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财富积累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

摘 要：本文结合我国居民收入和财富差距持续扩大的现实，系统研究了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利用2000—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由于差异税率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增加了居民总税负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总消费，综合效应导致社会财富积累和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减少。同时，本文还发现了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与股市参与深度正相关、与房价收入比负相关的结论。本文的研究为拓宽我国城镇居民分享和获取更多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取向提供了经验支持。

关键词：收入分配；财富积累；财产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0001107

一、文献综述

经过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剩余资金和财富总量迅速增加，财富存在的形态日趋多样化，这些资金的走向和财富存量的配置逐步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持续扩大。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的统计，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160，2001年扩大到0.447，至2007年则进一步扩大到了0.469，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及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后果引起了广泛关注，迅速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这个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成为近几年政府工作报告反复强调的重点问题之一。

从2007年财产性收入概念首次进入党代会文件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如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1年提出“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2012年提出“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

在我国对居民财产性收入有统计数据的二十余年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不断增加。199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仅15.600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030%；2011年，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双增的情况下，人均财产性收入为648.970元，占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达到了2.976%，即便是最低收入人群，其财产性收入也实现了倍增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可见，无论是从绝对值还是相对比重上看，我国城镇居民获取的财产性收入均呈现增加趋势。

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总量偏少、占收入比重偏低，仍有较大提高空间。白重恩和钱振杰[2]、何磊和王宇鹏[3]的研究发现，我国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居民收入和财富积累的同步增加，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大幅落后于企业和政府部门，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和广东调查总队课题组[4]、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5]、中国建设银行和波士顿咨询公司[6]的研究发现，由于财富占有上的差异，

2010 年，我国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士数量达50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040%，但其财富占全国的比重达24.000%（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2011）。如果将可投资资产降低到600万元人民币，高净值人士数量达121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0.093%，但其财富占比却高达43.500%（中国建设银行和波士顿咨询公司，2011）。普通居民特别是中等及中下收入居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较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渠道有限，商品房价格的过快上涨和金融抑制影响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居民民生支出的大幅增加、民生集合基金（如社会保险基金、养老金、住房公积金等）的低水平管理和运行，降低了居民消费预期和社会总消费的增长，长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民众福祉的改善。在人口老龄化压力日益严峻的条件下，如何让更多居民的财产存量获取收益，对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言日显重要。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结合收入分配差距日渐扩大的现实，分析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在既有文献基础上，本文试图在两个方面有所贡献：（1）从理论角度阐释收入分配差距对财富积累和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机制；（2）利用我国2000—2009年分省面板数据，对主要结论进行检验，得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简要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建立一个简单的数理模型，讨论收入分配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机制；第四和第五部分利用我国2000-2009年分省面板数据，对主要结论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作为附着在财产上固有的收益权，财产性收入是按要素分配的重要体现。国际文献对财产性收入的研究主要包括：（1）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和周期性波动。（2）财产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Leven[2]将居民的不同收入来源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与其他收入相比，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表现出了起步晚、增长快的特点。Creamer和Bernstein[3]研究了股息和红利、利息与资本利得或损失周期性变动，发现由于决策过程和支付时滞等方面的原因，居民获得的股息和红利往往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但利息和资本利得或损失则体现出较强的顺商业周期特征。Paul[4]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分析了收入来源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发现居民收入越低，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越高；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但程度上低于工资薪金所得和营业性收入的影响。Matti[5]结合欧盟居民收入和生活条件统计（EU-SILC，EU Statistics on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对财产性收入进行了重新界定，并比较了12个欧盟成员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状况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不同国家获取财产性收入居民的比重和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及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均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在丹麦、挪威和瑞典三个国家，能获得财产性收入居民的比重高达98%、99%和80%，但葡萄牙、爱尔兰和爱沙尼亚等国，该比例则分别只有17%、18%和6%。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最高的欧盟成员国为挪威、芬兰和希腊，分别达到了10%、9%和5%，最低的为爱沙尼亚，只有1%。这些差异也造成了财产性收入对整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不同。Bogart[6]考察了英国17世纪末期公路法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发现该法的制定及收费公路信托基金的设立激发了居民参与收费公路建设和维护的积极性，并直接导致1690—1815年间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了20%以上，也是同期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2007年财产性收入概念首次进入党的纲领性文件以来，国内理论和实务界对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现状和提升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诠释。方和荣[7]认为，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是贯彻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制度的重要体现，有利于提高市场效率，促进民生和维护公平正义，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刘江会和唐东波[8]的研究发现，财产性收入不仅涉及到居民个人收入的增长，而且在长期内与经济增长、市场化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时，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日趋多样化，金融财产性收入和房屋出租占据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的80%以上。陈建东等[9]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他们的结论，即尽管财产性收入占我国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仍然较低，但近年来增长迅速，逐步成为居民新的收入增长点；在财产性收入来源上，房屋租金贡献率超过了50%，投资性收入（包括股息、红利和利息等）也是重要的财产性收入来源。在对影响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中，宏观经济发展因素（如经济发展、相关制度安排和投资市场发展等）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影响较大，而个人因素（如文化程度、行业和就业状况等）对其财产性收入缺乏显著相关性（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和广东调查总队课题组，2009）。余劲松[10]实证研究了城镇居民股市参与广度和深度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发现尽管我国股市存在不规范性和投机性，但对于居民财产性收入做出了显著的正面贡献。

在关注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部分学者着手研究居民财产性收入可能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范从来和董书辉[11]利用美国的数据讨论了居民财产性收入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认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变动反映了虚拟资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背离，容易导致经济泡沫化和收入差距扩大，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性。Liang [12]关注了我国的金融改革、财产性收入增长对收入差距的潜在影响，认为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政策导向从一个侧面为金融改革提供了支持，但可能会加剧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韩德胜[13]认为，财产性收入增加有可能会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出现，原因在于财产性收入的分布中，富人往往比穷人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结果会有助于他们积累更多的财产，这些财产又会贡献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如此循环，将会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过，祝福恩和王丽英[14]指出，该“马太效应”的产生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财产性收入内部的差距大于居民总收入的差距，如果现实经济中财产性收入内部差距小于总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相反有助于居民实现增收，部分地平抑贫富差距。对此，Hong等[15]指出，政府的公共政策选择可以朝向有利于增加公众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方向发展，以社保基金是否应该进入股票市场为例，如果由于信息、知识或者其他摩擦性因素阻碍了人们对理财手段的运用，则政府可以将部分社会保险税收入投放到股票市场以帮助居民进行投资，实现收入的增长。美国401（K）计划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便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上述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这些研究忽略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日渐扩大的现实。结合这个背景，本文将系统分析收入分配对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我国 2000—2009 年官方统计数据系统对主要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二、收入分配差距、财富积累与财产性收入：研究假说的提出

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收入差距如何影响财富积累进而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假定：

（1）将一个社会居民分为高收入居民H和低收入居民L两类群体，社会的总收入为Y，H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为α，L占社会收入的比重为

（2）税收只满足公共支出需要，不涉及转移支付。

（1）和式（2）可以看出，随着高收入居民占收入比重α的增加，整个社会税收的总额呈现增加的趋势，居民可支配收入则随α的增加而减少，即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分别导致了整体税收的增加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减少。

其次，考虑消费。结合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将消费函数设定为：其中，为自主性消费，c为边际消费倾向，c

可见，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将导致社会整体财富积累减少。结合式（2）和式（3），由于差异税率的作用，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减少了全社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了居民财富积累；同时，全社会居民的整体消费也随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减少。考虑到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存在，消费的减少小于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因而整个社会财富积累将减少。因此，在不考虑不同收入群体理财能力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与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负相关。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待检验研究假说：在不考虑不同收入群体理财能力的情况下，由于差异税率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收入差距与居民财产性收入负相关。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与变量

城镇居民税收负担变量，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之比。直观上该变量最好采用城镇居民缴纳个人所得税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来衡量，但由于数据的完整性和我国税收征管中存在的问题，本文采用DN来代表居民的税收负担水平，两者之间的差额代表居民的税费负担。城镇居民最终消费率（CONRATE），在量上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额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结合陈建东等[9]和余劲松[10]对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结构的相关研究，笔者选取控制变量如下：（1）商品住宅相对价格（REAP），为地方商品房住宅成交均价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房产增值和房屋租金增加是近年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其影响不仅体现为价格上涨而带来房产增值，而且在住宅价格越高的地区，通常伴随更高的经济活跃度和更多的劳动力流入，拥有房产城镇居民房屋出租收入也会增加；不过反过来，房价越高，购房者特别是刚需购买者按揭贷款利息支出也相应增加，也会导致财产性收入的减少。（2）城镇居民人均股票成交金额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STV）。进入21世纪以来，股票投资逐步成为我国城镇居民理财的一个常规手段，该指标反映了地区城镇居民股票交易的深度，该比值越大，表明该地区居民投入股市的金额越大或者交易越活跃，居民股市参与程度越深。（3）保险深度指标（IP），为地区保费收入与GDP之比，反映保险业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也体现了地区居民对保险作为一种理财手段的使用情况。（4）城镇居民净储蓄率（NSR），为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增加值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二）数据说明

用于实证分析的数据中，财产性收入、商品房住宅平均价格、居民可支配收入三项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股票交易金额地区分布来源于历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年鉴》；城镇居民储蓄增加额来源于历年《中国金融年鉴》；用于计算各地区基尼系数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历年统计年鉴，各地区保费收入占GDP比重来源于历年《中国保险年鉴》。由于部分数据缺失，最终收集到2000—2009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用于实证检验，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数=300）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讨论

本文在进行回归时关注了两个问题：（1）解释变量GINI的内生性。根据范从来和董书辉[11]、Liang[12]，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收入差距可能通过税收和消费途径影响财产性收入，但富有阶层通常在财富积累和理财能力上优于中下收入阶层，这种差异会导致财产性收入内部差距的扩大，进而影响收入分配差距。（2）模型设定。目前对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实证研究缺乏广为接受的分析框架，本文计量模型的设定不可避免地存在重要解释变量缺省问题，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结论的说服力。为克服上述困难，采用Arellano和Bond（1991）的建议，本文采用一阶差分广义矩阵法（GMM）对式（5）和式（6）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一）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影响的总体效应检验

表2中的结果显示，Sargan检验没有拒绝工具变量的选择满足过渡识别约束条件的零假设，AR（2）检验结果也没有拒绝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零假设。

表2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影响的GMM回归结果

总体来说，实证检验结果较好地支持了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1）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GINI系数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总体为负，5%水平下显著（列2和列5），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抑制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GINI系数每增加0.01，财产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减少约0.02个百分点。（2）DN对财产性收入的估计符号为正，10%水平下显著（列3和列5），该指标体现的是居民所得税负担，DN值越大，居民所得税负担越轻，则可支配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越高。该值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约0.023个百分点。（3）最终消费率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1%水平下显著为正（列4和列5），表明最终消费率越高，居民获取的财产性收入也越多。该结论与前文的理论判断并不吻合。对该结论的出现，本文判断消费率的高低可能更多体现了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消费率更高的地区，聚集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展现出更好的经济活力，从而为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提供了更多有利条件。

表2各方程中，控制变量的影响如下：（1）多数方程中，房价收入比指标REAP的系数为负，1%水平下显著，表明房产相对价格的上涨对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有抑制作用。该结论丰富和扩展了既有的研究，并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基本吻合。自1998年住宅商品化改革以来，房价上涨过快已经逐步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一方面，它形成了同期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城区改造拆迁补偿、既有房屋价值增加、主动投资炒房以及经济发达地区大量的人口流动带来的租房收入等均对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形成了正面贡献；另一方面，近年房价的过快上涨，对依赖按揭贷款购房的居民来说形成了沉重负担， “房奴”、“蜗居”和“蚁族”等术语的流行充分反映了房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对居民财产性收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考虑到我国财产性收入统计中并没有包括房产增值带来的财产性收入部分，房价收入比对财产性收入产生的影响显著为负应是情理之中。（2）保险深度指标IP对财产性收入影响为负，1%水平下显著。对此可能的解释是：首先，保险购买属于预防性支出，投资功能并不明显，保险购买支出的增加抑制了居民其他理财手段的运用；其次，我国商业保险发展时间较短，对多数居民而言保险购买特别是寿险方面多属于净支出阶段，即便保险公司投资收益丰厚，多数保单仍未到红利支付期。（3）反映居民储蓄意愿的城镇居民净储蓄率NSR指标的估计系数为正，但在多数方程中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造成这种结果出现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储蓄存款所得到的利息在构成上会直接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储蓄存款更多的地区，居民可用于理财的资金也相应越多，可能产生的财产性收入也越高。但另一方面，净储蓄率的增加也反映了居民对理财工具的运用情况，储蓄率更高的居民放弃或失去了获取更多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因而对财产性收入产生负面影响。（4）反映股票投资情况的STV指标对财产性收入1%水平下显著为正，成交金额每增加1%，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幅度大约为0.03%。该结论有积极的政策含义，表明尽管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不完善、股指大起大落，但股票投资总体上仍是居民分享上市公司成长和经济增长成果、获取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二）收入差距、税收与消费：影响机制检验

表3纳入地区经济增长率（GDPG）、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市场化指数（MI）等作为控制变量，检验收入差距（GINI）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最终消费率的影响。同样，Sargan检验没有拒绝工具变量的选择满足过渡识别约束条件的零假设，AR（2）检验结果也没有拒绝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的零假设。

表3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回归结果

表3中的多元回归结果部分地支持了本文的判断：（1）收入差距对GINI的影响为负，1%水平下显著，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降低，进而导致更多居民无财可理，财产性收入的普遍增长缺乏厚实的经济基础，这与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和广东调查总队课题组[4]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2）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最终消费率的影响显著为正。结合表2（列4和列5）的结果，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最终消费率增加，进而增加了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但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最终消费的增加幅度在量上小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幅度，因而收入差距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净效应为负。

表3中的结果还显示出一些有趣的结论：（1） 经济增长率对DN的估计系数的影响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但对最终消费率影响显著为正，表明近年来尽管我国居民绝对收入不断增加，但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居民所得份额的同步增加。（2）城镇居民承受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双重压力，物价上涨增加居民税收支出的同时降低了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抑制了最终消费。这与我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现实比较吻合，与白重恩和钱振杰[2]、何磊和王宇鹏[3]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研究结论是否可靠，本文变换了模型设定对前述结论重新进行了实证检验。参考李平等[19]，本文引入了收入差距和税收、消费的交叉项进行分析，相应的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动态回归形式，式中各指标的含义同前，实证结果报告如表4所示。

表4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4的结果支持了前文的分析：（1）DN对PI的影响10%水平下显著为正（列2和列3），DN与收入差距交互项的影响1%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收入差距通过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对居民财产性收入获取产生了影响，降低了城镇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能力。（2）居民最终消费率及其与收入差距的交互项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分别为正和负（列4和列5），且均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说明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居民消费对财产性收入可能产生的正面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居民财富的配置和财产性收入的获取能力不仅对于优化居民收入来源和提高居民财产配置效率至关重要，而且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本文结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日渐扩大的现实，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其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利用我国城镇居民2000—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主要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1）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居民的财富积累和财产性收入的获取能力。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居民收入在整个社会创造的财富中所占的比重，不利于财富积累、财产形成和财产性收入的获得。（2）居民消费对财产性收入有正面贡献。消费率更高的地区聚集了更多的商业机会，经济发展表现出更好的活力，从而为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提供了更多条件。（3）在既有财产性收入获取途径上，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发展不太规范，但股票投资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贡献明显优于房产、储蓄和保险等其他渠道。

上述结论有较强的政策含义：（1）与部分成熟国家相比，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有较大提升空间，特别是中等收入居民的财产配置对于我国应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在政策导向和具体措施上，应避免部分理财手段成为财富再分配的工具和财富向少数富有收入居民集中，防止长期内财产性收入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和对我国宏观经济可能的负面效应。（2）在财税政策导向上，应通过降低税收、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等方式逐步提高居民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切实做到“藏富于民”和“民富国强”。（3）如果考虑到不同收入群体居民理财能力的差异性，政府应指导和协助中等及中下收入群体进行资金运用，加强对商业保险、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养老金等集合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拓宽普通居民分享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参考文献：

[1] 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Fighting Climate Change： Human Solidarity in a Divided World[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8.

[2] 白重恩，钱振杰.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5）：99-115.

[3] 何磊，王宇鹏.谁在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基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10，（11）：23-28.

[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和广东调查总队课题组.城镇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研究[J].统计研究，2009，（1）：11-19.

[5] 招商银行，贝恩公司.中国私人财富报告[EB/OL].http：//www.cmbchina. com/privatebank/PrivateBankInfo.aspx？guid=71402db1-1ce9-463e-a570-2a8f310bb85d，2011.

[6] 中国建设银行，波士顿咨询公司.中国财富报告[EB/OL].http：//privatebank. /Info/38291565， 2011.

[2] Leven，M. Entrepreneurial and Property Income and Income from Miscellaneous Sources [A].Income in the Various States： Its Sources and Distribution， 1919， 1920， and 1921 [C].NBER，1925.

[3] Creamer，D.， Bernstein，M. Cycle in Types of Property Income [A]. Personal Income During Business Cycles[C]. Greenwood Press，1956.

[4] Paul，S. Income Sources Effects on Inequality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73（1）： 435-451.

[5] Matti，V.T.Measurement of Property Income in EU-SILC [A].Comparative EU Statistics on Income and Living Conditions： Issues and Challenges，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C]. Luxembourg，2007.

[6] Bogart， D. Turnpike Trusts and Property Income： New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of Transport Improvements and Legisla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J].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2009，62（1）：128-152.

[7] 方和荣. 财产性收入： 收入分配理论的新突破[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08，（1）：8-11.

[8] 刘江会，唐东波.财产性收入差距、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城乡间的比较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4）：20-33.

[9] 陈建东，晋盛武，侯文轩，等.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研究[J].财贸经济，2009，（1）：65-70.

[10] 余劲松.城镇居民股市参与及其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基于我国2000—2008 年30 个省市（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11，（10）：4-10.

[11] 范从来，董书辉.金融危机、收入结构与经济波动[J].经济学家，2009，（12）：61-69.

[12] Liang，Y. Financial Reform， Property Income Growth and the Potential Impacts on Inequality in China[J].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9，43（2）：389-402.

[13] 韩德胜.财产性收入的正负效应分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8，（3）：41-43.

[14] 祝福恩，王丽英.实现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对策[J].理论前沿，2008，（6）：15-16.

[15] Hong， H.， Kubik， J.，Stein，J.Social Interaction and Stock-Market Participation[J] . Journal of Finance，2004，59（1）：137-163.

[16] Mo，P.H.Corru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1，29（1） ：66-79.

[17] 王学斌，朱永刚，赵学刚.资源是诅咒还是福音？[J].世界经济文汇，2011，（6）：46-56.

[18] 陈刚，李树.中国的腐败、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J].经济科学，2010，（2）：55-68.

[19] 李平，李淑云，许家云.收入差距、有效需求与自主创新[J].财经研究，2012，（2）：1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