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密林中的红色老挝

万象时间5月17日早上6时30分左右，一架载有多位高官要员的老挝军用飞机在该国北部川圹省坠毁。老挝官方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极可能因技术失误引发：飞机在降落过程中飞行过低，起落架曾撞击地面树木。“5・17”老挝坠机与2010年4月波兰总统专机失事极其相似，都是乘坐前苏联造飞机，都是飞行过低触碰树木导致悲剧发生，代价同样极其惨痛：包括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执政党中央宣教委员会负责人、老挝公安部部长、首都万象市市长等16人遇难。国会主席巴尼・雅陶都行程有变，未按原计划乘坐该机，幸运地逃过一劫。

然而，与4年前波兰总统卡钦斯基之死引发的广泛关注和巨大震动不同，在老挝这个东南亚小国发生的坠机悲剧，仅仅在国际媒体上泛起一丝涟漪，便又归于沉寂。反倒是事件附带性地唤起国人对老挝的些许关注；当看到老挝领导人的职务头衔也有“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少人才恍悟老挝原来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准确点说，这个位处山地高原和亚热带丘陵地带的古老国家如今是个非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 外力植入的革命

老挝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纯内陆国，早期是真腊国（柬埔寨）的一部分，而在分属南诏国和吴哥王朝达700年后，其于14世纪中叶建立了独立的澜沧王国（中国史籍称其为“南掌”），进入历史上的鼎盛期，一度是东南亚最繁荣的国家。

二战期间，法国对海外殖民地的掌控松弛。战后，民族独立解放和共产主义浪潮高涨，印度支那联邦境内也掀起反对法国卷土重来的底层革命。革命由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人主导，以“越南独立联盟”为组织推进。当时老挝的共产主义分子还很年轻稚嫩，而越南主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是早于1930年代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的老店。当时还没有和柬共，而只有印度支那共产党老挝、柬埔寨地方委员会。不少老、柬两国未来的领导人，在1945～1954年间以实习生的身份几乎全程参与了越南的抗法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

老挝最初的抗法力量是由3位王室亲王组建的“自由老挝”组织。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日本战败、法国势力尚未回归的权力空白期，推动老挝独立。“自由老挝”的核心是有红色亲王之称的苏发努・冯亲王，他以老挝南部越南裔居民起义为契机发动武装斗争，但很快在新成立的老挝王国政府军和法军的联合攻势下败北，退入越南寻求已经建国的越共的支持，并于1949年成立了“巴特寮”武装，接受越南的武装和训练。这个后来掌握老挝政权的武装组织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越南印记。其3位首脑中，诺哈・冯沙万是越南人，凯山・丰威汉是越老混血儿，都是印度支那共产党党员，而苏发努・冯亲王本人也在当地与越南女性结婚。

1953年，在越南直接军事介入下，巴特寮攻入老挝北部。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署，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半岛三国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获胜，但越、老两国却各自陷入因制度和意识形态而生的南北分裂局面。就在1955年，印度支那共产党老挝地方委员会独立出来，更名为“老挝人民党”，也就是现在的执政党老挝人民革命党。 老挝的红色革命几乎成了越南革命的分支和延伸，追随河内的脚步，亦步亦趋，终于实现了社会主义在高山密林的落地。

在经过政治协商未果以及一系列暗战后，老挝滑向全面内战，这与越南战争的进程基本同步。半岛走廊的地理特点使得老挝成为北越南下的重要通道，巴特寮因而得到河内方面不遗余力的援助。相比之下，美国的有限介入显得苍白无力。1973年，美越签署和平协议，美军撤出老挝，这意味着老挝王室军队失去金援和军援，而巴特寮武装在越南支持下越变越强。1975年8月，巴特寮开进首都万象，夺取政权，完成了国家统一。

就像银行的整存整取，中南半岛三国当初因法国人意志而被打包捆绑在印度支那联邦框架内，后来共产国际也是从对付共同的帝国主义敌人（法国）考虑，将三国左翼力量打包捆绑在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框架内，故而半岛三国的革命也是捆绑式的。老挝的红色革命几乎成了越南革命的分支和延伸，追随河内的脚步，亦步亦趋，终于实现了社会主义在高山密林的落地。 非典型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思想产自近代欧洲，是在进入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经济时代后人类对于自身前景的一种假设性展望，其理论构筑的基础是以生产力最先进，站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前沿的欧洲为样本。马克思曾预言共产主义最有可能先在高度发达的英法两国实现。然而，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却都是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原本低下的国家。在通过武装斗争获取政权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们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课题，这些在马、恩的著作中找不到太多的方法论，可供借鉴的范本当时只有苏联模式。而在实践社会主义过程中，往往越是缺乏工业化条件，越是生产力落后的地区，对苏联模式的复制越是不遗余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表现出一种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性和激进性。中南半岛三国中，发生在柬埔寨的革命可谓登峰造极。而老挝人革党在这方面的作为非常有限，从而避免了本国社会经受伤筋动骨的改造。

从主观因素来看，老挝人革党是一个以军队为基干，以武装斗争起家的政党。其领导集团多为军事指挥官上位，崇尚实用主义，意识形态色彩淡薄，且都由越南培养，不像留学法国的胡志明、波尔布特那样能与现代工业文明亲密接触，对于工业化现代化没有紧迫感；由于有越南人民军可供依仗，巴特寮的骨干人数一直比较有限，战后也多留在军队发展，而没有像中国1949年的南下干部那样大规模“地”去充实地方政权，所以老挝人革党对于基层的行政控制力并不强。

从客观因素来看，人革党也很难将苏联模式贯彻到底。首先，即使作为一个农业国家，老挝也是非常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基础根本无法承载苏联模式的推行。其次，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广大村社的秩序主要是由宗族势力和长老权威来保障，人革党的胜利更多地体现在军事领域，其薄弱的行政力量很难撼动既存的社会结构。第三是缺乏经济方面的有力奥援。越南老大哥战事连连，指望不上；老挝是内陆小国，莫斯科对其也冷眼旁观。一旦推行苏联模式的副作用显现，老挝人连基本生存都成问题。

即便如此，人革党建国不久还是急不可耐地推行了苏联模式，譬如农业合作化、工业国有化、商业统购统销等措施。这些举措过急过猛，严重挫伤了国民的积极性。以农业为例，自1976年颁布《农业条例》起，搞了两年的农业合作化，结果惹出了逃亡风潮。工商业的情况也差不多。老挝的“社会主义改造”非常短暂，仅仅折腾了两年就转了风向。1980年，农业合作化就被尊重私有权的家庭承包制所取代，进而还可以继承、流转，国企也逐步按租赁、股份制、私有化放开，苏联模式在老挝完全破产。

正因为是一个非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老挝没有过多地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少走了许多弯路，在改革问题上反倒走在了越南前面。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老挝比越南少做了错误的事，比如没有对外发动战争，这使其在借鉴中国改革时几无障碍。 小乘佛教的影响

1986年，老挝人革党四大确立了“全面革新开放”国策，此后老挝经济每年都能维持6%～7%的高增长率，目前老挝人均GDP超过柬埔寨。当然，老挝经济起点低，又受到地理条件限制，虽然增长率高，仍然落后于老大哥越南。

尽管贫穷落后，但在老挝，很少能看到因贫穷而常见的不平暴戾之气，反倒很有些安贫乐道的恬淡之气。这倒不是多奇怪的现象，幸福感从来都是相对的。在中国，一个环境清新优美，生活压力小的宜居小县城的居民，他的幸福感可能要强过每日挤公交、行色匆匆的大都市上班族，哪怕其收入远低于后者。被都市病折磨得神经衰弱的都市客乍一到老挝，很自然会被这种宁静淡泊的氛围所吸引，所困惑。去、去香格里拉、去不丹、去尼泊尔等地方，亦会有类似感触。

生活压力小只是客观因素，老挝人的精神信仰的力量也不容漠视。在老挝，存在两套象征符号体系。一套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治符号，一套是以佛教为核心的社会信仰符号。漫步万象街头，不难发现，党旗到处飘，和尚满地走。两种颜色最扎眼―红与黄，红彤彤的是党旗，黄灿灿的是袈裟。

红与黄，就像是一个同心圆，黄色的佛教文化是老挝社会的传统内核，红色的党文化则是近几十年舶来的新外衣。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舶来的占据上风，一旦理想主义退潮，回归常态的往往是最稳定、最能体现民族特点的精神体系。譬如老挝在1991年将国徽中的镰刀锤子换成佛塔，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凸显民族特色。老挝允许党员信教，足见佛教作为传统信仰的强大影响力，这也是执政党主观认识向客观现实的妥协和适应。

流传于东南亚一带的小乘佛教，是佛教中的上座部教，最早于公元前先传入缅甸、泰国，进而扩散至整个半岛。与大乘佛教在东亚大陆命运多舛不同，小乘佛教在中南半岛深深扎根，并免于像在印尼、菲律宾那样让位于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异教。大乘佛教教义倾向于人的神化和神性的放大，传到东亚，逐渐受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影响，越来越渲染佛陀的绝对神圣性和权威性，进而对东亚各国的君权至上构成挑战，随后遭到打压。在中国，北魏、北周、唐时都有过灭佛运动，到了宋代佛教彻底向儒家投降；在日本，佛教甚至世俗化、军事领主化，最终导致织田信长火烧天台宗名山比睿山，以及德川幕府对佛教的钳制。反观小乘佛教，其教理教义在哲学维度上倾向于内化自度，人本色彩浓厚，将神平凡化处理，契合中南半岛自然、封闭、平等的村社经济的社会基本面，定位于做宗教文化平台，真正做到“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小乘佛教塑造了中南半岛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守土自足、知足常乐的民族心理，以及保守、平和、恬淡的文化性格。与世无争的老挝人，正是上述特点的典型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