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四类融资机构及民间借贷中介组织的调查

为全面了解非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融资机构以及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基本情况，研究非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融资机构健康发展问题，笔者对A市辖内非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融资机构和民间借贷中介组织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笔者认为：各类融资机构的规范程度不一、可持续发展能力差异较大；部分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有“非法吸收存款”之嫌；我国的非正规金融具有其内生性，虽不能放任自流，但也无须强制变迁为正规金融，应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给予足够的自由发展空间。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截至2013年6月末，A市辖内共有经非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融资机构四类181家，其中担保公司51家、小额贷款公司9家、典当行29家、投融资公司92家。各类机构注册资本总计889719.48万元，资产总计1341519.74万元，负债总计551374.24万元。

对A市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抽样调查，共抽取了5家，其中有3家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有两家未进行登记注册。登记注册的3家中介机构的注册资本总额、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分别为205万元、205万元、2.3万元。

二、调查对象业务开展情况

（一）担保公司营业总额升幅明显，利润率下降

2011年和2012年A市51家担保公司营业总额分别为1538561.1万元和2675865.5万元，2012年较2011年提高了73.92%；业务笔数分别为28163笔和61959笔，增加了2.2倍。营业额及营业笔数的增加说明担保公司发展趋势较好。

2011年和2012年A市辖内担保公司单笔业务平均营业额分别为306.93万元和80.53万元，呈小额化趋势。业务小额化说明担保公司业务开展范围更加平民化，更加符合中小企业及个人的需求特点。

2011年A市辖内担保公司实现总收入22926.35万元，其中利息收入8929.81万元、利息收入占比为38.95%；2012年实现总收入34177.33万元，实现利息收入10584.7万元，利息收入占比为30.97%。

2011年和2012年所有担保公司分别实现利润总额9301.22万元和9771.30万元，收入利润率分别为40.57%和28.59%，利润率下降明显。

（二）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笔数呈萎缩趋势，收入利润率提高

2011年和2012年A市小额贷款公司营业总额分别为14985.02万元和27166.54万元，业务笔数分别为4338笔和4298笔，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笔数有所下降；平均单笔营业额分别为3.45万元和6.32万元，呈大额化趋势。

2011年和2012年A市小额贷款公司分别实现总收入6158.76万元和7651.27万元，几乎全部来自利息收入。利润总额分别为76.14万元和992.29万元，收入利润率由1.23%提高到12.97%，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状况大大改善。

（三）典当行业务较为稳定，收入利润率也基本稳定

2011年和2012年A市典当行分别实现营业总额130537.03万元和150545.52万元，营业总额提高15.33%；业务笔数分别为2297笔和2643笔，单笔平均营业额分别为56.83万元和56.96万元。典当行业务较为稳定。

2011年和2012年，典当行分别实现总收入3751.35万元和5489.66万元，实现利润总额分别为1657.31万元和2975.43万元，收入利润率分别为44.18%和54.20%。收入利润率虽有所提高，但升幅不大，比较稳定。从业务开展情况及收入利润率均比较稳定的情况来看，典当行运作已经比较成熟。

（四）投融资公司①两极化趋势明显，部分公司可持续能力差

调查中发现，A市辖内很多投融资公司利润连续两年为负。据不完全统计，有1/3的投融资公司处于亏损经营状态。投融资类公司总体情况较其他类融资机构差，部分公司可持续能力弱。

（五）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收费较高

民间借贷中介机构多为地下形式，且该类公司的经营行为较为敏感，调查存在较大难度，因此，我们仅抽取了5家中介机构进行了抽样调查。抽样调查的5家机构股金全部来自于自然人股金。

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费用较高，以某理财公司为例，该公司2011年、2012年营业总额分别为550万元和650万元，业务笔数分别为85笔和90笔，单笔营业额分别为6.47万元和7.22万元；两年分别实现总收入16.5万元和19.5万元，平均单笔业务收入1941元和2167元，平均单笔手续费率为3%。

三、存在的问题

（一）对各类融资机构的多头管理导致监管难度大，直接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

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各类融资机构的主管部门不一。A市四种类型的非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融资机构其主管部门各不相同，典当行的主管部门是商务局、担保公司则受中小企业发展局管理、小额贷款公司和各类投融资公司则受金融办管理。

多头管理导致民间融资未纳入一个整体的金融监管框架之中，这给金融宏观调控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一是大部分融资机构数据无法进行统计，即使能够统计出来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数据；二是银行信贷以外投融资行为不受国家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制约，如在国家对房地产调控日益严厉的情况下，正规金融机构均收紧了对房地产开发贷款的投放，但个别非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融资机构利用各种途径为房地产开发公司提供短期融资支持。

（二）担保公司大多规模小、资金实力弱，不利于其主营业务的开展

调查显示，A市辖内51家担保公司平均注册资本不到1个亿。在为金融机构提供担保服务时，银行给予担保公司的放大倍数一般控制在注册资本或实际存入银行的保证金的5 倍以内，因此担保公司可运用的资金规模偏小。受总量控制的影响，难以满足众多迫切需要资金的企业的担保需求，使众多中小企业通过担保公司的信用担保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和期望值降低，从而制约了担保公司贷款担保业务的开展。

另外，商业性担保公司作为贷款人的风险防范保障，具有高风险低收益的特点，而其自身缺乏有效的资本补偿和风险防范机制，加之市场再担保机制尚未建立，导致商业性担保公司在开展贷款担保的主营业务过程中缺少动力。

（三）小额贷款公司身份缺失，发展前景存疑

小额贷款公司被严格限定为“只贷不存”的公司，但是，在现行的《公司法》中，却没有对涉及贷款类业务的公司规定。在2008 年的改革措施中， 监管当局为小额贷款公司设计了出路，即改造为村镇银行。但根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 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这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如果转成村镇银行， 就必须把公司的控股权和经营权交给银行。一旦并入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目前灵活的经营机制将被推倒重来，按照商业银行的标准流程运作，很难满足农村和民营经济的实际需要。由于前景的不明确和政策的缺失，小额信贷公司长远发展规划、战略制定都要受到影响，制约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四）典当行典当费率过高影响其业务拓展

以某典当行为例，尽管其成立比较早，但是其业务开展并不理想，2011年仅开展典当业务52笔，营业总额400万元，取得利息收入70万元，实现利润6万元；2012年仅开展典当业务50笔，营业总额410万元，取得利息收入71万元，实现利润7万元。据了解其业务拓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其典当费率过高，动产费率达到42‰，不动产费率为27‰，较高的融资成本一般人难以承受。

（五）个别融资公司成为其母公司的融资渠道

一些集团成立的融资类公司首要目的是为了自身融资便利，融资目的超越盈利目的。这些融资公司主要为集团内部资金运营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作为独立法人正常参与市场化经营。

（六）部分民间借贷中介机构运作模式存在“集资”之嫌

目前不少民间借贷中介表面上服务范围没有超越“中介”的范畴，但是，调查中我们发现它们吸引投资人进入后先签订一个投资合同，并让投资人将款项打入中介账户，之后会通过信件告知投资人其款项的去向。或者，中介提供借款人资料征得放款人同意后将款项放出。这些借款人信息是中介掌握的，放款人并没有考察能力。由于时间等因素，基本通过电话等口头协商决定，没有放款人和贷款人的合同，而只有投资人和中介的合同，所以放款人对款项的真正流向也并不了解。再或者，虽然签订的是三方合同，但是放款人和借贷人是不见面也不认识的。这样，比起放款人或借款人来说，中介是掌握全面信息的唯一一方。所以事实上募集资金如何处置还是由中介决定。这便构成“集资”的几个要素：没有特定募款对象、募集到的资金流向由集资人决定等。

（七）民间借贷利率过高易造成多种负面影响

民间借贷中介组织产生的民间借贷利率是以口头约定为主，无法对风险进行准确的识别、衡量、定价和控制，民间借贷风险较高。因此，借贷利率较高。调查中发现甚至有的民间借贷月利率最高达10%。民间借贷过高的利率水平，加重了经营者的财务负担，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另外，民间借贷缺乏有效监管，容易滋生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行为，对社会的安定团结产生一定消极作用。

（八）市场监管缺位，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难以保护

目前，对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监管主要由工商局管理，其营业范围由工商局确定，但对于这类公司从事相关担保或中介业务需要的资质、人员、技术等要求，国家没有规定，并且在其从业期间，缺乏有效的动态检查和跟踪措施，对其处于一种放任自由的发展状态。各中介机构各自为政，缺少诚实信用。有的中介机构在借贷合同生效前先行从借款人处收取中介费，不按合同约定期限、约定数额提供借款，损害债务人的利益；有的公司在促成借贷合同订立后，收取中介费和放贷者先行扣息行为相混淆，不向债务人明确说明其所扣款项的用途，且不留手续。发生纠纷后，造成法院对放贷者的放贷数额和债务人收到借款数额难以认定。

四、政策建议

（一）正视非正规金融机构存在的内生性

应借鉴国外在非正规金融上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遵循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本规律，引导和保护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赋予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开展平等竞争的合法地位，让其在法律和宏观经济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合理配置经济与金融资源，使其成为具有竞争性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中的一员。

（二）制定规则激励非正规金融机构走底层推进道路

发展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具体路径应是底层推进，这与我国多种民营经济的发展路径相同。底层推进的意义在于：它能够通过人们之间“互不吃亏”的交易推导出一个稳定的制度结构，并供应可使交易费用更为节约的制度化的规则。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制定合理的制度，激励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产生，并确立公正、有效的竞争规则；同时要给经济主体充分的选择权利的自由，而非代替这一选择的角色。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非正规金融机构一开始可能具有非正规制度安排的性质。从表面上看，它有时表现得杂乱而无序，但其内在的机制则是最为有序的，因为民营经济本身的产权结构决定了由此导出的这种制度安排包含着相互的约束。

（三）理性对待民间借贷，规范中介机构的运作

正式金融与民间借贷的平行发展，充分说明正式金融与民间借贷关系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存在互补关系。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决定了资金短缺是一种常态，也意味着正式金融无法满足所有的资金需求，这为民间借贷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空间。我们更应理性对待日益发展的民间借贷市场，冷静分析民间借贷市场各主体的利益关系，促使其规范运作，努力将其对金融秩序的消极影响、对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降到最低。

（四）规范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

民间借贷中介机构作为从事资金融通的企业，具有政策性强、风险度高、影响面广的特点，应对其设定区别于一般中介机构的成立条件。首先，对从事此类业务的企业名称应当规范，强化其咨询或中介性质，便于社会公众识别其企业性质和经营范围，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应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其次，对于从业人员应设定一定条件。民间借贷中介业务具有准金融业务性质，在设立登记时，应当要求公司从业人员中有一名以上具有金融专业知识或在金融机构从业经验的人员，所有从业人员必须是无大额负债、未曾受刑事处罚等不良记录的人员。

（五）加强对民间借贷中介的监测和管理

建议民间借贷中介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在监管机构备案。由监管部门设立专门机构，建立完善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从事民间借贷中介的监测和监管工作。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民间借贷中介基本情况、资金投向、利率水平、借贷期限、借款形式、抵押或担保形式、借款偿还情况等。监测部门还应建立对放债大户的跟踪监测调查制度和民间借贷群发性异常变动情况调查制度；民间借贷中介应定期披露有关资金借贷的基本情况，以便监管部门进行监测与管理，防范大范围的信用风险。

（六）支持民间借贷中介的规范化发展，明确其“国民待遇”权利

民间借贷中介发展程度和规范化程度差异巨大，在其正规化问题上需要针对不同的规范程度采取不同的政策。对那些运作规范、发展较好的中介机构，政府应该明确支持其正规化发展的态度，引导、扶持它们逐步合法化，获得合法的正当权利。要修订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其享有的“国民待遇”权利，在法律中要给其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允许其通过市场竞争发展壮大。

注：

①该类公司数量较多，数据是通过工商部门获得，但是因部分公司未年检或未到年检时间等原因，数据不全，因此无法全面分析，只能选取数据较全的公司抽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