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映射在当代艺术上的中国巨变

策展人王春辰简介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展人、副教授、美术史学博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副主任，从事现代美术史及当代艺术理论与批评研究。2012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布罗德美术馆聘为特约策展人，策划中国当代艺术展。2013年担任第55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

以“The Encyclopedic Palace”（百科殿堂）为主题的第55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将于今年6月1日至11月24日举行。中国将以国家馆的形式参加这一国际当代艺术盛会。受文化部委托，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将于这一时段内，在威尼斯处女花园和军械库举办“变位――第55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展览。您作为策展人，我们想知道“变位”在这里的定义与内涵是什么？

王春辰：“变位”这个词汇在英文中有“变化”的涵义，但要更加形象些，有改变视觉关系的意思。这一词汇最早出自基督教，有变容、复活以后的重现等意思，但“再现”的意思在现代话语中更加普遍。我们在今天经常提及艺术生活化的命题，强调生活与艺术的转换，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表现，强调在不同的环境中，日常生活景观的艺术呈现等，从非艺术到艺术，其实也就是一个变位关系。意义非常丰富。中国文化部的专家在评审时也是很认可的。

威尼斯双年展越来越关注中国和中国艺术，他们也希望在这个展览中让观众看到中国的变化如何映射在艺术上。“变位”这个主题让他们很有期待。

一般情况下，展览的主题很难确定，太直接不好，太玄也不行，“变位”的意思大家都能明白，有形象也有过程感。

前不久，我们得知您通过了组委会的审评而当选为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中方策展人，在此谨表祝贺！同时想知道组委会最终选择您的理由是什么？

王春辰：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这次确定中国国家馆展览策展人的形式，是向全球公开征求方案。每个人都有机会，都可以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方案。他们的要求其实也简单：基本反映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强调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我得知这一信息后就做了一套方案，确定了7位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也确定了主题，并进行了诠释。经过比较和考虑，评委会最终确定了我的方案。

我能入选似乎是一个偶然，其实除了方案本身让他们比较满意的话，还有就是评委会对我长期从事当代艺术批评的学术贡献与资历、与艺术家的关系以及近些年来在国内外的策展情况比较了解，我可能被认为是比较有策展经验的人吧。本人还有一个优势在语言方面，我能够与外国同行顺利沟通，这也是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所希望的，他们希望通过策展人进一步了解参展艺术家，分享中国的当代艺术经验。

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是一个拥有上百年历史的艺术展事，是欧洲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与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并称为世界三大艺术展，能够参加这个盛会并进行展现，被视作一个国家当代艺术发展水准的象征，也因此，多年来一直被中国当代艺术家所向往与关注。请您评价一下这个双年展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意义。

王春辰：威尼斯双年展从90年代以来，在中国几乎成了一个“神话”，比如中国参展艺术家在市场上很快被，在各大拍卖会上拍出了很高价位，有些人成为“明星”艺术家。但是近年来，威尼斯双年展的这种影响力和神秘感正在减弱，同时，艺术家对它有诸多批评。或许是因为它的开放性，使得许多艺术家可以比较容易地出现在其展上，打破了它的神秘性和崇高性。比如，任何个人和机构都可以向组委会提交申请，经过审核后，平行展就可以举办了，然后自己寻找展览空间，租借场地，这也正好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威尼斯政府和组委会很愿意把威尼斯双年展这个品牌推广到世界。当然，这也是威尼斯双年展本自身改革的结果，这是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多元、信息多维的必然，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

不过我还要说明的是，有些国家虽然在威尼斯双年展里保留了国家馆，但它们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申请办展。那么有些艺术家就利用这个场馆办自己的展览，参展艺术家就以这个国家的身份出镜，那么有些展览就可能平庸。这也影响了威尼斯双年展的权威性与影响力。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大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百年老店”，如果中国缺席，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他们、包括国际上许多国家的艺术家都希望看到中国当代艺术家最新的成果，了解中国艺术家的想法还有国家层面的文化政策。

作为第一次当选的策展人，您如何根据威尼斯双年展的主张、传统、受众与中国馆的主题来确定参展艺术家和作品？

王春辰：我在提交方案时已经考虑到中国馆的实际情况了。中国馆设在一个老的仓库建筑里，实用面积有800平方米，但里面有42个大油罐，展品其实只能放在过道里，真正能利用、施展的空间不大，而且还很暗，有刺鼻的味儿，总体上相当不爽。那么我就只能利用这个“特点”来策展了，比如选择一些有光亮的作品，比较影像、录像、视频等。此前中方一直在跟主办方谈这个问题，但因为是历史文物，改变相当困难。现在听说，通过中国外交部和文化部的努力，已经说服主办方搬走这批油罐了，那么我的方案再作些调整，展览环境会得到很大改善，这也与“变位”的主题巧妙吻合了。

您个人的学术水平与审美标准，甚至在性格与好恶方面，将如何影响对艺术家与作品的选择？也即是倾向如何？您是否感到了干扰和压力？您的最终决定是否会引起艺术圈某些人士的批评与抗议？

王春辰：根据我多年来的策展经验，做艺术展，做小了没人理会，做大了，影响会大些，但争议、意见等就不可避免。这次我选择艺术家比较匆忙，去年12月底提交方案，今年1月份就确定了，2月份我知道自己入选，2月20日正式公布，那么对方案也不能进行大的调整了，事先准备的作品要在3月15日起运至威尼斯，此刻正在路上。要说有遗憾，这也许是吧。

不过每个提交方案的策展人在最终揭盅之前，谁也不知道哪些艺术家的作品能在威尼斯亮相。我选的艺术家是我本人比较熟悉的，有过合作的。如果要说有偏好，那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认为，有争议，有不同观点，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机勃勃的体现，也是“变位”这个主题的形象演绎。现在网上有人利用微博等手段进行批评，甚至是人身攻击，很不友好，也很不利于营造一个民主的文化环境，但我一律给予宽容的回应，如果你的意见是建设性的，我可以借鉴并表示感谢。我看重作品本身，而不是看重圈子和个人。这是我的原则。

从目前准备的情况来看，您对入选作品有怎样的评价？这些作品能否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较高水准，担当起向外界传递文化信息的历史使命？

王春辰：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参展作品尚不能担当代表中国的使命，其实任何当代艺术都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整体水平。当代艺术有多义性和多面性，这是当代艺术的本质特征，一说代表，谁也不买账，就会有争议和抗议。当代艺术没有标准，没有权威。我们这次不是展览同一品种的艺术样式，呈现的是多媒体，多种媒介，不单纯，不单调，有油画，也有装置、影像、录像甚至建筑。

您对这次双年展中国馆的展览有一个怎样的预期？您是否在乎国际同行对中国国家馆学术水准的评价？

王春辰：没有明确的预期，否则压力会更大。但这些年我一直与国内外的同行进行探讨研究，策展过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展，我们的合作是经常性的和愉快的，国外的同行也有兴趣知道我能在这次主题上呈现哪些东西，我的主题能否完美实现？当组委会确定由我担当国家馆主题大展时，他们是有期待的，但我认为从艺术本原出发的争议更有价值。

您对本届威尼斯双年展另一个中国的大型独立项目――“文化・精神・生成”有何评价？你们之间有互动或呼应吗？

王春辰：没有呼应和互动的可能，因为在这之前谁也不知道谁能入选，策展方案也不可能涉及这块内容。但是我现在得知会有许多中国艺术家参展，大概有300人吧，这当然是好事，给世界一种丰富和多元的呈现，也是中国进一步开放、融入世界的美妙注脚。让世界倾听中国的声音，这点很重要，艺术有时候比干巴巴的文章或圆滑的外交辞令更有说服力，也更令人信服。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文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当代艺术这块，已经有上海双年展、成都双年展、深圳双年展、贵阳双年展等，但真正产生国际影响的并不多。您认为原因何在，有哪些应该改进和提高的地方？

王春辰：许多人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影响力不强，这基本符合事实。原因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在20世纪的艺术面貌与进程，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大课题，在这里无法展开。我要说的是，直到改革开放后，我们才知道有双年展这样一个形式，还有许多常识和规则，被我们当作初级教程来了解，补课是我们的重要作业，但总体而言，在当代艺术这个领域，我们的艺术家是积极的、开放的、勇于探索和创新的，起到了推动思想解放的作用，也为新世纪文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做出了巨大贡献。进一步如何发展，我想还取决于文化管理部门的政策与进一步思想解放。有人提出，文艺要去意识形态化，至少在当代艺术这个领域，能不能少一点误读误判？这个就需要有关方面更加开明和开放了。

本届双年展结束之后，您是否会向中国美术界提供您的策展经验与观展体会？如果可能的话，又会是何种形式？

王春辰：肯定会的。我在方案被确定之后，就着手汇总资料、筹划出版，画册，甚至整套策划方案从零到成形，都会忠实记录下来供大家参考，接受再批评。我还设想在威尼斯双年展后，将这些作品运回国内举办一个巡回展。今年10月份，我还将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美术馆策展一个当代艺术展，共有13位中国艺术家参展，主题是“再访中国”，副题是“作为文化概念”，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这7位艺术家我也希望他们能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