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3 11:30:45
1
汶川大地震发生20多天后的2008年6月4日，学者、散文作家余秋雨先生，“从海外一些媒体上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于是就来“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了。
他慷慨地馈赠给请愿灾民一顶“识大体、明大理”的高帽，接着告诫他们要以“主人的身份”，使救灾的“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否则，“横生枝节”，似乎有使中华民族的“最高尊严”遭到破坏的危险，因为，“一些对中国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根本无视震区有些楼房并无垮塌，而许多校舍却成为一堆瓦砾的事实，竟振振有词地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
余作家心中的“大体”、“大理”以及“最高尊严”到底是什么，已经很清楚了。“主人”云云，也已经说得很明白，“身份”而已。
上世纪30年代初，鲁迅曾说过，不满于“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的新月派批评家，是“挥泪以维持治安”；而如今，余秋雨先生却又来“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了。
从“挥泪”到“含泪”，中国某类学者文人莫非有一种“眼泪传统”耶？
自然，这不过是另一种眼泪；或者说，是眼泪的另一种功能。
“治安”，“大体”，“大理”，“最高尊严”……呜呼！可怜煞人、可笑煞人！
2
早就有作家大大地不满于当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说那是拾了什么西方传教士的余唾。
近日有学者撰文道，鲁迅那代人的“自审” 就是“自虐”、“自伤”，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自虐”倾向的“集中体现”。而且，“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并发愿：“鲁迅时代”就此结束。
主张“改造国民性”的五四知识分子，谁把它与所谓“制度建设”对立起来了呢？鲁迅1925年7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不就说过“我总以为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吗？
鲁迅还曾明确地表示，希望自己攻击时弊的文字，“与时弊同时灭亡”，如果仍然存留，他倒要感到悲哀的，因为也即证明着时弊尚在、病菌尚在。
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曾送给鲁迅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的“恶谥”。据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鲁迅怎样回答他呢？
――我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某些“现状”太多的缘故。
连上面这样一种中国学者文人的眼泪，不是都流了七八十年，至今仍没有绝迹、“断流”吗？
堂哉皇哉兮嗳唷哟，这究竟是“国民劣根性”呢，还是“国民优根性”呢？与“制度建设”又是何种关系呢？
这种可悲亦复可笑的“现状”不变，“鲁迅时代”能否“就此结束”，恐怕是大可怀疑的。
2008年6月13日草于蜗牛庐
（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化读物编辑室主任、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