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外贸易变迁路径依赖的判定

摘要：本文受路径依赖理论逐渐应用到技术变迁、制度变迁和经济地理学等研究领域的启发，探究了东莞市对外贸易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存在性；运用东莞历年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的相关实际数据，分别探讨了东莞市对外贸易中贸易主体和贸易方式的变迁过程，进而得出了东莞市对外贸易变迁分别对三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存在路径依赖的结论。

关键词：对外贸易；路径依赖；贸易主体；贸易方式

一、引言

路径依赖是指由于外生的偶然性随机因素的触发和内生的各种正反馈机制的强化作用，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将对其初始路径产生某种程度的“锁定”效应。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David 在其著作《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中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1985年，David将此概念引入到技术变迁的分析中，对路径依赖的内涵和作用机理作了深入的探讨。1989年，经济学家Arthur将其用来探讨报酬递增对于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开创了路径依赖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变迁转向了制度变迁。1990年，North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并指出David和Arthur提出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随后，研究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文献快速增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已成为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发展最为迅猛、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把路径依赖理论应用到了其他学科领域。Grabher在1993年、Garud和Rappa在1994年、Bebchuk和Roe在1999年、North在2005年分别将路径依赖引入到经济地理学、社会学、公司治理和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对路径依赖的研究是不足的，一方面未能在路径依赖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取得突破；另一方面在现有路径依赖理论的应用领域也大都是沿着国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方向继续向前推进。值得指出的是，傅沂提出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两个角度分析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遭受重创，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之一的东莞更是遭受剧烈冲击。对此，国内学者争相提出和论证进行产业升级和贸易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探索东莞市对外贸易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力争为东莞的贸易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

为了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首先用1995年以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将下文涉及的以美元为计量单位的进出口数据统一换算成人民币，再用以1995年为基期的累计CPI将以人民币计量的名义进出口数据换算成其实际值。接下来，本文将依次从贸易主体和贸易方式的角度深入探讨东莞市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

（一）对外贸易主体的变迁

以企业的经济类型为标准，对外贸易主体可以划分为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包括集体企业等）。

本文首先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进口总额按贸易主体分解的情况，如图1所示。从总体上看，历年的国有企业实际进口额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变化趋势——1995年仅为350.60亿元，随后逐渐上升，在2002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即827.89亿元；随后先下降后上升，在2007年达到最高点，即980.83亿元；之后再次下降并在2011年跌至375.03亿元。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则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1995年最高，达到55.30%；2002年跌破50%，为49.73%；2011年降至最低点，即12.71%。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2000年保持为零，这是由于政策限制，民营企业无法取得进出口经营权；2001年开始破冰，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为200万元，此时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仅为0.0014%；2002～2003年，民营企业实际进口获得井喷式的发展，2002年达到5.29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16倍，2003年达到196.67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6倍，直至2007年依然保持较快增长；2008～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逆转为负增长，其中2009年负增长9.75%；随后两年因金融危机缓解而恢复增长，其中2010年强劲反弹，增长了36.80%。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也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至2000年保持为零，随后开始快速增长，2003年突破了10%，2011年突破了20%。关于历年的其他企业实际进口额，不论是其绝对数值，还是其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非常小，故在此不作深入讨论。与前述三种贸易主体相比，历年三资企业的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很大，而且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1995年就已达到43.35%；2003年突破50%，达到54.30%，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三资企业逐渐取代国有企业成为东莞对外贸易的主力军；2011年这一比重更是达到了64.17%的新高度。

接下来再看1995～2011年东莞实际出口总额按贸易主体分解的情况。从总体上看，历年四种贸易主体的实际出口额和它们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类似，此不赘述。不过仍有一点值得强调，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相比，在这17年间，国有企业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幅度更大：1995年高达60.82%，到2011年已跌破10%；与此相对应，三资企业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幅度更大：1995年仅占39.12%，到2011年已接近70%。因而从2003年开始，实际出口总额的变化趋势基本由三资企业决定。

（二）对外贸易方式的变迁

在国际贸易学中，贸易方式主要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三类。结合《东莞统计年鉴2012》中对贸易方式的分类方法，本文将加工贸易界定为仅含来料加工装配和进料加工两类，其他的加工贸易方式全部划分到其他贸易方式中。考虑到除来料加工装配和进料加工之外的其他加工贸易方式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均非常小，这样的界定和划分既是方便的也是合理的。

首先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进口总额按贸易方式分解的情况，如图2所示。从总体上看，历年的一般贸易实际进口额和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增长势头强劲，但这个比重始终未超过20%——1995年最低，仅为0.71%；2011年最高，达到17.37%；平均为6.45%。历年的其他贸易方式实际进口额也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但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波动比较大——2003年最低，为7.32%；1996年最高，达到18.82%；平均为10.02%。而且，这个比重也始终未超过20%。与前两种贸易方式相比，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大——1998年，这一比重高达90.64%；2011年，其最小值也达到了71.29%；平均为83.53%。因而，从图2上看，历年实际进口总额的变化趋势与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基本一致，或者说历年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的变化趋势决定了实际进口总额的变化趋势。

然后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出口总额按贸易方式分解的情况。从总体上看，历年三种贸易方式下的实际出口额和它们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类似，此不赘述。但有两点必须加以强调：第一，历年的其他贸易方式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1995～2005年这一比重不到0.1%，虽然从2006年开始上升，但离5%尚有差距。第二，与其他贸易方式相反，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1995～2005年这一比重连续保持在95%以上，尤其是1996～2002年更是维持在98%以上；虽然从2006年开始下降，但仍然保持在80%以上。

三、对外贸易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判定

在上一节中，本文依次从贸易主体和贸易方式这两个角度对东莞市1995～2011年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作了系统性的论述。

接下来，本文将1995～2011年东莞对外贸易主体中三资企业的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和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的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汇总到一起，如图3所示。

结合图3中的趋势线和具体的数据可以看出，历年的三资企业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年为41.21%，2011年已达到67.14%，平均值为52.47%。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始终维持在高位——1998年的最高峰达到95.19%，即便是2011年的最低位也达到76.94%，平均值为89.70%。

综合以上分析，从1995～2011年，上述两个比重均始终保持在高位运行（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本文目前无法观测和描述更长的时间段）。据此，本文认为，东莞对外贸易的运行轨迹对三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均存在相当程度的“锁定效应”，即东莞对外贸易的变迁在贸易主体方面对三资企业存在路径依赖，在贸易方式方面对加工贸易存在路径依赖。

四、结语与展望

除了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贸易壁垒此起彼伏等外生阻力之外，对外贸易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对东莞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转型升级施加着强效的内生阻力。在研究贸易转型的文献中，很少有学者论证这种内生阻力，而通过具体的数据来判定对外贸易变迁中存在路径依赖的学者就更少了。事实上，这种内生阻力甚至比前述外生阻力的作用更强，更值得有关部门加以重视，更具有研究价值。

因此，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下一步拟深入探究东莞市对外贸易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从而为之后提出打破这路径依赖的对策奠基。

参考文献：

[1]David.P.A.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

[2]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 Economic Journal，1989（99）.

[3]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 格致出版社，2008.

[4]Grabher.G.“The Weakness of Strong Ties： The Lock-i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uhr Area.” In Grabher. G. ed.， The Embedded Firm-on the Socio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M]. London： Routledge，1993.

[5]Garud.R.，Rappa. M.A Socio-cognitive Model of Technology Evolution： The Case of Cochlear Implants[J].Organization Science，1994（05）.

[6]Bebchuk.L.A.，Roe.M.J.A theory of path dependence in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J]. Stanford Law Review，1999（52）.

[7]North.D.C.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8]傅沂.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研究[D].暨南大学，2006.

*本文受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J50504）资助。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