实在是太重要了。中国人学汉语，绝不是从零开始、一张白纸，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着高位的起点的。 这个起点通过以下五个方面来体现――

一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起点。正如杜威所言：“语言固然是一种逻辑的工具，但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的工具。”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过的文明。据柏杨的观点，中华文明史上有三个黄金时代，一是“中国最光荣最长期的百花怒放、百家争鸣时代”――大黄金时代，二是“中国历史上贡献最巨、国力最强、历时最长的王朝之一”――大唐时代，三是始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终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短暂辉煌――康乾盛世。在第一个黄金时代中，中华文明已然成型，知识分子纷纷著书立说，充分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见地，儒家的四书五经也初步形成，所有的成语、典故几乎都草创于这一时期，柏杨认为这是“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大唐帝国一方面开疆拓土，国力空前强盛，另一方面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勇于创新，唐诗成就空前绝后，散文也“起八代之衰”，中国当仁不让地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第三个黄金时代中，尽管满洲人还是承袭了明王朝没落的封建帝制，但给中国带来了“嫁妆”――国土面积几乎是明王朝的3倍，国人也享受了“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其实，从晚晴维新到民国时期以降更可以称为黄金时代，帝国列强的侵略，一方面使我国生灵涂炭，另一方面也逐渐瓦解了清王朝的封建秩序，使变革图强成为时代的主流，另一方面由于军阀混战，中央政权对于文化发展也缺少强有力的控制，加上新文化运动，中华文化反而自由蓬勃地生长起来。语文教学必须正视中华民族的文化起点，只要这样才不会沦于浅薄的文白之争，或者在工具性和人文性上自我纠缠，从而“把根留住”，滋养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二是优秀作者的心灵起点。读一部作品，其实是跟优秀作者进行思想对话、情感交流;语文课堂的流程，其实是追寻优秀作者思想心路的旅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心界决定眼界，眼界决定境界。读鲁迅的《百草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绝非仅仅是木刻画中横眉冷对的犟老头，而是天真浪漫的老顽童;读冰心的《繁星》《春水》，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于纯真的爱和美的礼赞;读朱自清的《背影》，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父与子之间深沉真挚的心灵对白，情感在点点泪光中得以升华;读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我们就感受到作者在人生落魄时也不忘宁静高雅;读苏轼的《题西林壁》，再加上对诗人写作心路的追寻，我们就感受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绝不仅仅是哲理的感悟，更有人生际遇的浸润，如此等等。为学生准备丰富的优秀作品营养大餐，可以使孩子的灵魂更加崇高，也更容易应对人生的种种困惑。

三是学生群体的生活起点。即便是从一年级学生的角度看，他们也绝不是外国学生学习中文，而是有着比较丰厚的生活积淀，语言能力特别是口语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我们的语文教学，必须正视孩子的语言基础和生活基础，切合学生的生活实际。语文课堂只要背离生活，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仅要关注学生的生活，还要关注学生在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必要时为学生创造喜闻乐见的生活体验。在小学阶段 ，则要要重视绘本、视频以及其他多媒体在启蒙教学中的份量;小学低段的语文教材更要有连环画基因，让孩子对语文教材爱不释手，而不是一上学就遭遇鸡肋式的教材。笔者近年完成了《依托心情日记提升学生表达水平的实践研究》这一课题，就是为了让学生学会以日记形式来记载现实生活和心灵体验。具体做法是：学生在读懂自己心情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心情标签（正面情绪、负面情绪和中性情绪），再经由心情标签去寻找滋生这种心情的事件或经历，然后再运用心理描写的各种手段（内心独白、神态描写、幻觉描写、环境描写、语言行动描写），穷形尽相地记叙经过和刻画细节;最终生发感悟，提升主题，将所有情绪向正面情绪转化，从而释放内心的正能量，促进自我成长。结果，学生们的写作热情空前提高，内容上由“无米之炊”到“驾轻就熟”，刻画上由“粗疏记叙”到“细致描绘”， 心理上由“谈文色变”到“谈文色喜”，一批批写作小达人应运而生。老师们的专业水平也得到明显的提升，与孩子一起赤足田埂――做老顽童，将活动变身魅力之旅――做点金人，让孩子生发自得自信――育小达人，促进了自身专业成长――做明白人。

四是后喻文化的信息起点。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时代划分为“前喻文化时代，并喻文化时代，后喻文化时代”。所谓的后喻文化，就是年轻人因为对新观念、新科技良好的接受能力而在许多方面都要胜过他们的前辈，年长者反而要向他们的晚辈学习。无论你乐不乐意，信息时代正以一种一日千里的态势往前飞行，3G乃至nG技术的推广普及，使得孩子们在接受信息的数量和广度上往往胜过老师。如果我们的教育依旧刻舟求剑，停留在几千年前喻文化的观念上，势必会滞后于时代。终有一天，老师们很难凭着自己的一桶水，居高临下的诲人不倦。语文教学也是一样，好教师首先要以自身的人格影响学生，同时以一种虚怀若谷的开放胸襟来感染学生，课堂也变成一个师生畅所欲言、智慧碰撞的交汇场。要重视更有广度、深度和实效的课外阅读，不但为不同年级的学生开列不同的课外阅读清单，而且可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比如语文教材每个单元可设置一篇学生荐文，全班学生以阅读小组的形式交换阅读这些推荐文章等。

五是课程标准的学练起点。课程标准是新课改的蓝图，只有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并结合学生的生活起点，运用优秀的教材组织课堂学习和训练，才不至于手忙脚乱。北大教授陈平原在中文系百年系庆时说：“‘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我在大陆、台湾、香港的大学都教过书，深感大陆学生的汉语水平不尽如人意。”个中原因与我们的语文教学定位有关，政治挂帅了几十年，工具主导了几十年，其实都是失之偏颇的。引导学生使用本国语言文字，不仅要准确，更要优雅。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经典阅读”与“快乐阅读”的理念应该并重，既重视诉诸感官、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广泛阅读，也重视含英咀华、来得迟去得也迟的深度阅读，要逐步培养学生“发现的目光”，让他们在平淡无奇的字里行间发现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以及大自然之美。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好教材首先要树立对优秀作品及作者的敬畏之心，力求尊重作品的原貌。编者的任务是“选文”而非“改文”。历史上经久不衰的选本如《文选》、《千家诗》、《古文观止》等，无一不是忠实于原著，从而将优秀作品荟萃于一炉的。用文学作品的原著作为教材，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才有可能，假如把“文学作品”成缺少文学意蕴、甚至味同嚼蜡的“课文”，那不仅是语文教学的悲哀，更是民族文化的悲哀！

语文教学必须正视起点。只有像马拉松比赛一样，寻找自己的道位，进入起点，坚持不懈地往前冲，才有可能到达成功的终点。

（作者单位：浙江磐安县磐安县安文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