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成为现实

主持人

每次“两会”召开都会成为全社会的焦点，“二胎”指标、取消“啃老族”福利、降低法定婚龄、电影票降价……

各色提案，各种观点，总能给我们充分讨论的空间，对未来充满遐想。

大白鲨

的确如此，“两会”中的不少提案打破了常规，所涉及的又无一不是我们身边的话题，所以引起关注是很正常的。虽然有些提案听上去甚至有些“雷”，但至少让我们能够换个角度和方式去思考问题。

这些提案离真正施行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毕竟引发了人们对提案所涉及问题的关注。

有时我甚至会想，如果这些提案都能够付诸实施，我们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

主持人

提案建议，国家可以建立一个转赠平台，允许拥有“二胎”生育权的公民在自愿的原则下将第二胎生育指标转让给有需求的公民，而转让后继续超生则处以更为严厉的罚款。提案一出，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反对的声音远远多于支持的声音。

大白鲨

这个提案的观点是通过建立合法转让“二胎”指标的平台，促进人口的优生优育，从而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

这样的观点不禁让我想起了希特勒的种族政策。希特勒一直认为种族差异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认为有的人种、民族或者国家天然地优于其他族群。

这个提案中的观点说到底是认为条件优越的父母能够孕育出优秀的下一代，这已经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不能成立的假设。

天国的女儿

在《人民网》上看到一篇评论文章说：“这项政策一旦实施，实质上是以富人的现实利益去换取穷人的生育权，这无异于把富人用金钱无止境地掠夺其他人的公民人身权利正当化，和买卖人体器官、选票等一样荒唐而且残忍。按此思路，买房指标、住院指标、火葬指标、墓地指标，还有人大代表选票等无不可以有价转让了。其结果，这种转让不仅根本解决不了穷人的实际经济问题，还会使弱势群体陷入降低尊严的不良情感体验里，这样的情绪于个人于国家十分有害，因此，此口子不能开。”

主持人

在网络上看到有网友留言：实际生活中，很多拥有“二胎”指标的人并不想生“二胎”，这些指标就变成了社会闲置资源，如果能够加以利用，让希望生“二胎”的人能够通过正常途径满足需求，是可以理解的事。在经济社会中，用经济杠杆去平衡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很正常的手段……

大白鲨

这种需求的确存在，但国家决不能仅仅因为有需求就制定相应的政策使其合法化。一旦转让“二胎”指标的市场建立起来，引发的道德问题将会很严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指出，如果生育权能够转让，那么夫妻性生活权利也能转让吗？生育权若能交易，还谈什么每个人过有尊严的生活？人们尽管对社会道德有微词，但是基本的、根基的伦理道德是健康的。唯有维护这个道德，才能保障社会和谐和社会进步。

天国的女儿

很多评论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了贫富上，因为设想富人购买穷人的指标而对该提案嗤之以鼻。剔除贫富因素单纯探讨“二胎”指标转让，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即使没有生“二胎”的想法也断然不会出卖自己的指标，这无关贫富，而是人性、亲情赋予人的最基本的人性底线。如果提案变成现实，当人们接受这种买卖“未来人”的行为时，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人性底线。

主持人

18岁结婚早不早？这是“两会”提案中又一个引起热议的话题。黄细花在提案中建议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至18周岁，认为“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是“中国史上最高的”法定结婚年龄，导致“剩男剩女”、高龄产妇、未婚同居等现象不断增多。根据新浪微博的一项调查显示，39.4%的网友对这一提案表示支持，45.2%的人表示反对，15.4%的人表示不关心。

大白鲨

这个观点似乎是近来热议的话题中支持与反对声音相差不多的一个。我查了一下国外的法律，伊朗法定结婚年龄9岁；荷兰法定结婚年龄12岁；俄罗斯14岁；法国15岁；菲律宾16岁；韩国16岁；日本男18岁、女16岁；巴西16岁；英国16岁；德国18岁……我们所规定的年龄是最高的。

天国的女儿

我国所规定的最低结婚年龄的确比不少国家要高，但这也是和我们的国情相适应的。法定婚龄的制定要考虑人体发育和智力成熟情况，有利于工作和学习。现实情况是，很多未满20岁的年轻女孩仍处于学习期间，她们社会经验少，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如果这个时候选择婚姻，很可能会增加生活中的压力。

在大中型城市中，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会选择晚婚，或者迫于现实的经济压力，或者是选择先追求学业、事业，大部分人在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中，结婚年龄都会在22岁之后。

大白鲨

对于大城市中的年轻人来说，的确存在着晚婚的现象。但我觉得这个提案最大的受益者是农村中的年轻女性。在网络上看到一篇评论说，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约占4.2亿人。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村青年16岁就走上了社会。在不少地方女孩超过22岁就难以嫁出去，在18岁之前几乎都定了亲。如果不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这部分已经步入事实婚姻的年轻女性就很难得到应有的法律保障。

天国的女儿

黄细花代表的观点是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未婚同居、未婚先孕的现象，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可以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难道降低了法定结婚年龄就能减少未婚同居吗？在未婚同居的人中，究竟有多少人是未满22岁的？

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人们越来越开放的两性观，与法定结婚年龄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

大白鲨

婚姻是人的权利而不是义务。权利与义务最大的区别在于义务是必须履行的，而权利是可以放弃、自由选择的。即使将法定结婚年龄降低到18岁，也并不是鼓励所有年轻人满18岁就结婚，而是标志着从成年那一刻开始，你就享有了法律所赋予的拥有婚姻的权利，你仍然可以选择28岁、38岁甚至48岁结婚。

天国的女儿

婚姻的确是人的权利，但是国家在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时，一方面要考虑到人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更应当考虑现实的国情。最低结婚年龄所涉及的人群刚刚成年，一定数量的人自理能力还停留在“啃老”期。国家政策应当具有前瞻性和引导性，引导公民朝着更有利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前进。

主持人

景天魁说：“调查显示，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啃老族”的与日俱增并迅速扩大，表明它已从一种“家庭现象”演化成“社会问题”。

为教育和激励年青一代自立自强、承担历史责任，景天魁建议加强对青年人的励志教育，社会团体多开展“一对一”的帮教活动。针对初高中毕业生特别是大学毕业生开展积极的职业培训和就业督导，大力促进就业和创业。对于屡次拒绝就业建议，长期赋闲在家的年轻人，他建议“取消其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资格，以起到鞭策作用”。

大白鲨

“啃老族”现在在大城市中确实大量存在，一个“啃老族”所牵涉的至少是一家人，他们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直接关系到社会最基层的稳定。提案中提到的某些观点确有其积极意义。比如开展职业培训，促进创业，帮助年轻人提高就业能力等等。但是，社会福利本身就具有普适性，不能因为个人的“无所事事”而剥夺他们享受福利的资格。再者，这种做法很难实现，因为一旦进入操作阶段，如何界定长期赋闲的“啃老族”就成了难题。总不能派人到各个存在“啃老”现象的家庭中蹲守“取证”吧！

天国的女儿

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现象，30%左右的青年基本靠父母供养。如此高的“啃老”比例说明，这种现象绝非仅仅缘于年轻人自身，更是社会深层次问题的体现。有媒体将“啃老族”形象地划分成四类：追求梦想型、丧失自信型、自闭型和家庭溺爱型。除了极少数好逸恶劳的“啃老族”之外，大部分人是不得不“啃”的无奈之举。就业情况的不容乐观，城市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这些都迫使年轻人成了“啃老族”。

《燕赵都市报》一篇评论中的观点很值得深思：建议取消啃老族福利的背后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这样做在法理和情理上讲不通，也不能解决问题。首先，啃老问题毕竟发生在家庭，政府取消福利倒逼自立有公权干预私权之嫌。其次，社会福利是每个公民理应享受的权利，以啃老为由予以剥夺于法无据。据此推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是不是也应取消社会救助？此外，更重要的是，取消福利后，原本社会承担的责任很可能变相转移到家庭，被啃老的父母们不仅不能解困，反而越陷越深。

主持人

张艺谋等六位政协委员在提案《加强对电影产业支持和整顿》中，希望相关主管部门根据市场规律采取“建议性指导票价”和“最高限价”，呼吁电影票降价，引发了热议。在中国看电影究竟贵不贵？电影票的钱都给了谁？如何才能实现降价？

大白鲨

电影票价跟中国的房价、油价一样，都成了老、大、难问题。千万不能小看这张小小的电影票，它关系到中国电影能否真正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从而使整个电影产业得以良性发展。别的先不说，单说中国电影票价目前的状况。一个字，贵！

《2010―2011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将中国电影票价与美国、日本、韩国、法国进行了比较。2010年，平均电影票价日本最高，15.52 美元；法国次之，8.63 美元；美国第三，7.89 美元；最后是韩国和中国，分别为 7.00 美元和 5.30 美元。中国的平均票价虽然在五国中最低，但若考虑到五国的月收入水平，以平均票价占人均月收入的比例衡量，中国最高，一张票价占到人均月收入的 1/57，而美、韩、日、法分别为 1/490、1/236、1/204 和 1/412。如以平均票价占人均月收入的比例作为衡量标准，中国票价是五国中最贵的，是美国的 8.5 倍、法国的 7.2 倍。

天国的女儿

经济学家郎咸平先生也曾经质疑过居高不下的电影票价，他说：“1982年看《少林寺》时的票价是1毛钱，2007年在北京看《变形金刚》的票价是80元，25年翻了800倍。而在美国‘一线’影院看《变形金刚》，折合人民币后不过54元。很多香港人到内地看电影，看到票价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香港的票价最贵也才50港元而已。如果在非高峰时段去看，还有20港元到40港元的票价，内地这边的收入这么低，电影票价格怎么可能这么高？”

我们可以算一笔很简单的账：一个北京的普通白领，月收入大概4000至5000元人民币，先减去2500元左右的生活必须开支（包括租房等），每个月剩下的能够自由支配的钱大概2000元左右。如果每个星期看两场电影，按照每场电影80元计算要花费160元，一个月看电影需要640元，还没有包括看电影所导致的其他消费支出。类似这样收入水平的人在城市中占最大比例，也是电影院的主要受众群体之一，让他们望而却步的电影票价显然应该下降。

主持人

陈国星导演曾经在微博上说：“2011年全国总票房超过2010年28%，但我发现观影的人数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看电影的还是那一拨人，只是有人多看了几场。看不起电影的人仍旧没进影院。分母没改变的症结在哪里呢？这与影片吸引力无关，是票价问题！必须靠强制性降低票价来吸引更大观影群体了。”

既然票价明显高了，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高的票价，我们支付的票钱到底进了谁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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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羊城晚报》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关于电影票价分成的介绍：以国产电影为例，如果按观众购买一张电影票支付100元来计算，其中5元交给了国家电影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电影基金），3.3元上缴营业税，余下的91.7元用来分账。通常，制片方从中大约分得38％到43％，按最高比例计算即为39.431元，在扣除发行方收取4.585元后，制片方实际收入为34.846元。电影院的收入为52.269元，其中院线收取大概4.585元，即电影院实际收入为47.684元。

票价分成大体以这种比例为基础，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要考虑到电影的强弱势，一般出自名导之手的大片可以让制片方在与院线和影院谈判时有更高的筹码。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是个很好的例子，制片方明确要求将票房分账比例提高到45％，甚至有传言因为制片方要提高各城市的最低票价，该影片一度遭到8家院线联手封杀。

天国的女儿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副局长喇培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电影局支持全国电影票价回落到一个老百姓能够接受的区间范围。我们支持电影票降价。”

尽管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但是就目前的情况看，电影票降价还存在很多困难。名导演支持，观众支持，电影局支持，但是电影票价的决定权仍然在市场，居高不下的成本压力使得电影院很难降低票价。

导演陈国星说：“降价的阻力在于，百亿票房中20亿元都归入地产商。三年前一线城市影院租金每年只需300万元，目前核心区租金涨了两三倍。现在地产商更精明了，不要租金要票房分成，某些核心商业区向影院索取20%―25%的分账比例。所以影院也在算账啊！”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宁宇说：“电影局‘号召’降价，也只能是动员，并无行政权力规定不属于自己的院线降价，只能制造舆论攻势。降票价只有以下可能：各级财政给补贴、地产商减地租、国家减免税、院线让利。基本无其他措施。”

大白鲨

中国的电影产业还很不完善，票房几乎成了各方利益的唯一来源。对于制片方来说，盗版问题严重使得音像制品的收入大幅缩水，对于影院来说，也主要靠票房来生存。在美国，影院卖品和广告收入能够占到票房收入的30%，而我们影院里的“小卖部”服务水平一般，收入也差强人意，通常只有票房的15%，广告收入也不会超过票房的5%。所以美国影院能够依靠降低票价来吸引更多的观众，还能够带动影院的其他收入提高，我们却只能紧紧抓住票价这根“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