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隆庭审没有赢家

没有记者云集、镁光灯闪烁。2006年1月19日、20日，在可容纳485人的武汉中院第一法庭，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经济案：德隆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股市案件，在庭上庭下不足百人的冷清会场上悄悄完成了庭审。

在1月19日、20日的德隆庭审中，作为被告单位之一――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我在法庭上陈述了友联从成立到结束的存在事实。而我更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角色去体验这个举国关注的，在中国市场经济和金融史上都不可抹去的一段历史。

德隆操纵股市与集中持股的法律边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委托理财的本质区别，在法庭上争论得不可开交、难分难解。

公诉人提出“德隆进行的有保底收益的委托理财就等于变相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但是目前这个推定在现行法律中找不到依据。这个依据，只能靠人大常委会司法解释，而不是法院的判定。

德隆所涉的第二个核心罪名是“操纵证券”，但是，德隆的“集中持股”，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股市庄家为抬高股价的自买自卖行为。德隆炒股资金均为客户提供的理财资金，因资金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本质上是为客户炒股而并非为己炒股。并且无论是在行为动机、操作方法上，还是行为的结果上，德隆的“集中持股”都和日常大家见惯的“操纵证券”、“操纵股价”有着根本性的差别。

并且从老三股1996年和2003年的年报可以看出，这三家上市公司的股价之涨幅与企业效益的增长基本成正比。

德隆的另一面

即使我不曾是德隆的一员，也不对德隆带任何感彩（实际上是不可能不带），我也可以负责地对社会说一声：德隆倒下，并不是此前我们若干的舆论所一致导向的、对类似事件的经验性判断！

德隆还有着太多舆论预料之外的意外：

德隆和唐万新并没有像过去倒下的许多企业和企业家一样，制造许多去向不明的资金黑洞；

也没有如舆论几乎一致认为的那样，用金融工具的大量融资去“短融长投”、把金融上的钱大量投到实业中去，反而是德隆产业为解决金融兑付危机先后输血近50亿元；

唐万新当初两次出逃，也让那些认为他个人不知卷走了多少资金的人大跌眼镜，因为把唐万新哄回来也没有获得意外的资金收获；

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曾经用6年时间，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湘火炬从几千万元销售额的微利企业打造成销售过百亿元企业的经典案例没有人去赞许过，反而是用10亿元资金收购湘火炬的企业家更让人瞩目。

……

我们真该从那些令人晕眩的传媒语言中清醒地反思一下了。

缺乏救赎的困境

德隆的轰然倒下，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我认为，全是输家。

中国几十万家民营企业，成长了二十多年，为什么就没有几家像模像样的大型企业呢？好不容易成长出来一个德隆，为什么就那么轻易地倒下了呢？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既拯救德隆，又解决其问题吗？我们的市场为什么就不能够宽容地处理危机企业，不能够建立危机企业的救助机制？我们的市场为什么就不能多一些建设，少一些破坏？一个没有救助机制、釜底抽薪的市场如同一个缺乏救赎的社会一样让人绝望。

德隆倒下，德隆股东是输家，德隆的债权人是输家，下岗的德隆员工是输家，减少税收的财政是输家，金融市场、股票市场是输家……

除了这些有形的东西之外，德隆失败给整个市场造成的巨大伤害远比这些有形的输赢来得更为深刻。

德隆在中国所开创的战略并购模式与精湛的整合技巧不再有继续示范的功能；德隆用数年时间精心打造的集团化企业战略管理的精髓也随之灰飞烟灭；德隆好不容易得以熟练运用的产业整合术，近几年已难见了踪影；德隆所倡导的通过行业研究来提高投资成功率、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来提升战略投资价值的方法，现在再也难有上规模的企业所能企及；德隆所创新的利用全面金融服务、以金融与企业的关系取代银行与企业关系的理念没有了追随者……

曾经批判的“不要在倒掉澡盆里的脏水时，把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的哲学故事，都在今天被我们再次上演。

德隆之后

自2005年以来，我们已经感受到WTO的金融服务条款开放之后汹涌而至的海外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势头。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伴随着高端技术、企业品牌和各种知识产权已经压迫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德隆之后，中国已经没有时间和机会再生长出成规模的产业整合服务商。在没有匹敌的对手的中国市场，每个中国公司都如外资的囊中之物（当然除非政府采用非市场手段干预），几乎每一个赢利在一千万元以上的中国公司都可能成为海外资本并购的目标。

我们强烈呼唤着民族资本的脊梁企业担当起自主创新、自主发展、振兴产业的重任。但我们都过于轻易地让有能力、有希望来担当这种角色的德隆就这么轻易地倒掉，甚至我们的主流舆论还在为这种悲壮的倒掉拍手称快。

德隆已经谢幕了，我们并无意去为它高唱哀歌。但我相信，若干年后，我们会意识到，我们为之付出的成本和代价远比今天的估量要大得多。

远远观望德隆的兴衰存亡实在太容易了，而建设一个德隆却需要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