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港澳居民环城游憩行为比较研究

[摘要]本文针对穗港澳居民以城市周边为目的地近距离游憩日益增长的现象，借助实地问卷调查，从比较的角度．揭示了穗港澳居民环城游憩行为存在的差异，并从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分析了造成穗港澳居民环城游憩行为呈现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穗港澳居民；环城游憩行为；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2―0022―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40371036)

[收稿日期]2006―07―01；[修订日期]2006－11―01

[作者简介]彭顺生(1958－)，男，汉族，湖南宁远人，广州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旅游文化、旅游史。

西方学者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关注人类的休闲生活，并开始了对休闲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休闲游憩的活动的增加，人们对休闲游憩的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并产生了一批专门论述休闲游憩的研究成果。王雅林、董鸿扬是中国较早关注休闲问题的学者，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了《闲暇社会学》一书。20世纪90年代后期，城市周边旅游逐渐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吴必虎等在对上海市郊区旅游开发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城游憩带(ReBAM)理论，对城市周边旅游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并发表了数篇论文，初步建立起规范研究的框架。

遗憾的是，尽管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居民以城市周边为目的地的近距离游憩日益增长，国内一些学者对中国城市居民的环城游憩行为、游憩带的空间结构、游憩理论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研究还存在着内容上深度不够、地域范围上局限于中国东部、东北部或北部某个大城市如上海、长春、北京等不足。迄今为止，尚无人对南方最著名的三个休闲游憩城市――穗港澳城市居民的环城游憩行为进行研究，更无人用比较的方法揭示三地居民在环城游憩活动中所显现出来的行为差异，因此，对穗港澳居民环城游憩行为进行研究，揭示其差异，分析差异的成因，不仅有助于深化国内游憩研究，而且对促进穗港澳三地游憩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本文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实地调查。实际调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5年10月1日－5日，调查地点在广州；第二阶段为2005年10月10日－15日，调查地点在香港；第三阶段为2005年10月25日－29日，调查地点在澳门。调查方式为问卷调查。每地共散发“调查问卷表”500份，广州收回有效问卷434份，回收率为87％，香港收回有效问卷412份，回收率为82％，澳门收回有效问卷423份，回收率为85％。

1　穗港澳居民环城游憩行为之差异

穗港澳居民在环城游憩中所显现出来的行为差异，既反映在出行率、出行频度、出行目的上，也体现在对游憩类型、游憩设施的选择上。

1．1　穗港澳居民出行率与出行频度比较

出行率与出行频度是反映居民外出游憩是否活跃的重要指标，通过对三城市出行数据进行处理和汇总，我们发现，无论是休息日还是工作日，三城市居民的出行活动都十分普遍，80％以上的被调查居民都发生过出行。这一方面是由于本研究最初抽样时就偏重有就业者的家庭，另一方面也反映中国南方城市居民活跃的出行特点，但三城市在出行率与出行频度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即从总体上看，港澳的出行率比广州更高(见表1)，但出行频度却不如广州。(1)休息日三城市的出行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广州被调查居民的出行率为80．4％，与港澳相比，分别相差9．8个百分点和9．3个百分点。(2)工作日出行率也有差异。澳门最高，香港次之，广州市最低，广州与前二者分别相差8．3个百分点和7个百分点。这说明港澳城市活动的日间节奏比广州更强烈。(3)出行频度不尽相同。据有关统计，中国城市居民的日出行次数平均为1．5次，广州被调查居民的平均出行频度比平均数稍高，但与港澳比较，则显得较低。在休息日，广州居民的日出行次数平均比香港低0．29次，比澳门低0．45次；在工作日，澳门居民的日出行次数最高，即每日每人平均次数为1．92次，其次是广州居民，每日每人平均次数为1．89次，香港最低，每日每人平均次数为1．41次。

1．2穗港澳居民出行目的比较

出行目的反映人们外出游憩的偏好，穗港澳三城市居民在出行目的方面也不尽相同(见表2)。

其一，从出行的单目的性看，无论在休息日还是在工作日，广州城市居民出行活动的单目的性都非常显著，这与中国内地其他城市情况大体一致。与港澳相比，尽管在工作日三地差别不大，但在休息日．三地居民出行活动的单目的性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广州有90．5％的居民出行活动为单目的性，比香港高出13．9个百分点，比澳门高出10．7个百分点。

其二，从出行的多目的性看，在工作日三地居民差别不大，在休息日三地居民出行的多目的性差距有所拉大，广州居民有44．8％出行活动带有多目的性，比香港高出10．6个百分点，比澳门高出11．3个百分点。

其三，从出行的目的构成看，含“通勤(工作)目的”出行的比率，工作日澳门最高，广州最低；休息日广州最高，澳门最低；含“购物目的”出行的比率，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广州都最高，工作日澳门最低，休息日香港最低；含“休闲目的”出行的比率，工作日广州最高，香港最低；休息日香港最高，澳门次之，广州最低；含“工作一购物目的”出行的比率，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广州都最高，港澳差别不大；含“休闲一购物目的”出行的比率，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广州也都最高，港澳差别则不大。

注：W－工作，s－购物，H－回家，R－休闲。

1．3穗港澳居民游憩类型的选择比较

广义的游憩通常包括所有在闲暇时间里进行的活动，但不包括此间从事的某些责任事务，如加班、第二职业、在家从事研究和各种家庭内务等等。根据游憩活动性质和所使用的设施类型，可将游憩活动粗略地划分为8种类型：家庭游憩(看电视、阅读、听音乐、园艺等)、社交游憩、文化艺术游憩、运动游憩、休闲保健游憩、娱乐游憩、非正式户外游憩、过夜休闲旅憩。考虑到游憩与旅游一样，必须有空间的移动，因此，本文将不考虑家庭游憩。

表3显示，在闲暇时间里，三地从事娱乐游憩居民的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其中香港被调查居民从事娱乐游憩的居民比例为34．7％，比澳门和广州分别高出2．8个百分点和6．4个百分点。

其次是休闲保健游憩。三地被调查居民从事休闲保健的游憩居民的人数比例都超过了20％。其中香港最高，为29．3％，澳门次之，为26．7％，广州 为20．2％。这表明三地作为工作节奏相对较快的现代化国际都市，为调节紧张的工作压力，城市居民在闲暇时间里更倾向于以娱乐、保健为目的的游憩活动。

处于中间比例的是运动游憩和非正式户外游憩。港澳被调查居民从事此项游憩活动的人数比例相差不大，均在20％以上，其中香港为23．2％，澳门为20．5％，而广州只有16．4％。三地被调查居民从事非正式户外游憩活动的人数比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香港被调查居民该项游憩的居民比例为27．8％。比澳门和广州分别高出2．1个百分点和12．5个百分点。

排在后三位的分别是社交游憩、文化艺术游憩和过夜休闲游憩。在社交游憩和文化艺术游憩方面，三地虽有差别，但差别不大。广州被调查居民从事社交游憩的人数比例为13．2％，比香港和澳门分别高出3．8个百分点和4．9个百分点。从事文化艺术的人数比例为10．3％，比香港和澳门分别高出1．8个百分点和2．7个百分点。三地从事过夜休闲游憩的人数比例港澳与广州相差较大，香港为19．4％，澳门为16．5％，分别比广州高出12．3个百分点和9．4个百分点。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澳门是弹丸之地，澳门居民周末度假，主要是在其“后花园”――珠海进行的。

1．4穗港澳居民游憩设施选择比较

游憩设施的选择反映了旅游者的爱好与这些爱好者的背景，也是反映城市居民游憩行为的重要因素。由于诸多因素作用，穗港澳三地居民在游憩设施的选择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穗港澳三地居民对游憩设施的选择主要集中于文化场所(含文化景观所在地、博物馆、文化中心)、公园(含市内、郊区公园)、运动场所、娱乐场所、休闲会所6大块。

文化场所是居民进行文化游憩活动的重要地方。穗港澳文化场所都比较多，以文化景观为例，既有古代的，也有近现代的，既有纯粹中国或外国式的，也有中西合璧的。这些类型多样又各具特点的文化景观不仅对外来游客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且对三地居民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调查发现，三地居民对文化景观设施的选择却不尽相同(见表4)。在广州，闲暇时间选择参观“历史文化景观”的人最多，占被调查居民的41．4％，而在港澳，选择参观这类景观的人却最少，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17．8％和21．3％；与此相反，闲暇时间广州被调查居民选择参观“宗教文化景观”的人却最少，只占15．8％，而在港澳，选择参观这类景观的人却比较多，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37．1％和34．0％。在广州，闲暇时间选择参观“建筑文化景观”的人也相对较多，占被调查居民的36．3％，而在港澳，选择参观这类景观的人数比例一般，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29．4％和31．2％；有趣的是，穗港澳三地居民在闲暇时间选择参观“民俗文化景观”的人数比例大体相当，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27．6％、28．5％和29．1％，表明港澳同胞对中华民俗依然抱有极大的兴趣与热情。

公园是城市居民极为重要的休闲游憩场所，在穗港澳三地不仅大量存在，而且类型多样，由于种种原因，三地居民赴公园游憩时在公园类型的选择上有着一定的差别(见表5)。

在广州，城市居民外出游憩首选的公园是综合性公园，如白云山、越秀公园，占被调查居民的45．2％；其次是动植物园，占被调查居民的32．3％；接下来依次是郊区公园、娱乐性公园，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25．8％和25．7％；最后是纪念性公园和专业性公园，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23．1％和21．6％。香港则不然，城市居民外出游憩首选的公园是娱乐性公园，占被调查居民的45．4％；其次是郊区公园，占被调查居民的38．4％；再次才是综合性公园，占被调查居民的34．7％；排在后3位的依次是动植物园、纪念性公园和专业性公园，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29．1％、24．9％和21．4％。澳门居民外出游憩首选的公园是动植物园，占被调查居民的32．5％；其次是综合性公园，占被调查居民的28．9％；最后依次是郊区公园、娱乐性公园、纪念性公园和专业性公园，分别占被调查居民的22．7％、21．5％、21．3％和20．8％。

运动场所也是城市居民开展休闲游憩的重要地方。穗港澳三地居民在选择运动场所方面也有差别(见表6)。在广州，有1／3左右的城市居民外出运动游憩选择羽毛球场和乒乓球场，有25．8％的城市居民外出运动游憩选择游泳场，有12．6％的城市居民外出运动游憩选择篮球场，只有不到1／10的城市居民外出运动游憩选择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这表明在广州与中国内地城市一样，最受欢迎的运动是打羽毛球和乒乓球，网球和高尔夫球虽然早在开放改革以后就已传人广州，但仍未达到人们普遍欢迎的程度。港澳情况则不然，尽管两地回归后，受中国内地影响，人们对羽毛球和乒乓球热爱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回归之前，参加这两项运动的城市居民也越来越多，但所占被调查居民人数比例仍未达到20％。而选择网球和高尔夫球的人数比例却大大高出广州，其中香港选择网球场的人数比广州高出9．1个百分点，选择高尔夫球场的人数比广州高出12．8个百分点；澳门选择网球场的人数比广州高出7．8个百分点，选择高尔夫球场的人数比广州高出11．1个百分点。

娱乐场所是最受现代城市居民欢迎的游憩之地，在国际化大都市穗港澳亦然，但三城市居民在娱乐场所类型的选择上同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其中差异最大的是对娱乐场所的选择，从表7可知，香港有31．9％的人喜欢到娱乐场所休闲游憩，如参与、到赛马场赌马、赴澳门娱乐场所等，虽然长期以来澳门本地人是不参与的，但近些年来，随着澳门人观念的改变，调查显示，已有17．3％的澳门人开始介入，中国大陆虽然明令禁止，但调查也显示，有7．3％的人以各种形式参与了娱乐活动，如参与地下、打麻将变相等。随着普遍休闲社会的到来，穗港澳三地居民到沐足店、按摩室、桑拿房的人数比例虽然较以前都有一定的增长，但差异仍然存在。表8显示，广州居民比港澳居民更喜欢沐足休闲，在被调查居民中，广州有近30％的人喜欢去沐足店洗脚，港澳则只有20％左右；喜欢按摩的人数广州也分别比港澳高7．9％和9．7％；但桑拿的人数比例广州却不如港澳，分别比港澳低14．2个百分点和12．3个百分点。

2　穗港澳居民游憩行为特征差异形成原因探析

穗港澳城市居民之所以在属性特征和游憩行为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现实的原因，也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等有着密切的关联。

2．1 穗港澳居民属性特征差异形成的原因

造成三城市居民在属性特征方面的差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穗港澳在自然属性特征方面之所以存在差异，即出现广州青年群体外出游憩所占比例 比港澳大而中老年群体外出游憩却明显少于港澳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三地年轻人竞争压力的程度不同，影响到外出游憩的人数比例。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港澳年轻人即使在节假日也必须进修学习和加班加点工作，否则将会面临失业的命运；广州年轻人虽然在市场经济重要条件下也面临着竞争的压力，但由于“铁饭碗”仍然在行政、事业、科研及其他一些单位存在，因而相比港澳年轻人，竞争压力相对要小得多，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外出从事游憩活动。二是与工作日制度有关。广州早已实行“五天工作日制度”，广州年轻人可以利用周末从事郊游或比较费时的休闲游憩活动，如度假等活动，而港澳目前仍然实行六天工作制。三是休闲观念不同。港澳不少中老年人都是百万富翁，据有关统计，仅香港就有27万多人是百万富翁。这些人不仅有经济实力消费，而且由于休闲消费观念普遍比广州中老年人强，因此，外出游憩的人较广州多。

造成穗港澳在经济属性特征方面出现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香港作为自由港，早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就已经腾飞，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因而工资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内地，广州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的工资一直很低，虽然改革开放后，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工资一升再升，但由于原工资基数太低，因而与港澳相比，仍然维持较低的水平。此外，香港人历来奉行“工”字不出头的信条，因而经商、办产的“老板”特别多。这些大大小小的香港老板凭借优越的经济环境和本身的精明强干，获得了丰厚回报，赚了不少钱，广州则不然，尽管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州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老板，产生了一些百万富翁，但由于受经济环境及其他因素制约，与香港相比，老板的人数仍然少得多，得到的回报也不如香港老板多，因而高收入的人数不如香港多。

穗港澳在文化属性特征方面出现差异主要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香港的高等教育发展得比较早，经过百年沿革特别是近数十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较为完整、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前，香港的高等教育推行的是精英教育，当时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较少，但由于香港历届政府积极推动港人赴外留学，并积极引进高学历人才，因而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数比例较高，而由于“”影响，广州的高等教育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展起来，但真正得到比较大的发展则是近几年的事，因此，造成了高学历人数比例比香港低。

2．2穗港澳居民出行率、频度与出行目的差异形成的原因

在出行率方面，港澳居民的出行率之所以在工作日比广州更高，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港澳居民工作节奏比广州快，由此导致港澳居民的出行率比广州更高；二是在港澳有不少居民为尽早发财致富，“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还经常加班加点，或身兼数职，以便多赚点钱，生活得更好些”。这便增加了居民的出行率，而广州则不然，虽然也有居民同时做两份工作，但这只是个别现象，故出行率不如港澳。港澳居民的出行率之所以在休息日比广州也高，除了港澳居民的休闲观念比广州居民更强外，这与港澳依然实行六天工作制也有着一定的关联，因为一星期工作六天的港澳居民比一星期只工作五天的广州居民在休息日有着更强烈的外出休闲游憩的欲望。而在休息日，广州与澳门居民出行频度比香港高，主要原因在于两地的游憩设施大多集中在市内，且城市面积不如香港大，居民外出游憩的空间距离相对比香港居民的外出游憩的空间距离短，外出游憩的次数也相对少一些。

造成穗港澳三地单目的出行差异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广州城市居民出行活动的单目的性比港澳强，原因在于广州市居民在工作日上班、休息日休闲的特点；二是含休闲目的出行的比率，在工作日广州最高，这既受老年人比例较高的影响，也与广州是优秀旅游城市有关。近年来，广州市的广场文化、休闲活动等的大面积持久展开，已经对市民的日常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在休息日，含休闲目的出行的比率则相反，港澳明显比广州高，那是因为港澳人普遍信奉“拼搏为享受”的人生哲学，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辛苦来自在”，意思是说“辛苦赚钱为了舒服地享受”。至于穗港澳三地多目的出行差异形成的原因，主要与游憩设施的空间组织与结构相关，当城市地域扩展并且功能区分化后，居民的多目的出行自然会上升。广州居民多目的出行较多与其城市结构的单中心模式密不可分，而港澳的组团式布局则是多目的出行较少的主要原因。

2．3　穗港澳居民游憩类型选择差异形成的原因

虽然三地从事娱乐游憩的居民人数都比较多，但相对而言，香港、澳门被调查居民从事娱乐游憩的居民比例都比广州高，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观念上的差异所致。在港澳，打麻将、打扑克耍钱或赌马、赌狗、赌波(球)、玩机均被视为正常的娱乐活动，而在中国这些活动则被视为非法的活动，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异，造成了港澳两地居民与广州居民从事娱乐游憩的人数比例有着一定的差异。二是法制上的差异所致。众所周知，在澳门是合法的，虽然长期以来，澳门居民并不参与，但近几年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截至2005年，大约有20％的澳门居民开始直接或间接介入娱乐。在香港，虽然禁止“非法”，但允许“市民在政府法律的指引下或保护下进行合法，”因此，参与娱乐游憩已成为今日香港大多数市民闲暇生活的重要内容。据统计，澳门赌客中，港客与外国人之比为8：2，而广州则不然，政府是明令禁止居民参与的，而由于娱乐游憩活动有不少是娱乐，带有性质，因此，城市居民，尤其是有公职的城市居民不敢贸然参与娱乐，即便暗地参与了，被调查者也不敢承认，而是加以隐瞒，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广州被调查居民从事娱乐游憩的人数比例不能与港澳相比。

三地被调查居民从事休闲保健的游憩居民的人数比例都超过了20％，但港澳分别比广州高出9．1个百分点和6．5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经济条件的差异导致了人数比例的差异。港澳富人比广州多，因而从事高消费休闲保健游憩活动的人数也相对较多；二是消费观念的差异影响了人数比例。在港澳富人们看来，“享受消费是显赫地位的象征”，他们有句口头禅：“你去边处威”(广东话，意为“你到什么地方去炫耀自己)；广州居民一直恪守“节俭”的美德，虽然近年来消费观念有所变化，但在消费观念上仍然比较保守，如果不是朋友请或公款消费，一般情况下广州居民不会到休闲保健场所消费。三是港澳居民比广州居民更看重身体保健。在一般港澳人看来，虽然赚钱很重要，但“钱”毕竟是身外之物，其重要性远不及身体，因此，闲暇时间的休闲保健便成了港澳人重要的生活内容。

穗港澳居民之所以在从事运动游憩活动的人数比例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与三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关联。港澳居民非常喜爱运动，尤 其是各种球类运动，这已经成为港澳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港澳，网球运动、保龄球一直非常流行，港澳回归后，受中国羽毛球、乒乓球队在国际上频频获奖的影响，从事这两项运动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广州居民虽然近十多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喜爱运动游憩的居民也越来越多，但尚未形成一种风尚，更未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参与运动游憩活动的人数比例不如港澳。

三地被调查居民从事非正式户外游憩活动的人数比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受环境影响。香港是山城，引人入胜的优美山径随处都是，许多住宅区附近都可以登山晨练。香港郊野公园众多，约有近20处，且这些公园依山傍海，风光旖旎，康乐设施齐全，是野餐、海浴、垂钓、散心的好去处，因此，香港居民到海边、郊区、爬山、野炊等从事非正式户外游憩活动的人特别多。澳门虽为弹丸之地，但城内亦有东、西望洋山、妈阁山、望厦山、螺丝山可登，加上三面环海，海边风光秀丽，且距城市中心较近，因此澳门从事非正式户外游憩活动的人数也比较多；广州虽然城内有白云山、城郊有帽峰山，但距海边却较远，因此到海边游憩的人数较少，这就制约了广州市居民从事非正式户外游憩活动的人数比例。二是与三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也有联系。受中西社会的影响，港澳的生活方式虽然复杂，但最主要是“生活上的自由”，在此种观念支配下，港澳居民崇尚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户外游憩生活，由此导致了两地居民从事户外游憩的人比较多，而在广州，虽然人们也逐渐对非正式户外游憩活动感兴趣，但更多的则喜欢呆在家里，从事看电视、打麻将、玩扑克等家庭休闲活动。

2．4　穗港澳居民游憩设施选择差异形成的原因

在历史文化景观设施的选择方面，三地居民对历史文化景观设施的选择不尽相同，其原因在于：广州自近代以来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发源地，发生了无数次可歌可泣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件，使广州拥有一大批历史文化景观，这些景观文化内涵丰富，爱国主义意蕴深远，随着“红色旅游”兴起，这些令人崇敬的景观自然成了广州居民休闲游憩的重要场所。港澳虽然自近代以来曾是西方文化和民主思想传播的重要基地，不少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家和革命家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也曾在此进行过一系列活动，但由于客观条件局限，留下的活动遗址和历史文化景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远不能与广州相比，更未出现大陆特色的“红色旅游”，因此，在港澳，选择历史文化景观作为游憩之处的人相对较少。

与对历史文化景观设施的选择截然不同，闲暇时间选择参观宗教文化景观的港澳居民明显比广州多，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穗港澳三地居民信奉宗教自由的程度不同。在港澳，居民享有绝对的宗教自由，尤其在澳门；广州虽然与中国内地其他地区一样，提倡自由，但宗教自由的程度不如港澳。二是信奉宗教的人数比例不同。据有关统计，在香港，各宗教可统计人员为120多万，约占港总人口20％以上，在澳门，信仰宗教的人数特别多，约占澳门总人口的86．13％，而广州信仰宗教的人数则不到5％。三是宗教场所的数量差异较大。在香港，基督教在整个香港共有教堂700多处，佛教在整个香港共有大小寺院、莲社、精舍400多问，道教在整个香港有道院、仙馆100多处。此外还有供回教徒日常礼拜的清真寺多处。澳门的宗教场所不仅较多，而且不少名胜古迹与宗教有关。在新评出的“澳门8景”中，与宗教有关的名胜古迹占了3景。广州的宗教场所相对较少，据统计，广州现有“20问佛教寺院”，“数十间尼庵”，道观3间，清真寺2间，基督教堂9间。上述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穗港澳三地居民在选择宗教文化景观设施时的自由。

在对公园游憩设施的选择方面，广州人之所以首选综合性公园――自云山、越秀公园，主要由这些公园的自然与人文内涵决定的。白云山是广州市的肺，空气新鲜、名胜古迹甚多，自宋以来，一直名列羊城“八景”之首，加上近年来在景区新建不少公园(如云台花园、生态公园等)和新增不少娱乐休闲设施，因而对广州市居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越秀公园作为广州标志性公园，园内有广州城的象征――五羊石雕像，还有古老的明代城墙和有“五岭之南第一楼”之称的“镇海层楼”(现为广州博物馆)，加之园内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湖水荡漾，在历年评选的羊城“八景”中也榜上有名，因而也是广州市居民闲暇之余游憩的最佳去所。香港城市居民之所以外出游憩首选娱乐性公园――迪斯尼乐园，一方面由于其刚刚落户香港，对香港市民具有一定的新鲜感，另一方面迪斯尼乐园富有刺激性的娱乐内容以及较高的科技含量，对香港市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至于澳门居民外出游憩首选的公园是动植物园，那是因为澳门作为弹丸之地，既无较大的综合性公园，也无占地广袤的郊野公园，适合家长带小孩游憩的二龙喉公园，理所当然地成了澳门有小孩的居民游憩首选。

在运动场选择方面，广州居民之所以选择羽毛球场和乒乓球场较多，除了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受到不少居民的喜爱之外，中国羽毛球和乒乓球队在世界性竞赛场上连连获胜，也极大地刺激了广州市民，成了他们积极参与这两项运动的动力。而在港澳，选择网球和高尔夫球的人数比例之所以高于广州，除了港澳开展这两项运动比广州早、场地设施比广州多外，港澳居民人均收入普遍比广州居民高，也是造成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在娱乐场所的选择方面，穗港澳之所以在娱乐场所的选择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除了三地政府对娱乐不同的态度与政策外，三地居民渴望发财致富的心态不同，也是造成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即一般而言，处于剧烈竞争下的港澳居民比竞争相对平和的广州人更渴望一夜暴富，而娱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满足那些急于发财致富的急性子人而设的。

穗港澳居民在休闲场所的选择方面之所以存在着差异，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受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广州，沐足、按摩的价格相对桑拿要低得多，因此，受价格的影响，经济收入不如港澳的广州居民，在闲暇时间，多数人选择了沐足、按摩；港澳则不然，价格对他们来说，并不十分重要，因此，闲暇时间蒸桑拿的人数较多；二是受观念的影响。广州与中国内地其他内地城市一样，仍有不少人仍视桑拿房为不健康的场所，甚至当作黄色场所，对桑拿望而却步；港澳居民一般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桑拿与沐足、按摩一样是消除疲劳、放松心情、有益健康的休闲活动。

综上所述，随着21世纪普遍有闲社会的到来，休闲游憩理念在穗港澳三地居民中迅速传播开来，环城游憩成了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但由于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穗港澳居民在从事环城游憩的过程中，无论在出行率、出行频度、出行目的，还是在游憩类型、游憩设施的选择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差异。用比较的方法揭示这些差异，有助于把握三地居民环城游憩行为的基本特征，促进三地游憩业朝着相互借鉴、互相促进的方向健康发展。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