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再审与禁止重复追诉原则的冲突与调和

[摘 要]禁止重复追诉原则是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国家所共同遵循的一项诉讼原则。我国目前的刑事再审制度以追求实体公正为目的，因而与禁止重复追诉原则是冲突的。重构我国刑事再审制度的关键是如何对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进行选择，有效地协调好刑事诉讼公正和效率两者之间的冲突。

[关键词]刑事再审；禁止重复追诉；公正；效率

[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5―0138―03

一、案例及评析

原审被告人舒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犯罪，于1998年9月25日被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0日被批准逮捕，1999年6月1日原审法院以被告人舒某犯过失杀人罪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被害人的法定人张某以原判适用的罪名及刑事责任与客观事实不符为由，于1999年7月1日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诉。2001年9月24日舒某刑满被释放。2002年6月5日，原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因原审被告人舒某刑满释放后一直下落不明，故于2002年6月9日裁定本案中止审理。2003年12月16日舒某被公安局逮捕并羁押于看守所，本案于2003年12月17日恢复法庭审理。2004年3月18日原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并于5月21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并以原审被告人舒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

从本案来看，舒某因同一个犯罪行为受到了法院的两次审判，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七年有期徒刑，虽然其“罪有应得”七年徒刑，但笔者以为，无论再审判决的结果多么正确，这都不是一个成功的判例。虽然这个判决结果可能会让被害人的亲属感觉好受一点，可能会让他们息诉并停止上访(这恐怕也是本案再审改判的唯一的“效益”)，但相对于被告人及其亲属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更大的伤害，而且极不利于被告人的改造，也会使了解本案的社会公众对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产生质疑。而且申诉人和被告人为再审所花费的金钱对于并不富裕的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其所耗费的精力和被告人所承受的痛苦更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国家为此所耗费的司法资源和司法成本(不仅仅指经济上的成本，更大的是司法权威丧失的成本――以下同)也显而易见。两相比较，很明显，本案再审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更主要的，笔者认为这是和我国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相违背的，是和国际通行的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原则――禁止重复追诉相违背的。

二、禁止重复追诉原则概述

禁止重复追诉原则是指对一个人的犯罪行为一旦作出了生效的刑事裁判以后，便不得对该人的同一行为进行第二次(甚至更多次)审判。大陆法系称其为“一事不再理原则”，英美法系称其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一)一般规定

在大陆法系国家，“一事不再理原则”是一项古老的诉讼原则，早在罗马法中就确定了。到了现代，各国基本上都通过宪法确定这一原则。法国1791年《宪法》就规定，“刑事既决事由产生既判力”。德国《宪法》第103条第一项规定：“禁止对同一行为处罚两次。”德国学者对此规定的理解是：必须保障已被处罚过的，或者法律判决效力已确定之被判无罪的犯罪，不因同一行为再受到第二次追诉或刑罚[1](p2)。

英美法系国家，本着彻底的当事人主义，均确立了“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被告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受到两次、审判和课刑。美国并将其上升为一项宪法权利，《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受到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对此宪法条款进行了解释，认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为被告人提供了三项宪法上的保护：(1)保护被告人被宣告无罪后免因同一罪行受到第二次；(2)保护被告人被宣告有罪后免因同一罪行被再；(3)保护因同一罪行免受到多重惩罚[2](p187)。

(二)禁止重复追诉原则的例外及其限制

“一事不再审原则”或“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也不是绝对的，“有原则就有例外”。法律通过设立例外规定，允许对极少数特殊的已经生效的刑事裁判予以重新审理，但是要求法院在再审时必须有充分的理由。

在美国，依据“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被告人一旦被法院以生效裁判定罪或者判处无罪，就不能重新受到、审判或者量刑。同时，依据所谓“陪审团裁断的事实应视为真实”的原则，案件一旦经过陪审团的裁断，其裁断结论应具有终局性和确定力，任何人或机构都不能加以撤销或者重新开启法庭审判程序。另外，被告人已被州法院宣判有罪的，可以以宪法保护的权利遭受侵犯为由，向联邦法院申请“人身保护状”，或者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调卷令”，从而获得复审。但实践中，由于受到严格的限制，这种申请鲜有获得成功者[3](P231)。

相比之下，大陆法系国家却存在着较为完整的刑事再审制度，并且各国的刑事再审制度也各有差异。以重保障人权还是同时兼顾维护社会安定为标准，可分为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4](p30)。

在以法国刑事诉讼法为典型立法例的相关国家，认为再审的作用主要在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因此在该立法模式中再审仅限于为受判决人之利益而提起，绝对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而在德国，刑事再审则被明确区分为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两种。再审申请人如果获得新的事实和证据，从而“有理由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有理由使其受到较轻的处罚，那种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是可以启动的。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要么不允许提起，要么被限制在较为狭窄的范围，且要受到诸如诉讼时效、申请理由等方面的限制。而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不受任何时效的限制。

另外，无论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再审的申请者一般只能是作为控辩双方的检察机构和被告人，法院只能是被动接受和审查再审申请的裁判者，而绝不能成为再审程序的主动发动者。从诉讼理论上看，刑事再审的提起依然受到不告不理原则的限制：“无诉则无审判”，而再审申请则与公诉申请、上诉申请一样，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诉”，成为引发法院审判程序开始的诉讼前提[5]。

三、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的述评

按照我国的主流诉讼理论，刑事诉讼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认识案件客观真实，并根据客观真实作出裁判的过程，所以，“即使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但一经发现有错误，不论是在认定事实上，还是在适用法律上，也不论是对原被告人有利的，还是不利的，都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加以纠正，从而使无辜者得到昭雪，放纵的犯罪得

到应有的惩罚”[6](p120)。换言之，为了纠正原审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追求实体裁判结论上的“正确”，有必要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以达到裁判的实体真实。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所赖以存在的主要理论基础正源于此。也就是说，再审程序的设置与运用旨在追求一定的诉讼价值――实体公正。

我国再审程序设立的哲理依据在于弥补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有限这一认识论[7](p309)。按照认识论的观点，法官对案件的分析、评断、推理等一系列的思维活动亦是对事物的一个认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法官的思维视角、深度及广度的限制，及法官的主观偏好、情感取向等因素的影响，加之查明证据的技术力量、技术手段的有限与犯罪手段的狡猾等原因，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法官对案件真相认识的偏差甚至错误”，所以“如果确实有错，就没有理由去维护这种错误的判决和裁定的稳定性，而应当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和法定程序及时加以纠正”[8](461)。然而，这些解释却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刑事审判是一个对犯罪事实的认识过程还是犯罪事实的重现过程?根据事物的相对性还是基于事物的绝对性来认识和把握事物?同时，裁判的稳定性、确定性以及被告人不受重复追诉等方面的理念被实体真实和纠正错误裁判等方面的价值取向抹杀得荡然无存。另外，再审程序在追求实体真实这一诉讼价值的同时却牺牲了其他诸如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等价值目标。

从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运作过程中体现更多的是结果的公正，相反，程序的公正却难以从中窥见一斑。再审成为纠正错案的一种手段，并且在长期司法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做法。

首先，我国刑诉法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不作区别，并且对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也未作限制。

其次，对再审的理由、方式和内容只作原则性的规定。法律对再审的次数未作限制，审理的内容网罗全案的事实和法律适用，而不必限于最初提起再审的理由。

最后，再审的提起限于法院和检察院，并且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当事人的申诉只是提起再审的材料来源。尽管法律也规定了当事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向法院或检察院提出申诉，但并不必然引起再审，只有当法院和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后，由法院提起再审或由检察院提出抗诉启动再审。

四、重构刑事再审程序的价值目标选择：公正?效率?

笔者以为，重构我国再审程序，关键在于如何对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进行选择，有效地协调好刑事诉讼公正和效率两者之间的冲突。

“法律首先要保障和促进正义”[9](p126)，自人类社会有法律以来，正义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理念。美国哲学家罗尔斯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公正也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和法律目标，它熔铸了苦难的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希冀和向往。”[10](P121)

在我国，人们传统的思维中，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效益”一直是不为人所齿的话题，“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的观点一直主导着人们的思想。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类诉讼的“爆炸”，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应当而且都不得不考虑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益的问题，在刑事诉讼中也不例外。效益的基本含义是“从一个特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11](p311)。“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是完善诉讼机制的基本措施。”[12]

刑事诉讼是由一道道前后相继、没有间断的程序组成的，每增加一道程序，就意味着一定数量的司法资源的投人，而再审程序的相对增加却并不必然导致案件处理结果的绝对正确。退一步讲，即使再审程序的增加能纠正原审实体裁判结果的错误，但总体上来说，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设置还是弊大于利。

[参考文献]

[1][德]约阿希姆．赫尔曼．《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译本序言[A]．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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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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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卢云．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0]左卫民，周长军．刑事诉讼的理念[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12]顾培东．效益：当代法律的一个基本价值目标 [J]．中国法学，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