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与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

【内容提要】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初萌于广东，成熟于湖广总督任上。张之洞督鄂期间，扬弃了“以商立国”的重商主义，确立“以工立国”思想，形成较为完整的近代产业结构观，并提出先重后轻、“自相挹注”的重轻型发展战略。推动了武汉早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武汉迅速成长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工业城市。建立了相对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奠定了武汉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和格局。促进了武汉近代商业的发展，为武汉近代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其工业化思想的局限，则成为武汉近代工业发展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摘 要 题】经济思想史研究

【关 键 词】张之洞/工业化思想/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

【 正 文】

1997年5月，史学界曾在石家庄召开“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对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集中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比较丰厚的学术成果（注：参见苑书义、秦进才主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华书局1999年版。）。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其核心内容无疑是工业化，这是中外学者的共识。但甚为可惜的是，此次学术讨论会对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未能进行系统深入的讨论。此后几年，也一直未见有论述张之洞工业化思想的专文问世。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及其对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影响略作分析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所谓工业化，简单地说，就是由自然经济主导的农业文明向商品经济主导的工业文明演进，包括新式产业的兴建和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组织管理的变化。其显著标志是，有生命动力系统为无生命动力系统所代替，机械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物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高效率”和“标准化”成为经济生活的准则（注：参见冯天瑜、陈锋主编《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工业化思想的产生，是思想家们的经济视野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的结果。从世界范围讲，在西欧，这一转变是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出现而实现的。在日本，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政策的提出，实现了从重商主义到工业化思想的转化。而在中国，直到19世纪8、90年代，才逐渐实现从“以商立国”重商主义思想向“以工立国”工业化思想的转变。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对工业化的认识是“由兵而起”。“船坚炮利”这一直观感受，是中国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对近代工业的最初体认。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序幕。虽然曾、左、李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一开始并未局限于军事工业，如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1861）曾宜称，他要仿制的“火轮船”，一二年内“必为中外官民通用之物”（注：曾国藩：《新造轮船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长沙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刻本。）；李鸿章也在同治五年（1866）指出：“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并预言，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注：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但是，正如梁启超所言：曾、左、李的洋务活动“不出二端：一曰军事，如购舰、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起见”（注：梁启超：《李鸿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中华书局1992年版。）。他们对近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深入的认识，还处在由传统的“农本思想”向近代“重商思想”的转变之中。19世纪80年代末，郑观应、薛福成等早期维新派开始逐渐由“重商思想”向“以工立国”思想过渡。如薛福成说：“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则尚居商之先。”（注：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振百工说》，光绪二十四年传经楼校本。）郊观应也指出：“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注：《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6页。）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最后由维新派完成了这一转变。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中提出了“振兴实业”、“立为工国”的思想（注：康有为：《请厉工艺奖创新折》，《》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成为中国工业化思想的最初体现。

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初萌于督粤时期。在由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之初，张之洞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与其前辈曾、左、李并无二致，都是有感于西方侵略的威胁和“船坚炮利”的威力，以追求军事近代化为起步。中法战争带给张之洞的刺激是非常深刻的，他说：“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兹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宜作卧薪尝胭之思，及今不图，更将何待？”（注：《筹议海防要策折》，《张文襄公全集》卷11，中国书店1990年版。）对于张之洞这一思想转变，其幕僚辜鸿铭深有揭示；“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注：《张文襄公幕府纪闻·清流党》，岳麓书社1985年版。）但是，张之洞毕竟是洋务运动的后来者，其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从一开始就能将“求强”与“求富”结合起来，并形成较为系统的洋务思想，成为曾、左、李洋务思想和洋务事业的“恢张”者（注：《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光绪十一年（1885），张之洞在《筹议海防要策折》中向朝廷陈述自己的洋务规划时就提出，要把“储人材”、“制器械”、“开地利”“三者相济为用”，强调“有人材而后器械精，有煤铁而后器械足，有煤铁、器械而后人材得以尽其用”（注：《筹议海防要策折》，《张文襄公全集》卷11，中国书店1990年版。）。

广东处于近代开放的前沿，得风气之先。张之洞在创办洋务过程中，深受重商主义思想影响，特别强调发展近代工商业对于富民强国的重要意义。他说：“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注：《筹设炼铁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7。）张之洞亲眼目睹洋货大量输入对国计民生的严重影响，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危害性，提出了“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的主张：“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置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注：《拟设织布局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6。）针对各省洋务企业“所造皆系军火，于民间日用之物尚属阙如”的情况，张之洞主张：“华民所需外洋之物，必应悉行仿造。虽不尽断其来源，亦可渐开风气。……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注：《筹设炼铁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7。）其次，张之洞特别强调创办钢铁工业对于发展近代工业和强国富民的重要意义。他说：“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资于铁。”（注：《筹设炼铁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7。）外洋输入中国的商品，“洋布洋米而外，洋铁最为大宗”，因此，张之洞极力主张：“必须自行设厂，购置机器，用洋法精炼，始足以杜外铁之来。”（注：《筹设炼铁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7。）

通过在广东的五年洋务实践，张之洞的眼界大为开阔，对西方工业社会的本质已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即张之洞离粤前夕，他明确指出：“就外洋富强之术统言之，则百工之化学、机器、开采、制造为本，商贾行销为末。”（注：《遵旨筹办铁路谨陈管见折》，《张文襄公全集》卷27。）将近代机器工业置于发展国民经济头等重要的地位。“以工为本”、“工本商末”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张之洞工业化思想已初现端倪。

二

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张之洞到达武昌，开始总督湖广，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晋京入参军机，除光绪二十年（1894）和光绪二十八年（1902）两度暂署两江驻节江宁外，前后督鄂近二十年。此一阶段，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进一步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扬弃“以商立国”的重商主义，确立“以工立国”思想

光绪二十一年（1895），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张之洞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提出了“宜讲求工政”的主张。他首先批评了重商主义的“以商立国”论，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贸迁之资，有倍蓰之利。”批评“以商立国”论为“皮毛之论”，认为发展工业才是“富民强国之本”。他进一步指出：“查西洋入中国之货，皆由机器捷速，工作精巧。较原来物料本质，价贵至三四倍、十余倍不等。甚至毡羽、煤油、洋红、水泥之类，则尤属贱质弃物，一加制造，便成天下大利。即如日本，尤重工政。该国于各通商都会遍设劝工场，聚民间所造器用百货。第其最精者，亦仿西洋之例，国家予以赏牌，使专其利。是以百工竞劝，制造日精，销流日广。今日本土货其实在物产不过海菜、铜、煤数端，此外凡所以图中国西洋之大利者，大率皆资之于人力，而非仅取之于地产。中国生齿繁而遗利少，若仅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瞻。以后日困日蹙，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之。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通过对西方工业社会的考察，认识到在工业时代，人类获得财富的手段由驯化利用天然物为主变为加工改造天然原料为主。而中国人口众多，光靠传统农业已“断难养瞻”，因此，张之洞主张，中国要富民强国，必须“以工立国”，一心一意地“讲求工政”，发展近代工业，这才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注：《吁请修备储才折》，《张文襄公全集》卷37。）。而日本的富强，就是“重工政”的典型例证。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张之洞在《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中再次提出“劝工艺”主张，他说：“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盖商者运已成之货，工者造未成之货，粗者使精，贱者使贵，朽废者使有用。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商贾有贩运。”（注：《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张文襄公全集》卷54。）经济视野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对于工业化思想的产生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张之洞正是通过对“以商立国”重商主义思想的扬弃，从而确立了“以工立国”的工业化思想。

2.形成较为完整的近代产业结构观

工业化不是单一函数的变化，其完整的产业结构，包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张之洞在长期洋务实业建设中，加深了对近代产业功能的认识，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近代产业结构观。张之洞首先强调了工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枢纽作用。他说：“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注：《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同时又以系统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工、农、商、交通诸业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产业结构关系。他论道：“农之利在畅地产，工之利在用机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运费”（注：《劝学篇·外篇·铁路第十二》。），“然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注：《开设缫丝局片》，《张文襄公全集》卷35。）。“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为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注：《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提出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以商业、交通为纽带的近代产业结构观。

张之洞虽然不赞成“以商立国”，但却十分重视商业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商业与工业的关系是“相因而成”，“二者相益，如环无端”（注：《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一方面是“工为体，商为用”（注：《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商业通过“货畅其流”，来促进、刺激工业生产的规模扩大和产量提高：“货畅路快，运商多，则业此工者自多，制此货者日精。故必商学既博则工艺自盛，若无运商，无销路，则工亦安以劝哉！”另一方面是“商为主，工为使”（注：《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通过商业搜集市场信息，以引导工业生产：“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注：《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不仅攸关“民食”，而且制约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张之洞素来重视农政，来鄂后，对于农业的产业功能及其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又有诸多富于近代色彩的新内容，提出了“富国之本，耕农与工艺并重”（注：《招考农务工艺学生示》，《张文襄公全集》卷121。）的思想。张之洞认为，“田谷之外，林木果实，一切种植，畜牧养鱼，皆农属也。生齿繁，百物贵，仅树五谷，利薄不足以为养”（注：《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表达了他大力发展商品农业，以为工业提供原料，促进民富国强的新式农政思想。针对湖北农业的凋敝，他忧虑地指出：“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注：《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张文襄公全集》卷54。）长此以往，地利尽遗，不仅农业凋敝，而且将严重影响工、商业的进步。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使农业生产的水平适应方兴未艾的近代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张之洞大力鼓吹引进西方先进的近代农耕方法和农业技术。他说：“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注：《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张文襄公全集》卷54。）显示出张之洞农政思想的近代性。

张之洞十分重视铁路在国民经济运行系统中的纽带作用，他说：“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已。……士有铁路，则游历易往，师友易来；农有铁路，则土苴粪壤，皆无弃物；商有铁路，则急需者应期，重滞者无阻；工有铁路，则机器无不到，矿产无不出，煤炭无不敷；兵有铁路，则养三十万精兵，可以纵横战守于四海。”（注：《劝学篇·外篇·铁路第十二》。）将铁路列于“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的至关重要地位。他形象地称铁路之于国民经济有如气脉之于人身，“气脉畅通而后有运动”（注：《劝学篇·外篇·铁路第十二》。）。对于这一全新产业的特殊功能，得出超过时人的远见卓识。虽然他所谓的铁路一开，则“吏治不壅，民隐不遏，驿使不羁，差徭不扰，灾歉不忧，皆相因而自善”，未免过于理想化，但他视铁路为国民经济之“气脉”的认识，却符合近代社会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诸领域都离不开铁路纽带联结以协调发展的基本事实（注：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308页。）。

3.提出先重后轻、“自相挹注”的重轻型发展战略

后发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既形成了直接采用最新的技术为“后起效应”的优势，又面对发达国家在许多领域的垄断地位，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不能加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就会在经济上甚至政治上处处受制于人。而要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就要通过强有力的手段积聚资金投入到耗资大、建设周期长的基础产业和设施中，以确保经济增长的“底气”和“后劲”。在长期实践中，张之洞形成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轻工业促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在规划武汉近代工业的发展时，张之洞把新兴的钢铁工业作为带动武汉工业化的主导产业。他说：“采铁炼钢一事，实为今日要务。海外各国，无不注意此事。而地球东半面凡属亚洲界内中国之外，自日本以及南洋各国各岛暨五印度，皆无铁厂。或以铁矿不佳，煤不合用；或以天时太热，不能主办。中国创成此举，便可收回利权。各省局厂商民所需，即已甚广。且闻日本确已筹备巨款，广造铁路，原拟购之西洋，若中国能制钢轨，彼未必舍近图远。是此后钢铁炼成，不患行销不旺。不特此也，各省制造军械轮船等局，所需机器及铁钢各料，历年皆系购之外洋。上海虽亦设炼钢小炉，仍是买外洋生铁以炼精钢，并非华产。若再不自炼内地钢铁,此等关系海防边防之利器，事事仰给于人，远虑深思，尤为非计。”（注：《豫筹铁厂成本折》，《张文襄公全集》卷33。）张之洞从国际国内的市场需要和加强国防的角度阐明，钢铁工业是武备的基础，也是民用交通、工商设备之本，是国家之要务，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他还进一步指出：“铁厂如果大举不懈，实为利国利民之举。此正今日讲求西法之大端，振兴工艺商务之始基。”（注：《查覆煤铁枪炮各节并通盘筹画折》，《张文襄公全集》卷39。）钢铁工业是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也是衡量一国工业化发展程度的代表性产业。因此，将钢铁工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产业，适应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张之洞还非常注意工业体系内部各部门间的关系协调、共同发展问题，他把这称为“自相挹注”。在一份奏折中，张之洞主张：“以湖北所设铁厂、枪炮厂、织布厂自相挹注，此三厂联成一气，通盘筹划，随时斟酌，互相协助，必能三事并举，各睹成功。”（注：《豫筹铁厂成本折》，《张文襄公全集》卷33。）他的设想是以纺织业的赢利去弥补冶金、军事工业的亏耗，“以布局与铁政局联成一气，协济铁厂经费”（注：《增设纺纱厂折》，《张文襄公全集》卷35。）。与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相比，轻工业具有投资小、见效快的特点，以轻工业的盈利作为发展重工业的重要资金来源，符合经济运动的自身规律，因而是近代各国工业发展的共同做法。就此而言，张之洞的“自相挹注”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成分（注：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308页。）。

三

现代化理论家鲍尔指出：“经济能否取得成就和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态度，取决于根据能力和态度而建立的社会政治和采取的组织措施。”（注：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其工业化思想对武汉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其弟子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曾说：“公一生政治，主张在开利源，以救中国之贫弱。而开利源，首在发展实业。故在鄂设施，皆本一贯之政策以进行。”（注：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第28、7、25、33页。）又说：“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二十年缔造之力也。”（注：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第28、7、25、33页。）具体而言，张之洞对武汉早期工业化的影响有如下数端：

其一，推动了武汉早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武汉迅速成长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工业城市

1661年汉口开埠后，外商在汉开办原料加工厂，开启了武汉早期工业化的序幕。但由于主政湖北的官文、曾国荃、李瀚章等人思想保守，目光短浅，对创办近代工业缺乏积极性，致使武汉的近代民族工业完全是一片空白。到1889年张之洞抵鄂前，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包括上海、天津、福州、南京等沿海沿江城市，甚至诸如西安、兰州、长沙、济南、昆明、太原等内地尚未开埠的城市，创办的近代企业达20多个，武汉却没有一个。张之洞到达湖北后，呈请朝廷将原在广东筹建的枪炮厂、纺织厂机器改运湖北，从而为武汉近代工业的建立创造了前提。在督鄂期间，张之洞大力倡办实业，使武汉的近代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先后创办汉阳铁厂（1890年）、湖北枪炮厂（1890年）、大冶铁矿（1890年）、湖北织布局（1890年）、汉阳铁厂机器厂（1892年）、汉阳铁厂钢轨厂（1893年）、湖北缫丝局（1894年）、湖北纺纱局（1894年）、湖北制麻局（1898年）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发展速度为全国之冠。同时，张之洞倡办实业，亦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如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位，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工业城市（注：参见冯天瑜、陈锋主编《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所以周以让称赞张之洞为“武汉工业之先导者”，他说：“当三十年前，能预测现今商战之潮流，急谋中流之砥柱，荜路蓝缕，惨淡经营，以作武汉工业之先导者，厥惟张文襄公之洞之功。虽张氏好大喜功，博而不精，然其烛照几先，气魄雄厚，有足称焉。且张氏创办伊始，锐意以振兴工业为己任，造端宏大，不图苟简，如汉阳钢铁、兵工二厂，远采德国之制，诚东亚第一之大规模，他若纱麻丝布四局，虽至今称为武汉第一等大工厂可也。夫民可与乐成，难与谋始。张氏能不避其难，而好为其难，此种魄力，实足以开一时之风气，而树工艺之基础。”（注：周以让：《武汉三镇之现在及其将来》，《东方杂志》第21卷，第5号。）

其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奠定了武汉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和格局

求大求全、好高骛远一直是张之洞规划和创办洋务实业的指导思想。正如前引周以让所言，张之洞在创办近代工业伊始，“锐意以振兴工业为己任，造端宏大，不图苟简”。因此，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洋务企业以规模宏大，门类齐全而著称。“汉阳之铁政局，武昌之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规模之大，计划之周，数十年以后未有能步其后尘者。”（注：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转引自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汉阳炼铁厂是以当时世界上第一大钢铁厂德国的克虏伯钢铁厂为蓝本建设的，是亚洲第一家集开矿、采煤、炼铁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当时日本人称其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注：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第28、7、25、33页。），美国驻汉口领事则赞其是“迄今日为止，中国人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注：《中国十大矿厂记》，转引自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汉阳炼铁厂的建成和投产，不仅使武汉成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而且直接刺激、催生了一批近代企业的萌芽和发展，包括近代采矿业、交通运输业、机器制砖业、水泥业等行业。湖北枪炮厂共建成大小各分厂15个，“厂内分厂林立，厂各有名”（注：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2页。），“植中国军械专厂之初基”（注：吴禄贞：《湖北请建专祠折》，《张文襄公荣哀录》卷1。）。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技术上看，都居全国军事工业之冠。张之洞兴建的湖北布、纱、丝、麻四局，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据统计，湖北织布、纺纱两局共有纱锭90656枚，布机1000台，1898年其纱锭占全国华商纺织厂总锭数的29.60％，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纺织中心。就规模而言，湖北缫丝局是当时华中地区最大的机器缫丝厂。至于湖北制麻局，其规模虽然不大，却“为吾同机制麻业之滥觞”（注：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上，第200页。转引自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武汉之所以成为华中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张之洞的首创之功，实不可没。在张之洞的不懈努力下，武汉建立起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交通等行业的门类比较齐全的近代大工业体系。这个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先重后轻，以轻挹重的工业体系，尽管弊端多多，后人毁誉不一，但毕竟是中国人以自己的力量推进工业化运动的一种有益尝试，奠定了武汉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和格局。

其三，促进了武汉近代商业的发展，为武汉近代民族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正因为张之洞认识到生产与流通的关系既有“工为体，商为用也”的一面，又有“商为主，工为使也”的另一面，所以他在优先考虑发展机器工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促进商业的繁荣，以期以工振商，以商促工，实现工商互利，共同发展。他建议新创设的商部“讲商学，定商律，开商会，恤商情”（注：《复商部》，《张文襄公全集》卷221。），同时身体力行，在湖广任所内采取办商务报、开商务学堂、设商务公所、立商会等一系列措施以发展商业，“于鄂省商人一方面劝导，一方面奖进，而其要归，在期望商人破除旧习，具有世界之眼光，发挥商战能力，俾能挽回利权，地方益臻繁盛。”（注：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第28、7、25、33页。）在张之洞的努力之下，武汉商业迅速发展。张之洞移督湖广的当年，汉口直接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581695关两，间接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7600898关两。到1907年张之洞离开武汉的当年则分别上升至31683214关两和115071383关两，增长了567.6％和306％。1910年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更高达一亿五千万两，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通商口岸，也是当时唯一可与沿海几大通商口岸城市相匹敌的内地通商口岸。使武汉由一个以内陆内部循环为主的传统商业市镇嬗变成面向海外市场，进行国际大循环的国际性通商口岸（注：涂文学、宋晓丹：《张之洞“湖北新政”遗产的历史命运》，《江汉论坛》2003年第8期。）。1908年，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曾以欣羡的口吻对汉口的崛起倍加赞誉，他说：“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注：水野幸吉：《汉口》，上海昌明公司1908年版，第1页。）商业资本投入工业部门，是中国民族工业产生过程中的突出特点。巨大的进出口贸易给武汉民间建厂提供了获取利润的机会，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兴建和发展。据初步统计，张之洞莅鄂之后至辛亥革命之前，武汉涌现了100多家由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企业，其中有六成左右创办于张之洞督鄂期间，涉及采矿业、机器制造业、榨油业、火柴业、卷烟业、棉织业、造纸业、金属加工业、制革业、印刷业、水电业、面粉业、制药业、制茶业、建筑业等30多个行业。其工业布局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为辅，正好与张之洞在武汉建构的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的官办工业格局形成互补（注：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其四，其工业化思想的局限，成为武汉近代工业发展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之洞的工业化实践并没有在武汉引起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在张之洞之后，尤其是民国以降，武汉工业的发展“迟滞不进”，就连张之洞亲手创办的近代企业也大多是风雨飘摇，破败不堪，“令人生人亡政息之感”（注：《鄂纱布丝麻四局争租之观察》，《申报》1922年1月22日。）。导致此一时期武汉工业化进程迟缓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与张之洞工业化思想的局限也有莫大的关联。首先，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未能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更习惯于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一方面，他竭力强调官权的作用，对企业中的商民之权加以限制，认为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只有在官权的保护下才能实现，使在有效鼓励地方商人参与到近代工业企业的创办方面受到重大限制。张之洞在武汉工业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在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另一方面，他竭力将官权机制引入近代企业的管理行为之中，忽视经济规律，造成他在引进技术设备、企业管理方式方法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使他对武汉工业发展的贡献严重地受到了限制。“自相挹注”的工业体系曾是张之洞的得意之作，但他运用行政力量拨调纱厂所收股票银去补贴铁厂之用，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轻、重工业“自相挹注”的性质，使资金的挹注变成了股本的挪用。这不仅未收到“诸事并举”、“各睹成功”的效果，反而是相互牵扯，两败俱伤。而衙门式的管理作风，更是严重损害了企业管理的效能，使张之洞主办的近代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低下。其次，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局限使张之洞将自己的经济行为从属于他守旧的政治目的，因此他只在技艺层面接受和引进西方工业技术和某些管理经验，而排拒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费维恺曾指出：“晚清的近代制造业的整个发展前途是受限制的。把非通商口岸的储蓄纳入工业的各种组织——特别是近代的银行制度——并不存在。中央政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不能建立和保证一个有法律、商业和教育等制度的体制，而如果没有这个体制，近代企业就不能发展。”（注：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这虽然是就整个晚清的工业化而言，但也适用于张之洞。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建立新式的产业只是工业化的第一步，而要使新式产业能够得到发展，还必须有相应的组织、法律的支撑。在“中体西用”观的指导下，尽管张之洞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创办近代企业上取得非常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制度层面，尤其是在深层的体制问题上，他却无所作为，乏善可陈。这一巨大局限导致武汉早期工业化缺乏持久的动力机制。费维恺在《中国早期工业化》一书的“结论”中曾意味深长地说：“改变政府对经济活动（除了维持自古以来的农业经济之外）的消极或被动态度，比建立两三个或更多的汉阳铁厂具有更大的意义。”“以管理能力和商业成就的全面而明确的标准取代那种像亲属关系一样的散乱而细致的理由，并废弃对家族和小集团的义务，这比建成一条铁路干线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更为巨大的影响。”（注：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333页。）抚今追昔，愈益凸显出这一观点的深刻洞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