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筹安会看杨度与袁世凯的关系

[摘 要]杨度是民国初年政坛上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力倡君主立宪却误入歧途。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是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活动效劳，这其中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他的救国动机是不可否认的，不幸的是他抱定了袁世凯，违背了历史潮流，以致酿成了个人的终生悲剧。

[关键词]杨度；袁世凯；筹安会；君主立宪

杨度（1874―1931）原名杨承瓒，字皙子，号虎公。湖南省湘潭县石塘乡姜畲村人，比袁世凯小十五岁。1894年中举人，1895年从师王运，学帝王之学。1902年留学日本，次年回国，不久又被迫逃亡日本，在东京政法大学速成班学习，对各国颇有研究。1908年，袁世凯与张之洞联名保奏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清廷命杨度任四品京堂候补，在编查馆行走，此为杨度与袁世凯正式结交之始。袁世凯让杨度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他在演说中表示对开设民选议院要主张到底，“生死祸福皆所不计”（1），引起朝野注目。1908年载沣谕令袁世凯回乡养病，杨度为袁奔走，得到袁的信任，成为其重要谋士。后因助清廷力促袁世凯出山有功而担任内阁学部大臣。杨度在南北会谈时，替袁世凯暗中收买南方代表团中要人，促成南北和议。1913年1月，杨度被袁世凯授予二等嘉禾章。1914年5月，袁世凯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以杨度推荐的蔡锷出任办事员，国史馆成立，以杨度的老师王运为馆长。10月，袁世凯在怀仁堂亲授杨度以勋四位，次年1月，任命杨度为国史馆副馆长。

1915年3月，杨度撰文《君宪救国论》，用批判清朝，诋毁革命党，美化君宪制度的方法为袁世凯称帝制造理论根据。袁阅后赞赏不已，称之为“至理明言”（2），亲题“旷代逸才”四个大字赠予杨度。之后不久，袁世凯授意杨度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性团体，为改行帝制开路。1915年8月14日，继袁世凯政府的宪法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后，杨度和严复、刘师培等六人发起旨在“以筹一国之治安”（3）的筹安会。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成立，杨度为理事长。为造成全国人民都拥护帝制的假象，筹安会不仅组织了大量的请愿团，而且编了《黄兴》、《国贼孙文》两部书，每本印十万册，还将后者改为京剧《新安天会》在新化宫里演出。袁世凯也格外维护筹安会，不仅不准查办它，还拨给杨度20万元的活动经费。但杨度在《筹安会通电》里说筹安会“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4）这样终究不能让满足袁世凯的野心。9月19日，以梁士诒，段芝贵为主干的“全国请愿联合会”取代了筹安会。10月中旬，筹安会改称“协进会”而宣告结束，其存在不过六十余日。

我们从筹安会的始末可以看出杨度与袁世凯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杨度既深受帝王之学又受新学的影响，既欲实现个人的功成名就，又想通过君主立宪救中国。他在其《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曾说自己在国会召开之后自己能否成为议员都不要紧，只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幸福，自己的目的就达到了，可见他是有爱国之心的，并不只为个人名利。（5）杨度虽然走过弯路，但究其一生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晚年甚至加入共产党。他坚持其君宪救国的主张，甚至在袁世凯实行帝制失败之后也没有改变。他与《京津泰晤士报》的记者谈话时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6）杨度想通过君主立宪达到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的双重目的，而袁世凯恰好利用他为自己服务，千方百计笼络杨度，并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早在维新变法时，袁世凯就派人赎回杨度典当的皮袍以收买他。1908年，又向清廷奏保杨度，使其官至四品等等，每当杨度念及这些经历时，便对袁世凯无比感激。虽然袁世凯早就想当皇帝，但在成功之前，对别人均隐瞒自己的意图。杨度虽在袁世凯左右，也没能察觉其阴谋。参政院开会时，袁说的话自相矛盾，但其本意仍是帝制自为，但杨度却仍不知道袁的真实意图，还请教张一麟。可见，杨度在关键时刻都没有认清袁世凯的“庐山真面目”。而对袁世凯来说，杨度及筹安会只是棋子，但当袁急切地想登基时，筹安会却在征求民意和组织请愿，这让他极不耐烦，说杨度是没用的书呆子，可杨度毕竟接受过新思想，民意在他心中有相当位置，这样二者就有了矛盾，筹安会就失去了其利用价值。

筹安会存在时间虽短，但却影响了杨度一生，使他成了袁世凯实行帝制的挡箭牌。筹安会发起之始，就有人称杨度为“妖孽”，恳请政府严拿正法。唐继尧等人请求将鼓吹帝制最力的人明正典刑以及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下的通缉令中，杨度均名列榜首。直至1918年3月15日，北洋政府宣布对所有洪宪帝制祸首特赦，杨度才没被通缉。虽然如此，对杨度来说，直至去世，“筹安会”骂名才成为过去的事。且杨度一发起筹安会，其师王运就去信责备他，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理论上与杨度划清界限，更为甚者，袁世凯去世之前也怨恨杨度，说“杨度误我！”杨度的妹妹杨庄也来信责备哥哥，杨度可谓众叛亲离，他深深为筹安会这出闹剧悲苦，即使学佛也未能解脱，在加入共产党之后仍不肯放弃“学佛”事业，仍不肯在组织内以“同志”相称呼。

注释：

（1）傅国涌：《逆流而行：杨度与君主立宪思想》，《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2）唐自斌：《杨度与民初两次复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1992年第2期

（3）桑丘主编：《旷代异才》，东方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第115页。

（4）桑丘主编：《旷代异才》，东方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第117页。

（5）何汉文，杜迈之：《杨度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55-56页。

（6）《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614-6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