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抗战的援助

2019-09-22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抗战的援助

〔摘要〕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延安的中

共领导下的抗战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援助,对帮助中共渡过难关、成长壮大、发展势

力,从而最终打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是否有利于苏联利

益是此期间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援助的重要出发点。

〔关键词〕延安;共产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以华制日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4-0022-06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援助的背景及其援助方针的提出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进行援助的国际背景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20年代国际关系呈现出相对和平的局面不同的是,30年代的国际关系更为复杂。日、德、意等国陆续建立了法西斯专政,企图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摆脱危机。随着这三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和几次侵略战争的得手,它们的野心越来越大,重新瓜分世界的共同野心使它们进一步地勾结起来,并将整个世界抛进了法西斯血腥统治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中。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主要危险,是既要面对美、英、法等协约国的封锁,又要面临崛起的德、日、意轴心国的夹击。所以苏联对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深感忧虑,认为日本占领满洲“不仅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且还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原因。不能忘记,满洲可以成为在远东对苏联采取行动的跳板。从这方面打击我们的和平建设”,是日本对苏联作战总计划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

希特勒上台之初,苏联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的、偶然的现象,因而当时苏联在外交上主要考虑如何冲破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却没有预料到德、意、日法西斯站稳了脚跟并发展成为军事强国。而后来,由于处于法西斯势力的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之中,苏联的外交政策才逐渐开始了转变:在对华关系上,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与南京国民政府发展关系(两国于1932 年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以防止与日本的过度接近;1933年8月,正式敦促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双方互不侵犯条约,等等。在国际上,1935年5月,分别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在国联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演讲;积极组织和参加反击法西斯侵略的活动;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等等。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局部抗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即已开始。从1937年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前,当英、美、法等国实行绥靖政策的时候,中国人民孤军奋战,英勇抗击了百万日军的进攻。中国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力量,使之不敢贸然北进,从而使苏联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德国,避免了苏联与日本、德国东西两面同时作战局面的发生;同时也推迟了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进程,并使之由于兵力不足而不能全力南进,从而减轻了英、美军队的压力。

(二)共产国际对中共进行援助的国内背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由于全中国形成了同仇敌忾的抗战局面,因而苏联开始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希望中国帮他拖住日本,以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

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总共约5.63万人。随着抗战局势的进展,这些力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到1938年初,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已达到12.5万人。到1939年初,八路军增加了5倍,新四军则发展到3万人。由于陕甘宁边区自然环境的恶劣、工农业生产的不发达、边区政府收入来源的极其有限,所以完全不能满足抗战庞大的开支和前方所需。为此,中共通过发电报给共产国际、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与共产国际执委会面谈等多种方式,报告中共的困难,提出援助的请求。中共于1939年5月25日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我们的财政状况极其困难,处于危急状态。我们的钱已全部用完。党的工作、报刊、学校、医院等等都没有任何经费。此外,在我们地区目前正发生旱灾,我们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因此,恳请你们向我们提供紧急援助。”〔2〕两个月后的7月下旬,中共又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说:“我们部队的人员、粮食、弹药及其它物资的补充越来越困难。我们军队的开支,包括党组织和学校的开支,每月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于500万元,而国民党每月发给八路军60万元,发给第四军13万元,每月缺少427万元。我们的军队也不能及时地得到最低限度的弹药补充,而火炮和新的军事装备,我们根本就没有。”〔3〕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在财政问题上的捉襟见肘。

这样,从1937年的7月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为止,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延安的中共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积极援助,从而有力推动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

(三)共产国际对中共援助方针的提出

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成立由季米特洛夫、邓发、康生、库西宁、莫斯克文、王稼祥和王明(负责人)等同志组成的专门(负责中国问题――笔者注)委员会”。〔4〕 同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同季米特洛夫、王明、王稼祥、科穆纳尔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不希望中国战胜。他们出自帝国主义自身的利益害怕中国取得胜利。”〔5〕这就明确表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必须支持中国及其中共抗战的态度。随后,在1938年8月1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季米特洛夫提出,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苏维埃化的问题,而是保卫中国人民使之免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的问题”。〔6〕因此,“要帮助中共中央,尤其是在战争进行的时候,而它现在在进行,将来也会进行。这不是仅仅以侵占华北而告终的一个插曲,一个事件”。〔7〕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共产国际和苏联开始对延安的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援助。

二、共产国际对中共除军事外各方面的积极援助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济援助

共产国际对延安时期的中共进行了一直不断的、但每次金额却并不大的经费援助。中共向共产国际提出、共产国际答应给予的援助主要有:

1937年11 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等离开莫斯科之前,共产国际答应拨给中共150万美元,用于中共扩充军队,购买武器装备,支付政府和中央的开支以及办报的经费。1939年7月17日,中共在给共产国际发去的电报中请求:“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请你们尽快在财政方面帮助我们。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不止一次的大数额――5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8〕

1941年5月16日,中共致电共产国际请求:“从今年1月至今,没有拨给我们一分钱,我们遇到了很大的财政困难。请允许拨给我们今年总额为100万美元的款项。”〔9〕同年7月3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决议:“拨给共产国际100万美元,用来援助中国共产党中央。”〔10〕

1941年9月29日,中共致电季米特洛夫请求:“我们中央决定建立一个像样的情报部,下设军事的和党的侦察情报分部。在所有游击区都设立情报资料收集整理机构。在国统区,首先是在重庆,组建情报站,而在日占区和满洲建立侦察机构网和军事爆破机构。”为此,希望共产国际能够“提供50万美元,60套用于装备小型移动式电台的材料和其他无线电联络器材,以及爆破作业用的材料和工具。”〔11〕

从史料来看,能够确认中共收到的援助款项有: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时带回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提供的3万美元。1938年2月17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季米特洛夫共同研究决定,援助中共50万美元。4月28日,中共收到了这笔款项中的30万美元。还为此写了“从米哈伊洛夫处收到30万美元”的收条。同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同王稼祥、任弼时等谈话时表示:“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30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此后王稼祥就带着这些意见和拨款回了国。根据中共中央救济委员会给国际互济会的工作报告显示:1938年王稼祥回国带来国际互济会给的3万美元。这3万美元是否30万美元中的一部分不得而知,但王稼祥带回了3万美元是可以肯定的。

1940年2月23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了中共党和军队开支预算,预算表显示“党每个月的赤字是:党的系统58280美元,军队系统300000美元”。季米特洛夫为此致电斯大林:“考虑到党的处境和保证党的报刊、宣传及培养党和军队干部的现有党校网络的迫切需要,我们认为,为此目的,1940年度向中共提供35万美元的资金援助是适宜的”。〔12〕 25日,斯大林回答季米特洛夫,同意援助中共30万美元。同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确认:“在前往莫斯科之前,收到了你们寄来的50000(500000)美元,7500英镑。你们在动身之前汇出的并且我们于今年5月底在西安收到的款项如下:106670(106070)美元,8200英镑,此外还有40000美元专门用于联络。”即“规定给我党的300000美元款项中的87410美元”。〔13〕

(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医疗卫生援助

1.帮助中共建立起多所医院和疗养院

1939年9月8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致信季米特洛夫,希望“通过红十字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央系统(来)大规模组织对中国的医疗援助”。这样就“可以在乌鲁木齐和兰州为中国军队的伤病战士组建红十字会,并组织像样的救护车和飞机运输,还可以沿着我们感兴趣的路线在西安、延安及其他地点设立红十字分会”。与此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排除把中共干部转运到莫斯科治疗的必要性。在乌鲁木齐地区,除了医院还可以为受伤的官兵建立一所有体面的康复疗养院,在那里也可以为我们的干部做些简单的治疗”。〔14〕

1939年12月,承担这一援助任务的苏联红十字会制定出了具体计划和经费预算:“组建、装备和经营两所有400和200张床位的医院的初步预算。专业设备支出预算为17090000卢布。两所医院一个月的经营支出是296564卢布,一年的支出为3498768卢布。使用两架救护飞机的费用是686000卢布,而装备和经营两所医院的总支出是5265768卢布”,“除上述两所医院外,还设想(在新疆)为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干部,建一所150到200个床位的疗养院。经营这个疗养院的支出预算为1783043卢布。装备电疗室和水疗室的支出为100000卢布,总共为1882043卢布。上述三个项目总支出为9500000万卢布”。〔15〕

1940年1月13日,季米特洛夫决定:“考虑到中国军队伤病战士的医疗服务严重不足,尤其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伤病战士和中共干部的艰难处境,必须通过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系统在中国西北省份――陕西、甘肃、新疆建两所约200―400床位的定点医院和在乌鲁木齐建一所150―200床位的临床疗养型医院。后者基本上是为中共及其八路军干部而建的”。〔16〕

2.运来急需药品以治疗伤病员和预防疾病

1938年2月2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康生在与共产国际代表安德里阿诺夫谈话中说:“我们干部的主要灾难是肺结核。党校将近50%的学员患有肺结核病。但是,我们没有药品,没有钱去组织治疗。我请您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考虑向我们提供这方面帮助的问题。”同时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给我们寄来‘盘尼西林’,目前我们特别需要这种药来恢复我们生病同志的体力”。〔17〕

1939年3月13日,邓发致电给季米特洛夫,告知他“寄给我们的药品已全部收到。这些药品来的正是时候。武汉和广州失守后很难搞到药品,现有的已经用完。在敌人进一步在华北推进的情况下要搞到药品是不可能的。请按现有清单给我们寄来多一倍的药品”。〔18〕

1940年2月13日,中共致电季米特洛夫:“我们这里发生了旱灾,我们担心,会爆发传染病。请给我们寄来各种硫磺、锑和疫苗。”〔19〕同年4月24日,中共又致电季米特洛夫:“为了前线八路军和后方勤务人员,大体上需要30万人的防流行病药剂。”〔20〕

1942年2月29日,中共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供30万人使用的抗菌药,以应对延安可能爆发的瘟疫。4月8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季米特洛夫:“在延安的主要干部中,有一些同志患了胃病、心脏病和肺炎。但我们这里缺乏医疗设备。您能否通过到这里来的飞机给我们寄来装备治疗上述疾病的诊所所需要的全套药品和器械?我们特别需要X光设备和拍照材料。”〔21〕同年4月24日又告之季米特洛夫:“边区周围发生了瘟疫,在山西西北部盛行红瘟疫。请随前来的飞机给我们寄来治瘟疫的药。”〔22〕 12月1日,、又请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治疗痢疾、伤寒和霍乱的药品。

3.承担中共高层领导的健康保健工作

1939年7月6日,中共因右臂摔伤一事发电报给季米特洛夫说:“的右上臂下部骨折,在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很难治愈。因此,我们请求您:第一,确实寄来这种治疗所必需的一切东西,包括拍摄X光片子的机器。第二,如果您为这种治疗寄来的某些材料还不够,那就请允许用飞机把送到莫斯科治疗”。〔23〕5天后,季米特洛夫回电中共中央:“决定在我们这里对进行治疗,已派医生乘汽车去你们那里把接到兰州。如果医生断定不能乘汽车到兰州,那我们就采取措施派飞机去。”〔24〕随后,赴莫斯科进行了手术和治疗,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共产国际还安排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王明、康生的休假治疗”。〔25〕

1941年8月7日,中共致电季米特洛夫:“为给治病,我们急需治纤

维蛋白原发炎药30盒,紫外线灯一套。”〔26〕 1943年2月7日,中共又致电季米特洛夫,“王明得了心脏病、肝病和肾病。由于在延安缺少起码的医疗设备,至今这些病都没有治愈。请求送他去苏联治疗”。〔27〕并提出由“正式向提出允许苏联飞机到延安接王明和王稼祥去苏联治病的问题”。〔28〕同年4月26日给季米特洛夫去电:“中共中央在延安的许多干部(主要是高级干部)得了肺、心、胃、肠等内科疾病,而另一些人得了耳、鼻、眼等疾病。在延安缺少全身治疗上述疾病的政治上可靠、技术上高超的医务人员。因此请您派来治疗这些疾病的优秀医生,携带必要的医疗用具、器械、药品和技术人员。”〔29〕

(三)帮助中共加强思想文化宣传工作

1.帮助中共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

为了帮助中共“提高党的思想水平”,“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入最广大群众”,共产国际和苏联给中共送来了“中文版《联共(布)党史》1万册以及该书纸型”。而中共则将该书作为“延安所有学校的教科书”。〔30〕此外,在延安还成立了“由王明同志领导的《联共(布)党史》学习委员会。在党的报纸和《解放》、《群众》等杂志上经常刊登介绍性的文章和学习《联共(布)党史》必备的材料”。同时还“在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扩大该书的学习范围”。〔31〕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共为了“扩大对高水平宣传干部的培训规模,为此要在延安马列学院设立宣传部”。指示中共“派遣3名通晓俄中两种语言的高水平专家”去莫斯科“开展翻译和出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工作”。并给中共寄来“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第11版的纸型(以便)大量再版”。〔32〕

2.扶持中共的文化宣传工作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通汉语无线电广播,帮助宣传。开播不久便来电询问中共“在中国最重要的地区是否能收听到,节目是否符合要求”,并请寄去“对我们对华无线电广播的评价”。〔33〕

中共办报纸、印刷书籍需要大量纸张等用品。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给予了大力援助。1939年1月8日,季米特洛夫在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写到:“根据我们的请求,米高扬同志拨给我们15吨各种军用物资和文化用品以供八路军和中国特区的需要。请您指示奥尔落夫同志将这些货物转运给八路军使用。”〔34〕 同年4月7日,中共致电季米特洛夫:“印刷厂的新闻纸快用完了。这对党的宣传和出版工作有很大意义。这里不可能搞到。请寄来5000包新闻纸。”〔35〕

由于纸张等物品的数量较大,运输比较麻烦,1939年11月15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你们要的新闻纸60吨,我们只能小批量地运送到哈密,或最远运送到兰州。请告之,你们是否能够顺利地将这些纸转运到你们那里”。〔36〕 1940年4月23日,这批纸运抵乌鲁木齐,1941年5月21日与其它物资一起运到西安。

三、共产国际对中共军事的有限援助

(一)共产国际在对中共军事援助小心谨慎

尽管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国民党政府唯恐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抗战中壮大,因此极力阻挠中共从共产国际和苏联得到武器装备。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在给予中共武器装备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小心谨慎的态度。

1938年2月,中共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八路军共有8万到10万名战士。只有50%的战士配有步枪。”〔37〕而“阻碍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缺少资金和武器装备。从那里我们得不到一支步枪和一挺机枪,更谈不上大炮了。我们从、阎锡山和其他人那里得到的弹药总共只有300万发子弹。实行的方针是不给我们一支步枪”。〔38〕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快地收到你们的钱,那么我们就能买到相当数量的机关枪、步枪、毛瑟枪和子弹”。〔39〕 尽管斯大林认为:“八路军应该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这可以通过组建预备团来充实现有师的形式做到。必须组建新的团,这些团应该日夜进行军事训练”。〔40〕而且在季米特洛夫的“直接关心和协助下,1937年在乌鲁木齐成立了一所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有400多名学生在这所学校里学习”。〔41〕但共产国际却很少直接给予中共亟需的大量武器装备,“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政府有利,而开始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急需的药物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纸、杂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的、当然也有斯大林的讲话和著作”。〔42〕

当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并非不想从军事上增强中共的抗日力量。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前,斯大林要王明转告中共中央,苏联准备帮助八路军建立兵工厂;苏联还设想将援助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武器,抽出1/5或1/4交八路军、新四军使用。1937年12月初,苏联政府由伏罗希洛夫出面向中国代表杨杰表示,拟给八路军野炮24门、防战车炮20门、机关枪60挺、战车15辆、飞机10架。杨杰将苏方意见电告后,却遭到了的拒绝。

苏联援华物资到达中国后,对中共也是严加防范。1937年12月12日,命令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以后苏联援华物资到兰州后,必须由国民党战区司令部接受,向内地运出必须经过的同意后方得放行。如果运往陕北则绝对不许擅自放行。1939年夏,苏联再次向国民党提出这个问题,9月3日,自重庆明确电示正在莫斯科的孙科,如再有人提议将苏联援华物资直接给中共,必须严词拒绝,绝对不能赞同。

与此同时,从1937年10月到1939年8月,苏联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包括:飞机985架,坦克82辆,大炮1317门,汽车1550辆,拖拉机30部,机关枪14025挺,枪弹1645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2300颗。〔43〕崔可夫回忆到,在他担任的军事总顾问期间,苏联的军事物资只是援助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从日本军队那里缴获的武器装备起来的”,或者从国民党手中去夺取武器和给养。而且南京国民政府的“所有战区都有我国的军事顾问,但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里没有苏联顾问,仅有几个苏联记者”。〔44〕

(二)共产国际对中共仅进行有限军事援助的原因

1.苏联“以华制日”方针的具体落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认识到,西线的德国乃是苏联最危险的敌人,解除这一危险的最佳方案则是中国进行持久抗战,以拖住东面的日本军队不能向苏联进攻,从而使苏联能够集中力量对付西线战场上的德国法西斯。因此,在抗战初期,苏联就开始逐渐实行“以华制日”的方针。苏联不仅迅速地恢复了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而且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决定派崔可夫来华,担任驻华武官、军事代表团团长,以促进抗日。斯大林在与崔可夫临行前的谈话中说:“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45〕斯大林的这番谈话坦露了苏联“以华制日”方针的实质。

2.共产国际“苏联利益至上”的具体体现

在“以华制日”方针的两个重点落脚点中,国民党和中共之间谁先谁后呢?斯大林认为:“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我们同政府订有相应的条约。您熟悉所有这些文件,请严格按照这些文件行事。”〔46〕这充分说明了在斯大林的心目中,苏联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远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理论问题重要得多。他的观点很明确:“孱弱”的中共无法长期拖住日本,而能得到中共“永远得不到”的英、美等大国的援助。如果有了苏联的援助,再加上英、美的援助,那么,“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47〕这就一语道破了苏联的天机:苏联此期对华政策的重点必须而且只能是援助南京国民政府,而援助南京国民政府的目的是帮助苏联长期拖住日本,避免苏联东西两线作战的糟糕状况发生。因此,斯大林一再嘱咐崔可夫:“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提供的武器,而且要使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48〕

总之,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进行了全面、大量和及时的援助,其对中共渡过难关、积极抗战、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是有利于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尽管这些援助中不乏“苏联利益至上”的因素,但我们还是应该予以公正的、正面的评价。

〔参考文献〕

〔1〕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册〔Z〕.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327.

〔2〕〔3〕〔4〕〔5〕〔6〕〔7〕〔8〕〔14〕〔15〕〔17〕〔18〕〔23〕〔24〕〔25〕〔30〕〔31〕〔34〕〔35〕〔36〕〔37〕〔38〕〔39〕〔40〕〔4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Z〕.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142,240,5,15,2,3,242,281-282,343-344,30,124,192,247,17,237,248-249,122,131,293,31,33-34,38,14,287.

〔9〕〔10〕〔11〕〔12〕〔13〕〔16〕〔19〕〔20〕〔21〕〔22〕〔26〕〔27〕〔28〕〔29〕〔32〕〔3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Z〕.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185,197,235-236,27,80-81,5,20,37,266,271,215,342,354,359,52-53,83.

〔42〕〔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M〕.李逵六译.东方出版社,2004.263.

〔4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第二次世界大战〔M〕.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514.

〔44〕〔45〕〔46〕〔47〕〔48〕〔苏联〕崔可夫.在华使命〔M〕.万成才译.新华出版社,1980.64,36,35,35,36.【责任编辑:刘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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