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早期女子教育的肇兴

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理念渐被打破，其表现便是清末北京女子教育的肇兴。

功劳簿上应记上传教士一笔

北京早期女学是由外国教会人士兴办的。最早的女学堂是1864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贝满夫人所办的贝满女学堂（今北京市一六六中学）。1870年美国长老会在交道口创办北京长老会女校，后更名崇慈女中（今一六五中学）。1872年美以美会创建京都慕贞女书院，后称慕贞女校（今一二五中学）。1901年，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宣武门内承恩寺捐资创建圣斐德女学，校长是英国人徐璘清，后改名笃志女中（今一五八中学）。

19世纪70年代，英国记者、速写画家威廉·辛普森来到中国，在他为《伦敦新闻画报》采写的系列报道中，有一幅描绘北京教会女学的场景——“北京的这所女子学校虽然属于一个英国传教使团管辖，但它最初却是由一个法国女子所创办的。后者于1865年访问北京的一个教会学校时，老师们正在把一个小学生赶出学校。询问原因之后，她被告知那个被开除的学生是个小姑娘，由于太想读书，所以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男孩子。于是这个孩子便成了她新开张女校的第一个学生。该校现任校长是英国传教士的妻子艾约瑟夫人……”虽然我们尚未得知威廉·辛普森所描述的究竟是北京的哪所学堂，但其时传教士兴办女学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近代意义的女子教育确实由此而肇始，这功劳簿上的第一笔是应该记在热心女学的传教士身上的。

女子教育合法化

当时北京的一些皇族贵胄和清廷官员以“开明”自诩而创办女学，如育女学堂就是肃亲王善耆在自己府邸开办的，时间最早在1901年。女学生即是公主、嫔妃、格格。

后来，肃亲王府葆淑舫郡主曾出任淑范女学堂教员，又创办淑慎女学堂，并参与创办北京第一份女报《北京女报》，成为当时女界知名人士。

1904年，慈禧太后采纳裕庚之女德龄公主之请，准在宫内设女学堂，聘请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美国女教师教授英文，订立为期两年的契约。

毓坤女学校是贵胄宝女士所设，1904年筹建之初，慈禧太后特派遣裕朗西京卿之女赴上海采办书籍等物。三年后毓坤归并于内城女学传习所，宝女士仍作教习。

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二月二十三日《顺天时报》报道，慈禧太后命各省督抚急速筹款开设女学堂。第一年由绅众选举“60岁以上、行端品洁之举贡”充当教员，培训速成女教习。第二年速成女教习上任就职，分为上、中、下三等，月给薪金，教学有成者另有奖赏。同时，皇太后特准将北京西山旃檀寺改为女学。

1905年，国子监官员崇芳在西四牌楼北前毛家湾设立振儒女学堂。1906年，商部官员魏震在本宅创设西城第一民立女子小学堂。同一年，在正阳门内西城根原武英殿大学士卓文端公故宅开办译艺女学堂。制定章程30条，专以通晓各国语言文字及美术体操为宗旨；招收10-20岁女生，学制4年，设修身、国文、洋文、体操、绘画、医学、美术7门课程；毕业前程：出洋留学或任职学堂女教习，成绩特优，位列前15名者，可在慈禧太后接见各国公使夫人时充当翻译，或为慈禧太后出外巡幸时充当女护卫。译艺女学堂的背景颇不寻常，先由大公主（恭亲王长女荣寿公主）向学部提议，再由学部大臣核准后请旨设立。

慧仙，满族，系已故工部郎中承厚的夫人。当她得知杭州贞文女校校长惠兴捐躯殉学的消息，悲痛不已，竟致哀痛发病，临终留下遗言：“我身将死，我心不死。我叹我中国风俗，向来但知把家产传遗子孙，没有说是捐助公众事业，利益社会幸福的。我慧仙请创办这义举。我死后，请把所有一切遗产，作为兴办女学、女工的经费。”慧仙女士逝世后，以她的家产两万余两白银，于1906年，在地安门外北锣鼓巷净土寺街购地创立“慧仙女工学校”，同时捐助杭州贞文女校白银500两；余款捐助其他学堂。时人称惠兴、慧仙为“南北兴学二女士”。这件事当时还惊动了朝廷，光绪皇帝特赐匾额“育才兴学”，悬挂在校内正堂，表彰其热心女学的助学义举。宣统二年（1910），慧仙女工学招收40名14～18岁女生的消息又见诸报端。可见，直到此时，这所职业女校仍然存在。

1905年清政府设立学部，在第二年即将女学纳入学部职掌，在第三年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尽管其封建保守色彩浓重，但它肯定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

北京女学初具规模

清末，北京女学初具规模，曾经在船板胡同、东四牌楼北六条月牙胡同、报房胡同、南横街、魏染胡同、东四六条育芳胡同、昌平城内户部街、宣武门外四川营胡同、贾家胡同、府右街、弓箭营、石驸马大街、西总布胡同、宣武门外珠巢街、崇文门北孝顺胡同、前门外琉璃厂、果子巷、北新桥等地络绎出现女学堂，多为初等小学，也有职业女校。

1905年，贝满女学堂（1864年创办）增设大学课程而成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后改名为燕京大学女校。

1908年清廷御史黄瑞麒奏请设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次年开办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两等小学堂，招收女生四个班（今实验二小前身）。

清末女学中，卓有成效、影响较大者有两处，值得记述：

光绪三十一年（1905）旧历八月初一，沈钧（字绶青）、沈贞淑夫妇主办的豫教女学堂在东单二条沈宅开学。开办经费用的是沈太夫人王氏捐助的2000两白银。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服部宇之吉（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和夫人服部繁子，负责制定详尽而完备的《北京豫教女学堂章程》，沈氏夫妇、服部夫妇同为经理人。1906年，蒙古喀喇沁亲王和福晋（肃亲王胞妹）将位于干面胡同的亲王府让于豫教，作为扩充校舍，并添设女工厂之用。于是，豫教女学堂从东单二条迁至干面胡同。女工厂建在学堂的东侧，设织布、编物、成衣机器、绣工各科，购置100架新式织布机。每日学习工艺之后，有两个钟点教授汉文、珠算、家政、体操。豫教女学堂是一处工学兼顾、半工半读的女工学。1907年，沈钧将学堂门房改做售布所，专卖豫教女工厂用西洋纺织漂染法生产的布匹，并为男女学堂定做校服。

1906年，京师大学堂教习江亢虎先在内城库赀胡同建女学传习所，不久即迁往宣武门外丞相胡同，定名外城女学传习所，继在西单牌楼北石驸马街克郡王府花园开办内城女学传习所，又先后在东安门内葡萄园、隆福寺附近的口袋胡同开设中城女学传习所。请北洋女子公学校长吕碧城女士和秋瑾密友吴芝瑛分别题写内外城校名。女学传习所主要分术艺、师范两科，术艺科设置音乐、图画、刺绣、裁缝、编物、造花六种专门技能课程。当时，北京有多处阅报处，阅报、讲报颇为流行，但没有一处女子阅报处。碍于“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习俗，女人是不能进入此类场所的。女学传习所为开通女智，开设北京第一女子阅报处，不仅满足师生看报，校外女子也可进校内看报，开放时间是早8点至晚5点。

督学局曾办学界展览会，征取女学界成绩、产品，但因恐男女混杂而禁止女学生到场。江亢虎愤懑不平，在内外城女学传习所先后举办了五届女学展览会，将本所与京师、天津、保定、涿州各女学堂的学生成绩展品，如编织物、绣品、绘画作品、纸制艺术品等多达几百件，集中展示，观者多达两千人，极一时之盛。1909年底至1910年初，江亢虎辞职出洋，女学传习三所归并官家。在原外城私立女子传习所的基础上，建外城官立第一两等女学堂，后改为京师公立第一女子初高等小学校（今菜市口胡同小学）。

兴女学道路坎坷不平

兴女学，一反几千年封建传统，在前进的道路上其艰难险阻在所难免，仅举清末发生于北京的两件事以作史证：

1.1907年，为赈济江北水灾灾民，由《北京女报》报社发起，以内外城女学传习所为基础，联合其他女学堂、北京女学界兴办女学慈善会，在琉璃厂开办女学生自制手工艺品展览会和古玩、玉器、书画展览会。其间，有女学生唱歌跳舞，并邀请女演员登台演戏，还有马戏、曲艺、音乐等，吸引市民、游客，以入场券和义卖手工艺品所得，进行募捐活动。此举遭到守旧派的非议，指责女学生抛头露面于闹市，有伤风化。同年颁布的《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已有明文规定：“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如不谨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务必严切屏除，以维风化。”因此，清廷学部特《通饬京内女学堂遵守奏章札文》，以“于中国礼俗实相违异”为由，责令各学堂负责人约束女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致使琉璃厂义卖募捐仅3日而终。

2.京郊密云原有一处私立女塾，是当地乡绅宁岱青所办。与京城相比，密云地处偏远山区，百姓为传统思想束缚，尚未开化，所以宁氏女塾里只有五六个学生，萧条得很。1908年春，在京城里大办女学传习所的江亢虎来到密云，特意到宁氏女塾参观。江亢虎穿的是对襟青马褂，但戴着一付洋派的近视小眼镜，不料想引起满城风雨，哄传“洋鬼子来看女学生了”。车已到了女塾门前，宁岱青等人竟然不敢请客人下车。更严重的是，第二天，家长们都不准自家女儿去上学了，说是怕随了洋鬼子。宁家的太夫人拿着江亢虎冠冕堂皇的官衔名片，亲自上各家去解释。家长们还是不信，一定要等洋鬼子出了密云县境，才肯让孩子来上学。见此情景，江亢虎发誓定要打破旧俗，竭力说动密云知县郭大令，在县署衙门内开设官办女学。招考女学生的告示随即分贴在密云县人群密集的南关、中街、石匣三处，四城八乡尽人皆知，讲明不收学费，提供笔墨纸砚，由知县夫人充当教员，定在五月初六举行开学典礼。

早期女学开办的目的，是培养有文化的贤妻良母。女校内部种种清规戒律禁锢着女学生自由的身心发展，新学与旧学、新思潮与封建教育规矩的矛盾暗流涌动，时有喷发之势，而且男女教育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但女学的建立毕竟冲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伦理观念，打开了女子学校教育的，突破了幽闭女性智力的陈规陋习，培育了最早的一批知识女性。

*本文系作者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研究》（批准号：10BDJ013）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