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兰亭论辩”

“‘兰亭论辩’是建国以后书法理论界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研讨活动。尽管‘兰亭论辩’使我们看到许多不足，其中有许多文章程度一般，甚至误会乃至缠杂不清，但我们还是愿意指出，在建国以来的书论史或者更扩而言之，在康有为以来的书论史上，兰亭论辩仍然堪称是一座了不起的理论丰碑”（陈振濂《近现代书法史》）。

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界的一位通才，他在近现代考古学兴起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思辨的眼光寻绎着传统的枝枝蔓蔓。东晋王谢家族墓志的出土使他的眼前一亮，他知道这一信息的价值与内涵。没多久，其发难之作《从王谢墓志的出土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在《文物》杂志1965年第6期刊出。这篇洋洋两万余言的论文从考古学、书体、文字、书法史乃至章法诸方面论述《兰亭序》决非出自王羲之之手，而系隋代智永的伪托。由于郭沫若本身的地位，提出问题的重大，还有其论文的条分缕析、高屋建瓴，这无疑为20世纪60年代相对沉寂的学术界注入了强有力的兴奋剂。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各路对书法有兴趣的学者纷纷亮相，撰文立说，或赞成或反对，将对《兰亭序》以至东晋书法、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论辩中，倡辩者郭沫若及其支持者宗白华、启功、史树青等认为《兰亭序》系伪作；反对者高二适、章士钊、商承祚则研究认为《兰亭序》决非伪托。

四十年过去了，《兰亭序》的真伪问题虽然注定是一场没有结局的论辩，但它带给学术界的思考与启示是多极的。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郭沫若敢于否定已千古定论的“天下第一行书”？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学术研究相对狭隘的时期，却可以将对《兰亭序》的研究推向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度？这次影响深远的“论辩”到底给当代书坛带来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一、论辩的疑古精神

也许没有一个偶像像书法史上王羲之这样稳固了。展开中国书法史绵延绚丽的画卷，我们可以信手拈来：

南朝羊欣《采古能来书人名》曰：“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隶。羊欣云：‘古今莫二’。”

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曰：“王羲之书字势雄奇，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唐太宗李世民《王羲之传论》曰：“所以详古察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五代南唐后主李煜更言：“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

其后元明清诸朝，随着赵、董的风靡一时，“书圣”王羲之更是无人撼动。及至当代，即便是一生倾心碑学风尚的沙孟海、陆维钊等亦充分肯定“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艺术魅力。可以说，王羲之与《兰亭序》、与“流觞曲水”已融于一体。

在近现代学术发展上，考古发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甲骨文问世和殷墟发掘，改写了商代历史；西北边塞出土的汉简，改写了汉代历史；敦煌藏经的发现，不仅使佛学、史学、文学、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而且衍生出专门的敦煌学。

如果以积极的眼光关注考古学的发展，它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和现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不清楚郭沫若当时质疑“兰亭”真伪的真实背景与目的，但起码我们能判定，郭先生绝不是“造星”和“炒作”，而一定是对王、谢墓志进行深入研究后思索、梳理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考古发现为我们勇敢地怀疑古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完善，许多前人从未涉猎、难以想象的领域正为当代学术界逐步延伸、触及、展开。比如研究书法，我们可以从笔迹学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用电脑放大，量化它的线条、结构、章法；可以用科技手段鉴定墨纸的年代、质地……

总之，在科技日新的信息时代，我们的学术研究有了更多有效而直观的手段与凭借这些前人无法企及的研究参照也自然会为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研究带来更多的惊诧与欣喜。

因此可以说，当代考古学的兴盛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古人许多臆测的论断无处遁身。这便是“兰亭论辩”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要敢于打破迷信，拆除偶像，因为当代已为我们疑古提供了足够的勇气与条件！

二、论辩的立体观照

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以思辨的眼光再去审视现代书法史上这场“论辩”时，其轰动效应，其学术上的广度与深度都掀开书论史上新的一页。

“兰亭论辩”何以能将传统的书法理论开掘得如此之深呢？让我们从论辩本身找答案，先来认识此番论辩中的几位主将。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一生写下了诗歌、散文、小说、历史剧、传记文学、评论等大量著作，另有许多史论、考古论文和译作，为现代著名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被称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著作收入《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许多作品被译成日、俄、英、德、法等各种文字。

高二适（19031977）江台人。18岁任立达国民学校教员，21岁时为校长。建国后历任华东专科交通学校教员、华东水利学院图书馆馆员。1963年，经章士钊引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一生在文史哲、诗词、书法的研究与创作方面成果卓著。著有《新订急就章及考证》、《〈刘梦得集〉校录》、《刘宾客辨易九流疏记》、《高二适书法集》等。

宗白华（18971986）江苏常熟虞山镇人，哲学家、美学家、诗人。五四时期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19年8月受聘上海《时事新报》，任副刊《学灯》编辑、主编，将哲学、美学和新文艺的新鲜血液注入《学灯》，使之成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1920年赴德留学，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大学任教。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著有《宗白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

商承祚（19021991）字锡永，号契斋，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文物收藏家。幼从师于著名古文字学家罗振玉，21岁出版我国最早的甲骨文工具书《殷墟文字类编》，受到王国维先生的盛赞。为我国古文字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尤以甲骨文与战国文字考释见长。曾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

另外还有报人、政治家、律师、思想家章士钊；书画皆工，亦能刻印，尤以微雕见长的于硕；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文物鉴定家徐森玉；著名学者，工书法、精鉴赏考古的史树青；长于诗词的书法家、文物鉴定家启功；文物鉴定家、考古学家罗长铭等。

可以看出，参加此次论辩者

大多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些显要人物，许多为科学院、博物院、研究所的专家或大学教授。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平时不搞书法或鲜有书法实践，但却对《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不同的视点来思索、观照“兰亭”实质。也正因为如此，这场本来仅探讨“兰亭”真伪问题的论辩在不同思想、不同学识的碰撞中擦出耀眼的火花，成为近现代书法理论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

不同领域涉足，多学科渗透，将书法置于大文化社会背景中当然是对书法理论的一次升华。因此“兰亭论辩”带给我们另一个有益的启示是：对于书法专业学科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法本身的时代坐标做平面化的研究与思考，而应当视野更加开阔，可以从社会学、经济学、文学、考古学、文字学、美学等不同界面找寻信息，从而使书法研究建立一种开放式、立体化的空间思维形式。

三、论辩的学术突破

古代的书法理论，大多为随感式、比喻式、评点式。叙书法源流、评历代书家、论书法之道几乎成了古代书论的统一模式。毋庸置疑，现在我们再以当代学术的眼光审视古人这种论书方式的话，其局限与狭隘是显而易见的。

而这次“兰亭论辩”在学术视野上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感受。

在学术视野上，有从《兰亭序》与《临河序》的文学关联上细加推敲，“以文证书”的；有从《兰亭序》行文语调的始兴终悲与王羲之本人性格特征再至东晋时期的思想体系上分析差异，是否“文与人符”的；有从文字的发展源流、出土碑刻探讨兰亭的笔法细节、章法特点，找寻书法本体的蛛丝马迹的；有从纸帛材料的变迁商榷《兰亭》存身的可能的；还有从石刻与墨迹、南帖与北碑、大师与书匠、隶书笔意等方面详加考证的……总之，由这场论辩而生发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兰亭序》本身的涵盖面，而牵及社会、历史、宗教、文化、思想等宏阔的背景。

四、理论与创作

前面我们充分肯定了多学科渗透对书法研究的积极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场持续近一年的大论辩中，真正书法界人士参与并不踊跃，仅启功、高二适而已，而作为当时学王书法成就和影响最大的海上沈尹默并没有在这场“世纪论辩”中发表只字片言。这不能不说是这场学术论辩的一大缺憾。

就论辩双方的论文水平而言，倡辩方郭沫若以自己的学养与洞见信手拈来，洋洋洒洒，气势逼人；而反方领军人物高二适的论文，陈振濂评之：“高二适在创作上有开宗立派之势，但写起文章来却辞不达意。”

无疑，“兰亭论辩”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书法家加强理论修养的重要与必要。虽然有人说“理论与创作是两条线”，但这两条线绝非处于平行状，而是相互交融的。

如果说创作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探索性的话，那么理论则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导向性。在当代书坛，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书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努力临帖，而真正不断进步，渐臻化境的却并不多，何故？其中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习书过程中由于理论修养的稀薄而迷茫地写、苦恼地写。我们常说“当代是缺少大师的时代”，其实我们往深层次分析，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代书法创作者“书外功”的缺失。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书坛已意识到这一点，正在倡导和呼唤理论研究的回归；并且可以看到，历经二十余年的书法热，已有一批有学养的书家涌现出来，为当代书法的创作与理论提升带来一丝新的气息。

老子曰：“技进乎道。”下死工夫所能解决的最多只是“技”的问题，但如何“进乎道”？这便需要我们对“技”生发更多层面的思考与研究而这正是理论的涵盖面！比如学习王羲之，如果仅仅由他的碑帖入手而不及其人（性格、趣好、家庭、成长）、其时代（当时的文房四宝、书体发展、社会风尚、历史变迁等），那么对他的学习与把握只能流于浅层次、平面化，绝难真正得“书圣”神髓。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哲学上早就总结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对于书法来说，实践指的当然是临帖和创作；认识的内涵可能更为宽泛一些，它不仅指在实践中不断体悟，而且更要求从理论的高度来总结和指导实践。如何能再认识？一是赖于再实践，而更多的应从前人“认识理论”中汲取营养。

因此一位真正的书法家，创作与理论应当是齐头并进的，不可偏废。

五、结语

“兰亭论辩”的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为书法寻绎到了存身的时代坐标。我们不能再孤立书法，而应将其放入大文化的社会背景中，从不同侧面思考它的意义。客观地分析，当代社会庞大的资料网络、畅达的传媒工具、逼真的印刷、丰富的考古发现、日趋专业科学的研究体系等都为传统书法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契机。我们需要的无非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宁静、忘我与孜孜以求。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社会既是一个生产浮躁与功利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产生大师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