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中国新闻学发展报

［摘要］本文通过对2001-2002年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成果的分析和梳理，我们发现，大陆新闻学者一方面在回顾和整理原有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另一方面也注意到新闻学研究也有一个与世界接轨、与时俱进、观照世界新闻传媒的发展格局和理论研究新动向的问题。因此较以前的新闻学研究情况相比，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更开阔了，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一些原有的研究领域，发掘得更加深入了。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推论性的东西、质化研究的东西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关键词］中国新闻学；现状；回顾；总结；2001-2002年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combed the fruits of 2001-2002 Chinese mainland journalism study, and found that the journalism scholars in mainland, on one side, is reviewing and sorting the primary study objects and threads, and on the other side, i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that journalism study should move on with the time, should observe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world news media and new trend in theory study. So compared with the primary journalism study, the scholars have broadened their study sight, developed some new study directions and deepened the studies in the primary fields. But there are few changes in study methods, and the inferential and qualified studies are still on the ruling positions. Key words: Chinese Journalism Study; Actuality; Review; Summarize; 2001-2002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事业发展速度相当快，WTO的加入、传媒集团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新闻传播政策的调整等等，为广大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话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一批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学者正逐渐成长起来，为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生力军。本文将梳理2001-2002年两年的时间跨度内，中国大陆新闻学研究的基本状况，我们需要能通过我们的梳理,使大家能对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学者们提出的一些新的观点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为便于分析，本文的研究取样主要来源于《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新闻界》和《当代传播》，我们认为这几本刊物的研究取向基本上能体现国内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取向。 一、 发表文章基本情况 本文粗略统计了以上七种刊物2001-2002年的数量，统计显示，七种刊物两年共发表新闻学方面的研究论文286（统计未含新闻业务部分）篇，其中新闻理论方向119篇，新闻传播法方向54篇，新闻史方向51篇，外国新闻事业方向52篇。从年度发表文章的数量看，新闻理论和新闻传播法两个研究方向基本发表的文章数2001年和2002年基本持平，新闻史方向略有下降，而外国新闻事业方向则有增加。 2001年新闻刊物发表5大热点文章数量统计 新闻理论忠党组织，由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单位参加的大型调查项目——《新闻教育及其影响》的课题调查。该项目的数据整合工作正在进行，将可能是对中国目前新闻从业人员专业理念的一次最新、最全面的调查。 关于新闻娱乐化问题，有几篇文章值得关注。国内学者较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李良荣教授，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娱乐化、本土化正成为席卷全美传媒的两大潮流 [18]。林晖则认为，新闻娱乐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产生的现象，但不可能成为媒介主流，硬性决策参考信息仍将是社会信息需求的绝对主本 [19]。蒋晓丽、王炎龙的论文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展示了新闻娱乐化发展的动因之一。作者认为，财经新闻、纪实新闻、娱乐新闻的热销是受众心理变化使然，因为转型期受众心理必然呈现如下趋势：本位意识的趋利性、自主心理的务实性、接受心理的求俗性 [20]。吴飞、沈荟则从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多重角度，集中分析了新闻娱乐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作者指出，从心理、市场与意识形态三个不同的层面看，中国新闻娱乐化现象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 [21]。柯杨则明确指出，讲故事的新闻处理方法固然能够简化信息的脉络、提高受众接收兴趣，但从长期来看，过于依赖提炼故事的方法，容易使传受双方互相迎合，会使分辨力不高的受众对环境的认知受到不良影响 [22]。 关于比较新闻学研究，近两年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增多。比较新闻学是20世纪初在西方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的新闻学研究，它对中国和西方的新闻现象进行比较和探究；通过异质文化之间的互识、互证、互补和对话来促进彼此的沟通和理解；它在展示双方不同规律的同时，寻找人类共同的新闻学规律，进一步确定双方独立的价值；它的目的是推动地球上的多元文化并存，求同存异 [23]。相较于早期的比较新闻学研究成果而言，近两年的相关研究，一方面对原有的研究作进一步的提升，如童兵教授的著作《比较新闻学》就是在他原有的著作《中西比较新闻论纲》的进一步修订；另一方面则又在认真梳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为将来更深入的研究作准备。如黄顺铭、蔡尚伟就比较传播学的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作点学理层面上的分析 [24]。张威运用大量实例集中讨论了文化误读的消极性——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曲解而造成的消极后果 [25]。与前面几篇文章不同的是，孙有中则以布什访华活动的报道为个案，定量、定性地对比分析了新华网与美联社新闻网的报道内容、版面安排、标题特征及新闻插图等。论证指出新闻网在报道布什访华活动时比较严重地背离了“客观性”这一基本新闻原则 [26]。马少华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篇中美报纸言论版的比较研究的文章 [27]。 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黄旦教授作过一次很仔细的梳理 [28]。他指出，全球化在各学科的研究中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作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二是作为分析和研究的背景。前者的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实在，是活生生的、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产生的冲击、影响和相应的不同反应，是具象的。后者的全球化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认识方法，是人们认识问题的工具或者参照系，同时也可以成为各个学科对话和合作的一个基本前提。把全球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客观实在的具象研究，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数量并不多，视野单一，主要是关注西方尤其是美国媒介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它们或立足于宏观，透视跨文化传播的机制、作用及对全球传播生态的冲击 [29]。黄旦教授总结说，此类研究有如下共同点：第一，以西方的媒介，尤其是美国的媒介为研究对象；第二，重点是媒介集团（跨国公司），尤其是新近实行兼并的大媒介集团；第三，最终关注这些集团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把“全球化”作为基本的认识方法、视角或者说背景。此类研究的重点，就是把中国的媒介和传播纳入到“全球化”中进行审视，并展示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需要说明，之所以把这类研究，归之于第二个层次而不是第一个层次，在于它们几乎全是学者自己的估计、预测乃至想象，虽言之成理，尚无法检验。不像对西方媒介的描述，是已经存在的现象，有具体的数据和事例。对于传媒入世后的机遇与挑战问题正是此类问题之一。刘建明教授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传播引导世界人民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坚持科学的意识形态，选择先进的文化范式，传播各国的友好合作，才能不断推进全球化的实现。 [30]童兵教授的在文章指出，经济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新闻文化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31]。 二）新闻传播法与伦理道德研究 关于传播伦理道德方面的研究文章不多，但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文章。高亢分析了新闻传播中的腐败现象，他指出，腐败严重影响着新闻媒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潜在地诱导着社会的道德水准和价值取向 [32]2002年第4期的《当代传播》发表了一组职业道德方面的文章，算是一次较集中的讨论。这些文章涉及了职业意识问题 [33]、有偿新闻问题 [34]，还有文章从记者被打和“黑哨”事件等现象反思新闻职业道德问题 [35]。这些文章观点不尽相同，论述也比较简单，但涉及到的我国新闻工作中现在的一些主要职业道德问题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新闻传播法的研究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近几年来，新闻法的研究一直较为稳定，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研究队伍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研究主题也基本稳定。主要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了新闻传播法的各个层面，如新闻传播法的立法基础讨论、隐匿权（为新闻来源保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新闻侵权 [36]、知晓权与接近权问题、新著作权法 [37]、网络传播权问题等等。 关于隐性采访问题，有人试图通过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分析，探讨隐性采访的法律定位问题 [38]。对于隐性采访中引发的言论自由和公民隐私权两种基本权利的冲突问题。吴凌凌则借用法学中利益权衡的观点进行分析，并指出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应以公共利益为杠杆 [39]。2002年《新闻记者》就广东《新闻周刊》记者在采写《海口色情交易大曝光》一文时使用的暗访手段一事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此次暗访有违职业道德。作者指出，记者写揭露阴暗面的文章，出发点应该是唤起人们的良知和愤慨，引起有关部门的警觉和关注，使危害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的丑恶现象早日消除。然而，当罪行就在采访的记者身边发生，他却只是袖手旁观甚至扬长而去时，这种文章的意义又何在呢？ [40]但也有人这次采访是符合职业道德的 [41]。另有学者总结说，记者进行隐性采访时要有严格的限制，不能“诱导”，要尽量追求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统一。[42] 关于知情权问题，宋建华介绍了国内外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现状 [43]。顾红梅则注意到，近十几年来，国内大众媒体因被公民认为侵犯其名誉权而提讼，已成为寻常事。在诸多名誉权纠纷案子中，越来越多是隐私权侵权。如何既控制侵犯个人隐私，又满足社会公众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的欲望。作者认为，有一条原则是可以确定的，即媒体满足公众知情权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 [44]。顾理平则认为，新闻传媒固然应以向社会公众提供真实全面的信息为其基本职能，但是新闻自由必须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媒介的活动应在法律范围内进行。不能以报道的内容真实为由而随意侵犯公民依法享有的个人隐私权。 [45]李金宝则对《南方周末》头版两次刊登了由于信息公布不及时引发社会恐慌的社会安全事件的报道一事进行了反思，作者认为，这两起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媒体和警方为了维护民众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迟迟没有公布事情真相。但事与愿违，就是由于信息公布的不及时，引起了当地市民的极度恐慌，甚至是社会的震荡 [46]。 关于传媒与司法以及舆论监督问题，学界一直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一方面，人们认识到舆论监督对民主政治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47]。但另一方面，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毕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 [48]。刘太阳对魏永征教授2002年4月29日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媒体审判”有悖法治精神》提出质疑。他不同意魏永征教授在文章中提出“新闻媒介超越法律的规定，越俎代庖，以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是“媒体审判”的观念。也不同意魏永征教授对“法治精神”概念的理解 [49]。对于刘太阳的质疑，吴献举则撰文予以反驳。他认为刘太阳混淆了“媒体审判”与“媒体舆论监督”的区别，没有搞清媒体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因此，媒体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要冷静、客观，要有较强的法律意识 [50]。 关于网络侵权问题，有学者认为网络传播虽然具有虚拟性的特征，但在虚拟社区的传播行为同样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并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吴瑛认为，在虚拟社区，对公民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和侵犯名誉权行为权考虑到两权平衡，过松的自由空间和过紧的监督措施均不利于两种权利的实现 [51]。林琳博士撰文指出，在技术更先进、手段更隐蔽的网络传播时代，隐私权被侵犯的对象范围更大、侵权造成的危害程度更严重。因此她认为一方面要加强网络法规的建设，但媒介道德的建设意义更为深远 [52]。 关于媒介接近权问题，早些年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不多，近两年开始有学者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了。1967年，美国学者杰罗姆·巴伦（Jerome Barron）教授正式提出了接近使用媒体权（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media）的概念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大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则刚刚起步。有论者认为接近权是现代民主政治参与的最重要途径 [53]，也有学者指出在重视保障接近使用媒体权的同时，我们也要为避免该权利被滥用[54]。 近两年的新闻传播法方面的研究与前几年的不同的是，有一些学者开始从法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新闻传播法问题，更多的学者们将目光集中到了传播法的核心命题——新闻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方面问题。继张昆介绍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之后 [55]，丁俊杰仍然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 [56]，足见三百多年前，英国这位思想巨匠的思想魅力所在。关于新闻自由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思想基本是舶来品 [57]。有人分析了9.11事件后美国的新闻自由，认为美国的新闻自由理念中包含着政府对媒体施加影响和“必要干预”的自由，包含传媒服从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的义务。美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机制，还有一个很大的制约力量，那就是民意通过市场效应制约媒体，使这个力量庞大的“第四权力”不可以滥用权力。[58] 表达自由的研究难点之一就是保护范围和界限问题，虽然在西方也曾有过少数的绝对保护主义者，但中国学者持这一态度的人则相当鲜见，主流的观点是法律要保护表达自由，但这一权利不是绝对的。李斯颐撰文指出，言论和出版自由属于相对的自由权，既需要保障，也有一个界限问题 [59]。对于批评政府的言论是不是导致政府机构的名誉权受损，以及如何对待这种批评性表达问题，侯健博士认为，批评性言论所引起的政府机构名誉问题，主要是一个公法性质的问题，可以考虑以公法方面的规定来代替在私法上赋予政府机构名誉权的做法。免除针对政府机构的批评性言论侵害名誉的民事责任，并不是说这种言论可以免除一切法律责任 [60]。如果划定这一保护与限制的界限呢？吴飞则试图通过介绍美国著名的明显与即刻的危险原则的分析，来剖析美国司法界和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作者认为，从美国司法实践看，美国人对于自由言论的主张一直存在着较严重的分歧。不同的法官甚至同一法官在不同的社会情形下对类似的案件往往会作出不同的判决，并无一定之规 [61]。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司法界对言论的界限问题的思考也在进一步深入，从20世纪中叶始，“明显与即刻的危险原则”已经被抛弃了。今天，美国最高法院逐渐确立“言论—行为”两分法，其基本理念是纯言论受到绝对的保护，而象征性言论也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同等权利。但“言论—行为”两分法也未能圆满地解决自由与限制的界限问题，邵志择的论文就通过介绍美国法院对于焚烧国旗的不同处理态度和观念变迁来揭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62]。张永恒就“宪法司法化第一案”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没有具体新闻法规定的情况下，将宪法原则性规定引入到具体的新闻自由权利保护，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63]。 三）新闻传播史研究 对于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状况问题，近两年一直有人在反思。有的研究者谈到，中国当代新闻史以报纸为主，忽略广播和电视，报纸中以机关报为主，忽略其他报纸，例如晚报、特定群体的报纸。内容上比例失当。主次、轻重、多少的叙述有失客观和公允，另外，较少研究传播效果和受众，媒体经营也没有提上议程。体例上沿用近代新闻史的，难以包容当代丰富的内容。 [64]有的学者谈到学习新闻史的意义，指出，许多新闻史常识应该是新闻工作者必须知道的，对于历史经验的熟悉往往是从业人员成熟的标志之一。新闻史有独立的学科体系，它不仅是记录者，更是真相和理念的探求者。 [65]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提出，应研究大众传播史，它不同于新闻史和媒介专史，而是一种大众传播层面的“一般史”研究，包括它的多样化发展和相互交融。将多种媒介综合、浓缩在一起，这样可以给学生一幅完整、清晰的历史全图。[66] 有的学者谈到世界新闻通史的体系，认为从纵向方面看，应古今贯通，涉及新闻业、新闻制度和新闻观念；从横向看，应包容各主要国家、地区的新闻史，原有中外新闻史分治的研究格局应打破。[67] 这方面的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卓南生的一篇文章，他指出，报史研究容易掉入早有定论无可研究的“陷阱”。不能盲目地迷信前人的定论，要敢于质疑，“可疑之处”有时正是“诱惑”我们去研究的原因所在。报史研究同时要面对如何判断历史的真伪和解析历史的问题 [68]。 近两年新闻传播史的具体研究文章，涉及面相当广。曾宪明撰文指出，大陆私营报业的消亡，既有社会制度更迭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和其自身的原因。大陆私营报业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的消亡是历史的必然 [69]。《大公报》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份著名的文人报纸，一贯奉行“言论报国”的宗旨，在长期的办报历程中，逐步形成并巩固了个性鲜明的“敢言”传统。这一传统贯穿于《大公报》的整个言论实践之中，成为《大公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2002年第3期的《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几篇与《大公报》有关的文章。吴廷俊、范龙撰从“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蕴两个方面展开论述，试图勾勒出《大公报》“敢言”传统的基本面貌，为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一点思路。作者认为《大公报》“敢言”传统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秉持大公之心，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说话 [70]。周葆华对传统的视“小骂大帮忙”为《大公报》所持立场的评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作者指出，从《大公报》1926～1949年间的实际表现看，《大公报》对国共两党都有“骂”，也都有“帮忙”，要衡量“大”与“斜”是困难的。分析《大公报》的办报思想，它基本坚持了其创刊宣称的“四不主义”，也找不到“小骂大帮忙”的理论来源 [71]。 新闻界人物或人物的新闻思想研究近两年受到更多学者的青睐。周叶飞比较分析了王韬和洪仁王干的新闻思想 [72]。单波则为我们展示了汉奸报人管翼贤的新闻理论观与新闻业务观的矛盾，反映了其人格的分裂 [73]。侯东阳则介绍了林语堂英文版《中国新闻舆论史》 [74]。秦志希、汪霞通过比较分析发现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75]

四）国外新闻事业 此方面的研究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从新闻传播体制、法律到新闻传播的运作，都有涉及，从2001到2002年的发表文章数看，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由于前文的本着部分已经涉及到国外新闻事业的一些基本内容，故在此仅略作补充。 邱林川采用建构主义理论框架和包含多重现实之仪式性传播模式分析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于李文和案的报道，发现三份报章之间，甚至同一报章在案件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有明显差异。作者认为，这些差异表明，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该案过程中不仅对华裔的刻板印象进行了定型化处理，而且也存在争辩。不同的采编风格和处理手段反映出各新闻机构出于政治文化及报业竞争的需要而在选择客观真实、处理法理真实的基础上建构媒介真实，形成了李文和案报道过程中的多重现实景观，作者的分析可能对我们了解美国媒介市场的内在运行机制有一定的帮助 [76]。吴泽霖在介绍俄国报业发表情况时指出，目前的俄国报刊业是喜忧参半的，它既增强了信息性和生动性，贴近了生活和读者，又时时蒙垢于各方面社会势力的压力而违心伪造、粗制滥作，蛊惑炒作、华而不实 [77]。郭镇之则通过采访介绍了韩国的卫星与放送事业 [78]。《真理报》曾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之一，《真理报》模式曾对我国报业的构建产生深远影响。张丹通过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的分析指出，党报一定要置于党的监督领导之下，在国际环境仍复杂的情况下，不给敌对势力可乘之机；党报要坚持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中国特色；党报改革应与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步调一致；党报必须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忠实喉舌，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树立正确是非观，坚信社会主义必胜，维护社会稳定和党的形象，为党在新时期的改革目标服务 [79]。周小普介绍了法国国家电视台综合频道，法国电视二台是法唯一全国性国有综合电视频道，它的特点是新闻节目少而精，专题节目针对性强，游戏节目多，节目内容综合度高，各种节目设置考虑多数受众的接收需要，注重其公益性和对社会的良性作用。在专业技能上，其节目的表现形式运用恰当，演播室布置雅致、多样，主持人与节目风格协调一致。对我国众多的综合频道节目有一定启示 [80]。邓晓璇撰文介绍了诽谤法令在马来西亚传播实践中的现状，并分析诽谤案例中高额索赔对传播的负面影响 [81]。陈中原则介绍了东欧媒体变化情况以及东欧各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呈现出多样性 [82]。 五）新闻业务研究 大陆对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层面，大部分文章的研究“落点”继续在新闻采写编评的原理、技法技巧、规则等方面“纠缠”。虽然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研究者在努力地追求“视野的拓展，研究的深化”，但是“业务总结式”的经验性文本居多而学理性的研究文本偏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具体从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和新闻评论四个方面分而述之。 新闻采访的研究成果涉及新闻采访心理、采访策划、采访工作路线、记者新闻敏感及采访提问技巧多个方面。有学者提出，采访首先是心的沟通，采访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心与心交流的过程，只要记者放下“架子”，真正将自己融入到采访对象的生活和情感中，设身处地去想他们所想，问到他们的心里去，就能达到预期的采访效果 [83]。还有人论述了新闻策划与现场采访的互动关系，认为策划不能一锤定音，要全程跟进，即时调整；策划不宜过细，既要重点框定，也要激发记者开阔采访思路；强调现场应变，创造性地与策划初衷相结合；允许突破策划设想，写出与策划初衷不同的好稿件 [84]。 新闻写作方面较有特点的研究成果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比较集中地研究新闻写作叙事技巧和笔法的，在全国各地的期刊都有一些文章发表。如关于新闻“故事化”的话题，多篇论文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新闻故事化能使报道生动、鲜活；新闻故事化中除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通过新闻讲述故事时的视角调整，尽量挖掘新闻事件人物性格中的多面，并抓住其中最惊人、生动的特征 [85]。也有人认为一些媒体的极力渲染和新闻“故事化”的包装、炒作，其煽动和迎合作用是极不恰当的 [86]。还有学者着眼于法拉奇这位20世纪国际新闻界的风云人物鲜明、尖锐的个性，而她的新闻，也是贴有“法拉奇”标签的“个性新闻”，是对传统的“客观主义”新闻观念的叛逆和创新，但同时也有争议 [87]。另一类成果是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专业报道的研究，角度各异。有人鉴于长期以来一些报纸对社会新闻的报道陷入“杀人放火”的怪圈，提出要寻找社会新闻的最佳坐标点，就是用社会精神文明的滤光片来投析一切社会新闻事件，筛选、采、写、报道社会新闻。在对社会新闻的理性探索中，瞪大眼睛发掘出社会文化精神的新亮点，寻找人伦架构中的新变化 [88]。有作者从媒体对“炭疽”的报道引发对科技报道的不规范思索，并提出了几点对策，如对科技内容的报道须引起足够重视，加强科技知识学习等等 [89]。 2002年新闻编辑学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所涉范围较为分散，除了标题制作、版面设计等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外，对专刊副刊的研究呈现一个新的热潮。有学者描述了20余年来我国报纸专刊的发展脉络，对大陆专刊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轨迹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资料性和学术性兼备 [90]。栾轶玫着重从网络新闻编辑实务的角度来论述网络新闻编辑过程中传者、受者的各自特征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目前网络编辑现状的分析，找到传受双方互动过程中的“良”与“不良”表现及成因，借此探索网络新闻编辑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操作技巧 [91]。电视编辑方面的话题也有所涉及，且体现出更为理性的思考，使这方面的研究上升到一个较高的层面。张晓锋认为，电视编辑是一种信息的选择、加工、组织和传播的思维过程，技术和思维是电视编辑的两大基本支柱，思维居于核心地位。正确认识电视编辑的各种思维形态，树立正确的思维观念，这是电视编辑必须解决的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 [92]。 2002新闻评论的研究成果从数量上说，可谓是个丰收年。但有很多文章针对操作层面，且是具体的事例，没有太大的普适性，对基本理论各个方面虽有涉及，但有建树的文章不多，并未形成规模。不过还是有一些文章值得一提。如杨新敏认为新闻评论的特点需要根据发展了的新闻评论实践进行重新认识，把新闻性、政治性和指导性作为新闻评论的特点是不合适的。研究者在把政治性与指导性两个时代特点从评论中抽离，对新闻评论的内涵进行新的审视的基础上，概括了新闻评论的五大特征：以新闻事实为依托、时效性、思想性、论理性和大众性 [93]。刘宏则认为我国的评论倾向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次，而缺乏专栏作家这个环节，即评论的专业和基础层次的分别。从专业的角度看，我国的评论比较多的是社论和本报（本刊）评论员文章，再或者就是众多杂文作家。从理论上讲，社论和本报(本刊)评论员代表着编辑部的声音，显示着集体的影响力；散见于读者来信版或者听众热线以及网络论坛的读者之声，代表群众的呼声，是一种基础观点；而专栏作家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专业的声音，是个人的深层次发言，可以让言论更加深入人心 [94]。 三、总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梳理，我们发现，中国大陆新闻学者一方面在回顾和整理原有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继续在关注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但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注意到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理论研究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理论的研究也有一个与世界接轨的问题；而且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也在逐渐推进，理论的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因此大陆学者一方面观照世界新闻传媒业的发展格局和理论研究的新动向，另一方面本着中国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了一些深入的讨论。因此较以前的新闻学研究情况相比，我们的研究视野更开阔了，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一些原有的研究领域，发掘得更加深入了。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从研究方法上看，大陆的新闻学研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因此推论性的东西、质化研究性的东西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注 释：

[1] 童 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2] 陈建云：中国理论新闻学研究世纪回眸，《当代传播》2001年第4、5期。 [3] 秦志希：由新闻学关键词看新时期新闻理论的变迁，《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4] 丁柏铨：论中国当代新闻理论的现实基础，《现代传播》2002年3期。 [5] 程曼丽：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6] 丁柏铨：论党的三代领导人新闻思想的特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7] 陈 谦：新闻是新的事实信息，《当代传播》2001年2期；李希光：新闻事实论，《国际新闻界》2001年3期；刘宏：媒介理念质疑，《新闻记者》2001年11期。 [8] 秦志希、涂艳：对新闻真实及“宏观真实论”思维的反思，《新闻界》2001年2期；徐寿松：论新闻“真实性”诉求主体之变化，《新闻记者》2001年第2期；程旭辉：论“新新闻主义”内在的不平衡性，《当代传播》2001年3期；陈力丹：假新闻何以泛滥成灾，《新闻记者》2002年第2期；陈力丹：用理性和知识考察新闻源——再谈识别假新闻，《新闻记者》2002年第3期。 [9] 梅松武：从新闻创新看新闻价值，《新闻界》2001年5期；司景新：对新闻价值理论的考察与思索，《新闻大学》2001年夏季号；杜骏飞：Internet：被解放的新闻价值观，《现代传播》2002年第1期；余天、汪森：传统新闻价值在现当代的嬗变，《新闻记者》2002年第11期。 [10] 赵彦华编译：保持新闻的客观性，《国际新闻界》2002年3期。 [11] 何光?：新闻创新的思考——学习江总书记“七一”讲话体会，《新闻界》2001年第3期；徐人仲：我们新闻的鲜明性质——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12] 刘建明：传统新闻价值观的自我颠覆（上下），《新闻界》2002年第 期。 [13] 杨保军：论新闻价值关系的构成，《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 [14] 这一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黄旦：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对西方大众传播者研究历史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沈浩：新闻理念与市场理念——两种新闻制作理念在当代美国的交锋，《新闻大学》2002年夏季号；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兰州：世界华人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2001年8月。 [15] 黄 旦：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对西方大众传播者研究历史的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16] 施 洁：自由主义职业报刊的理念的探索与游移——张季孪新闻思想评析，《新闻大学》2002年秋季号。 [17] 叶青青、倪娜：从记者节报道看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新闻记者》2002年第11期。 [18] 李良荣：娱乐化、本土化——美国新闻传媒的两大潮流，《新闻记者》2001年第3期。 [19] 林晖：市场经济与新闻娱乐化，《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 [20] 蒋晓丽、王炎龙：趋利、务实、求俗——控析传媒受众心理变化的新动向，《新闻界》2001年第2期。 [21] 吴 飞：现代传播、后现代生活与新闻娱乐化，《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22] 柯 扬：新闻“故事化”潜藏的危机莫斯科人质危机报道方式浅析，《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 [23] 张 威：比较新闻学：界定、依据和研究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4期。 [24] 黄顺铭、蔡尚伟：比较新闻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初探，《当代传播》2001年2期。 [25] 张 威：文化误读与比较新闻学，《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26] 孙有中：布什访华——新华社新华网与美联社新闻网的比较分析，《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 [27] 马少华：冲突与宽容的言论生态——中美报纸言论版的比较研究，《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28] 黄 旦：全球化：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理解与构想——转型期中国媒介研究扫描，《新闻记者》2002年第11期。 [29] 陈卫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背景，《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30] 刘建明：全球化的终极与国际传播架构，《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31] 童 兵：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新闻文化的消长，《当代传播》2001年第6期。 [32] 高 亢：当今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腐败现象及其治理，《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33] 赵晓霞：新闻记者应具有“三种意识”，《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 [34] 何振波：对有偿新闻本质的认识和对策，《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 [35] 曾宪明：记者被打的逆向思维——关于记者职业道德的话题，《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邓天颖：新闻异化：调查性报道的傲慢与偏见——以“黑哨”事件的新闻调查为例，《当代传播》2002年第4期。 [36] 顾理平：论新闻侵权的构成要件，《当代传播》2001年第3期。 [37] 魏永征：新《著作权法》对作者和传媒关系的调整，《新闻记者》2002年第10期。 [38] 曾 励：试论隐性采访的法律定位——解读《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39] 吴凌凌：公共利益是杆称——论隐性采访中的公民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利益权衡，《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40] 王 建：有违职业道德的一次暗访，《新闻记者》2002年第4期。 [41] 夏 萌：符合职业道德的一次暗访，《新闻记者》2002年第4期。 [42] 郭赫男：关于隐性采访的几点思考——兼谈《海口色情交易大曝光》的是与非，《新闻记者》2002年第7期。 [43] 宋建华：谈谈知情权和隐私权之间的界限，《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 [44] 顾红梅：新闻报道中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冲突与解决，《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 [45] 顾理平：谨防在追求新闻真实时侵犯他人隐私权——从两起多胞胎事件谈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新闻记者》2002年第8期。 [46] 李金宝：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中的民众知情权——由《南方周末》两则报道引发的思考，《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 [47] 苏保忠：舆论监督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功能模式探析——透视“焦点访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48] 张 恒：重构新闻与司法的关系，《现代传播》2002年第3期。 [49] 刘太阳：“媒体舆论监督”有悖法治精神吗？——与魏永征教授商榷，《新闻记者》2002年第7期。 [50] 吴献举：“媒体审判”是“媒体舆论监督权”的滥用，《新闻记者》2002年第9期。 [51] 吴 瑛：网络名誉侵权与言论自由，《新闻大学》2001年冬季号。 [52] 林 琳：网络时代与隐私权，《新闻记者》2001年第5期。 [53] 刘荣忠：《关于媒介接近权的研究——从读者来信看受众对媒介的接近权》，《新闻大学》2001年春季号。 [54] 张毓麟：台湾受众“接近使用媒介”概况——兼论“接近使用媒介”存在之必要，《新闻记者》2002年第7期。 [55] 张 昆：约翰.弥尔顿的出版自由观念，《当代传播》2001年1期。 [56] 丁俊杰：简论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现代传播》2002年第5期。 [57] 李五洲：论近代中国对新闻自由思想的认识偏差，《新闻大学》2001年冬季号。 [58] 康兴平：9.11后看美国的“新闻自由”，《新闻记者》2001年11期。 [59] 李斯颐：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与界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1期。 [60] 侯 健：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61] 吴 飞：在思想与行为之间摆动的言论自由，《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62] 邵志择：表达自由：言论与行为的两分法——从国旗案看美国高等法院的几个原则，《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1期。 [63] 张永恒：宪法司法化与新闻自由权利的保障，《新闻记者》2002年第2期。 [64] 白子超：中国当代新闻史的缺憾，《新闻记者》2001年9期。 [65] 金 羽：访丁淦林教授，《新闻界》2001年4期。 [66] 杨 鹏：呼唤中国的大众传播史研究，《新闻大学》2001年春季号。 [67] 张 昆：世界新闻通史体系刍议，《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1期。 [68] 卓南生：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诱惑”与“陷阱”——与中国青年谈治史的苦与乐，《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69] 曾宪明：解放初期大陆私营报业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70] 吴廷俊、范龙：《大公报》“敢言”传统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蕴，《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71] 周葆华：质疑新记《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72] 周叶飞：王韬、洪仁王干新闻思想之比较，《新闻大学》2001年冬季号。 [73] 单 波：论管集贤的新闻观，《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 [74] 侯东阳：林语堂的新闻舆论观——评林语堂的《中国新闻舆论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2期。 [75] 秦志希、汪霞：梁启超与李普曼：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观，《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76] 邱林川：多重现实：美国三大报对李文和的定型与争辩，《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1期。 [77] 吴泽霖：苏联解体后俄国报刊业的发展态势，《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78] 郭镇之：韩国的卫星与放送事业，《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79] 张 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 [80] 周小普：法国国家电视台综合频道节目给我们的启示，《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81] 邓晓璇：浅谈诽谤法令在马来西亚传媒中的现状及其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82] 陈中原：东欧媒体变化及现状——来自第五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的信息（之二），《新闻记者》2002年第11期。 [83] 韩铭 李鸿建：采访是心与心的沟通，《新闻记者》2002年第8期。 [84] 于建坤：新闻策划与现场采访的互动，《新闻战线》2002年第1期。 [85] 唐迎春：新闻要善于讲故事，《中国记者》2002年第11期。 [86] 柯 杨：新闻“故事化” 潜藏的危机——莫斯科人质危机报道方式浅析，《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 [87] 邵 薇：“以我的方式写作”——法拉奇“个性新闻”考察，《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88] 朱学文、陈雅珍：寻找社会新闻的最佳坐标点，《中国记者》2002年第2期。 [89] 杨家复：从“炭疽”译名谈科技报道的规范，《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 [90] 施 鹰：面向市场　贴近读者——近年来我国报纸专刊的几次发展，《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1期。 [91] 栾轶玫：从受众多元需求的角度探索网络新闻编辑规律，《现代传播》2002年第3期。 [92] 张晓锋：电视编辑思维论，《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93] 杨新敏：重新认识新闻评论，《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94] 刘 宏：媒介评论六题，《新闻记者》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