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斯洛维克与中国访问学者的对话

一

斯洛维克：欢迎来到爱达荷州的莫斯科小镇！一直期待你们的到来。我在过去多次访问中国期间已经与在座的三位相识。各位都还记得我们相识的历程吧？

刘蓓：记忆犹新啊。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06年的7月，南京的夏天，那几天特别闷热。南京师大的韦清琦老师邀请您来讲学，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讨论会。我和北京的宋丽丽老师、湖南的刘文良老师等正在做生态批评专题研究的几个人，慕您的大名，专程从各自的城市前往参加讨论。记得当时我们几个人一起登上紫金山，边走边讨论如何把美国生态批评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来。就在距中山陵的门外不远处，我提出，中国还没有一部美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著作被翻译过来，期待您推荐几部代表性的著作，争取做成译丛。您当时十分赞成，马上就提出了几项具体实施的建议。您选定的一些著作，我们在此后投入翻译，经北京大学出版社联系版权，在2010年出版了第一批，包括《环境批评的未来》《走出去思考》《实用生态批评》《花园中的机器》等。

斯洛维克：你们的翻译工作很有意义。我还记得2000年夏天我在山东大学讲学，正好是你刚拿到出版社样书的时候，我还把有您签名的两本《环境批评的未来》带回了美国，还有韦清琦翻译的我的《走出去思考》……后来几年遇到中国台湾的学者时，我也提到过读到了您这本译著。我期待你们的翻译工作今后有新的成果，也希望北京大学出版社继续推出美国生态批评著作。

朱利华：我们相识于2009年8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生态文学与环境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亚洲跨文化论坛”，会上您宣读了题目为《环境怀旧的类型》（“Varieties of Environmental Nostalgia”）的论文，从那以后，我就对生态文学中的叙事策略产生了兴趣。我们在随后的几年在不同的场合见过几次面，如2010年6月的北京大学，2010年9月的山东大学，2014年6月的北京。我在北京大学作博士论文期间，经常通过邮件等形式请教您一些学术问题，您给我提供生态批评领域最新的学术动向和相关文献。请让我借此机会对您表示感谢！

斯洛维克：是啊。这都是一些存于我们心里很愉悦的记忆。

黎会华：我们“相识”于2010年，确切地说，我听了同学转给我您的讲课录音及生态批评方面的材料，第一次接触生态批评。后来，又在网易公开课中看了老师讲学的视频。再后来，我们通过多次邮件谈论我的研究项目，您发给我邀请函来爱达荷大学访学。我们真正见面是在2014年5月，您在浙江工业大学讲学。仿佛我们的相识是在虚拟空间，是这个虚拟空间促成了我的爱达荷访学之旅。

斯洛维克：虚拟空间的影响是现代社会的特色，我们也不能忽略。尤其是可以减少实地旅行带来的碳足迹。各位对爱达荷大学和这里的英语系以及这个小镇都有些什么印象和感受呢？

刘蓓：一个典型的、传统的美国西部小镇！我为了了解原汁原味的生态批评，特意选择了到美国西部访学。经过这几个月的体验，深感自己选择的正确，不虚此行。除了进行学术研究、了解当地人文，我也很喜欢多体验这里的自然环境。这里的空气极其清新，天空蓝得透明，我经常观察天上云彩的不同形状和颜色，还为此写过诗;这里的松鼠、鸟、鹿等动物可以和人近零距离接触……种种所见，都让我对人和环境的关系有了新的思索。另外，关于这个小镇命名的历史也让我很有感触。不来爱达荷大学，不知道美国也有莫斯科。而来了之后才知道，美国叫莫斯科的地方竟然有27个之多。甚至，自1800年以来，全美以“Moscow”命名的人群聚居地数量是49个！就此，我写的访学札记第一篇《来到莫斯科》就表述了我相关的思考。根据我查到的资料，爱达荷的莫斯科并非和俄罗斯的都城直接相关。那个叫萨米尔的命名者出生在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后来，他带着家人一路西行，先是落户在爱荷华（Iowa）的莫斯科，再后才来到了爱达荷俗称“天堂河谷”的地方，为它正式取名，还是叫莫斯科。

莫斯科的命名让我对“地方”和“地方意识”有了新的思考。当年的萨米尔来到这里，决定定居下来，还以命名的方式纪念自己前一个居住地，是不是因为发现这里的风土酷似他的故乡（无论是不是俄罗斯）？或者，“相似”不是事实，只是一个思乡而不能回乡者的自我暗示。那么，为当下的居住地赋予一个故乡的标志性地名，也是对不能还乡之遗憾的补偿？一个生存艰难、跋涉四方的人，离开一个“莫斯科”，去到第二个“莫斯科”，长眠在第三个“莫斯科”，这中间该有多少故事――关于思乡，关于地方……

斯洛维克：你研究得很细致啊！“莫斯科”也许真的表达了命名者的一种地方情结吧。有趣的是，这个名字也常会带来一些误解，有的也算是趣事。比如，我一个朋友给我邮寄的信件，就先被寄到了俄罗斯的莫斯科，几经辗转才寄到真正的目的地。因为他只写了莫斯科而没有注明国家！还有人听说我在莫斯科，说：“啊，我真想去你们那里看芭蕾！”所以，提到本地时，除非是对附近的居民，一般最好说明是“爱达荷的莫斯科”。另外，你们知道吗？称呼爱达荷的莫斯科和俄罗斯的莫斯科时，本地人在发Moscow第二个音节的元音时还是有意区别开来的。

黎会华：让我印象很深的是莫斯科是个有文化的小镇。无论是在UI的图书馆，还是主街的Book People书店，时常有作者新书;各种音乐节、戏剧节不断上演，仿佛文化、艺术是莫斯科的生命。我能感受到莫斯科是个生机勃发的小镇。

斯洛维克：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城市。整个莫斯科几乎是个大学城，年轻人占了近三分之一。所以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多么充满活力的小镇。

朱利华：莫斯科的确是一个闲适而充满文化和艺术气息的小镇。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爱达荷大学英语系的课程设置。我听说外语系开设有“创作课程”，这在中国的英文系不多见。这似乎和中国生态批评界甚至整个文艺批评将艺术文本本身边缘化有一定的关系。还请您具体介绍一下这个课程的内容和规模;而且，我听说不同的老师开设的课程都叫做“创作课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另外，生态批评学术背景是否影响到您作为系主任的管理理念？

斯洛维克：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爱达荷大学英语系一直以文学创作和美国文学研究为强项，近年来，英语系也逐渐成为生态批评的一个新中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人罗伯特・里格利（Robert Wrigley），传记作家、小说家玛丽・C.布鲁（Mary Clearman Blew），金姆・巴恩斯（Kim Barnes），以及其他一些优秀作家都曾在此任教，这吸引了很多有创作天分的学生来到这所大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生态电影和动物的学者安娜・班克斯（Anna Banks）也在爱达荷任教。大约5年前，生态批评家简・拉迪诺（Jenn Ladino）也加入到爱达荷大学英语系，她从事美国文学、电影研究、情感理论的研究。2012年，我离开里诺市的内华达大学来到爱达荷大学英语系，过去和我同在内华达大学工作的年轻同事艾琳・詹姆斯（Erin James）也来到爱达荷英语系，她从事后殖民生态批评和生态叙事学研究。英语系现在聚集了相当数量的杰出的环境文学作家和4位全职的生态批评家。我们还有许多其他同事在以下领域有浓厚的兴趣：从事印第安人研究和环境正义研究的简・约翰逊（Jan Johnson），从事环境修辞学研究的乔蒂・尼科特拉（Jodie Nicotra），从事亨利・D. 梭罗研究的瓦尔特・赫斯福特（Walter Hesford），从事创伤理论研究的斯蒂芬・弗洛里斯（Stephan Flores）以及从事文学和身体研究的塔拉・麦克唐纳（Tara MacDonald）。他们的研究与生态研究领域多有交叉。

因此，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英语系有大约12位从事与生态和环境人文研究有关的教职员工。就整个爱达荷大学而言，它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开展了一个大项目，也有其他教师从事环境哲学和环境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在我看来，这所大学最激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它有一个叫做“野外学期”的新项目（Semester in the Wild www.uidaho.edu/cnr/wild），该项目每个秋季学期都会将大约10―15个本科生送到一个位于爱达荷中部的山脉地区的大学研究基地，在那里，学生们将进行为时两个半月的研习河流生态、荒野区域管理、环境历史、 户外领导能力和环境文学的活动。学生们生活在美丽的小木屋，直接从山涧小溪获取饮用水，每周与驾驶着小型飞机而来的老师们深入探讨，并向大自然学习各种知识和智慧。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学生们远离手机、电视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科技产品，这是一个很美妙奇特的体验。到现在为止，我们有爱达荷大学及其他大学的美国学生参与这个项目，我们很愿意邀请国际学生，包括中国学生加入到这个特别项目中来。参加这个体验可以获得学分。我们发现参加这个为期一个学期项目的研究生通过继续深造，成为了相关学术和专业领域的带头人。感兴趣的学生可以访问该项目网址以获取更多信息。

二

刘蓓：据我了解，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为生态批评定名的学术活动主要发生于美国西部地区，我看到的有关资料中提到过，对当代生态批评诞生起到重要作用的几次会议中，有的就离莫斯科不远。您能否更具体地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包括生态批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的学术基础？

斯洛维克：好的。事实上，生态批评这个领域的起源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当学者们开始对文学及其他艺术形式进行评论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注意到艺术品中的自然主题，并指出该主题的意义。我认为这正是所谓“生态批评”的起源，它大大早于生态领域中现代作品的诞生。我推测生态早在几百年前就开始了。在我家的图书馆里确有一些早期的生态批评著作，比如一位叫做L. 奥斯卡・库恩斯（L. Oscar Kuhns）的人写的《但丁〈神曲〉中对自然的处理》（The Treatment of Nature in Dante’s “Divina Commedia”，1897），马克斯・巴特（Max Batt）写的《德国文学中从君特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之自然处理》（The Treatment of Nature in German Literature from Günther to the Appearance of Goethe’s Werther，1902）。 对于以上提到的这些学者，我除了知道他们在一个世纪前发表了这些著作，研究欧洲作家作品中的环境主题外，其他情况一无所知。2001年，当代生态批评家戴维・麦泽尔（David Mazel）在英国和美国发表了一部关于“生态批评原型”的题为《早期生态批评一百年》的选集，收入了28位学者的短篇作品，最后以利奥・马克斯（Leo Marx）1964年出版的《花园里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为结束，《花园里的机器》是现代西方生态批评著作中奠基性的作品之一。麦泽尔的选集收集了从1864年到1964年100年之间的早期生态批评著作。

大家也许都知道，1978年，来自纽约州的文学批评家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和哈罗德・费罗姆（Harold Fromm）发现了这篇文章，并在他们1996年出版的著作《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1996）标题中重新使用了这个术语。

当代从事与环境有关的文学、电影、视觉艺术和其他文化表达形式研究的学者都称他们的研究为“生态批评”，尽管一些人仍愿意采用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2005年出版的著作《环境批评的未来》（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提到的“环境批评”这一术语。布伊尔提出，“环境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比“生态批评”的说法要恰当，因为“生态批评”一词隐含着对生态科学更多的关注，而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然而，布伊尔本人就在《环境批评的未来》这本书中频频使用“生态批评”这个术语。全世界大多数学者都接受了“生态批评”这个术语。在生态批评研究和其他相关领域，也有学者用一个含义更宽泛的术语――“环境人文学科”（environmental humanities），来描述我们所从事的跨学科研究。这个研究超越了具体的学科界限，不再局限于其中某一个学科，如文学研究、历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相关学科。

关于你刚才说到的为生态批评定名的几次会议，当然，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多年来就有许多以自然与文学关系为主题的会议。我所参加的生态批评领域最初的会议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中之一是在犹他州奥格登市召开的“北美跨学科荒野会议”（North American Interdisciplinary Wilderness Conference）。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开始参加各城市的西部文学会 （the Wester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Conferences），正是在这个机构1992年10月主办的会议中，我与我的几位同行开始组建“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也称“ASLE”（读作“az-lee”）]。在1992年会议中，54位同行参加了在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举办的ASLE筹备会。仅仅几个月中，我们就在美国发展了大约500名会员――现在美国远远超过了1000位会员，我们也在世界其他地区有ASLE的分支，比如英国和爱尔兰分会，还有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加拿大、印度、喀麦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分会等，我们正致力于在马来西亚、南非和伊朗创建分会。也有人提到，希望在中国大陆创建一个生态批评或者环境人文学科研究机构。

美国ASLE每隔两年在不同城市召开一次大型的学术会议，其他时间则召开称之为专题会（“symposia”）的、规模稍小的会议。今年6月在爱达荷州莫斯科市召开的大型ASLE会议，有来自全世界近900名的学者与会。在这次学术盛宴中，我们相互了解不同地区学者在这个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这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

刘蓓：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双年会是全球生态批评学者最集中的大会，我们慕名已久。2012年夏天，我和另外两名中国学者曾经专门到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大学参加过那届双年会，当时参会者是700多人，比前一届多了一两百人，看来每届会议的规模都在扩大，这也反映了生态批评研究的影响在不断加强。

斯洛维克：是的。6月的ASLE会议有大批来自不同领域的参会代表，他们来自大概2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大会主题发言人包括著名学者，如后人文主义者唐娜・ 哈拉韦（Donna Haraway），也包括美国土著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琳达・ 霍根 （Linda Hogan）等等。我特别高兴的是，“帕卢斯地区（Palouse）作家集会”将成为大会的一部分，这些作家有来自爱达荷大学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基姆 ・巴恩斯（Kim Barnes）、玛丽・克莱尔曼・布鲁（Mary Clearman Blew）、皮特・奇尔森（Peter Chilson）和罗伯特・里格利（Robert Wrigley）。这次会议将不仅包括为期5天、大约20个小组同时进行的正式会议，而且将有一个下午的田野旅行，我们会给与会者提供多种选择：去远足，参观爱达荷大学的两个植物园，观看环境影片，参观内兹珀斯印第安人保留地，或者去登山。这将会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教育活动，一种为其知识电池充电的方式，回家后会更有激情投入工作。

你们在此访学期间能赶上这次会议，是个好机会。另外，我们办会议正好缺人手，欢迎你们做会议的志愿者。

刘蓓：我们很愿意为会议尽微薄之力。另外，我也正在准备会议的发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来自地下的信息――环境艺术、环境文化与环境正义的深度”（Notes from Underground：The Depths of Environmental Arts，Culture and Justice），我提交的论文内容是和我家乡济南的泉水资源直接相关的，结合城市美学、地方理论和环境史理论等研究作为济南泉水的环境文化符号意义。

斯洛维克：这是个很不错的选题。我对济南的泉水资源印象也很深。你的研究也具有跨学科的特点。

三

刘蓓：请您对我们几个访问学者的研究计划进行一些方向性指导吧。您不仅是20世纪90年代初北美生态批评的发起人之一，而且是生态批评的旗舰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的主编，从创刊大约一年之后就任此工作至今，已有二十来年了，您是最了解北美生态批评的学者之一了。我来爱达荷这一年，希望对北美尤其是美国的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有更具体深入的认识。

我从事这一研究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生态批评在世界各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日益增强，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从20世纪末至今也迅速发展。富有北美特色的跨学科文学与环境研究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研究新范式，发展中国文艺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国内已有的生态批评研究大多重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理论层面，或以某一种西方生态理论为工具解读文学，而以批评方法为着眼点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北美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有别于传统自然文学批评之处，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我希望能够在把握北美文学与环境研究中常用的跨学科理论的基础上，提取常见的一些文学与文化文本分析模式。例如，北美学者如何解读以“自然环境”为“显在主题”的文本;如何运用地理学、气象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多学科知识，解读人与不同地貌、季节、气候、物种的互动;如何分析作家的自然体验及其表现方式;如何运用多学科理论分析生态文学作家的创作心理，等等。通过这些批评模式和方法的分析，我希望进而探讨绿色文化改革的宗旨，评价分析西方生态批评对传统自然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意义，也指出这些研究中的局限和不足，分析西方方法对中国文本的适用性，还计划运用相关方法对中国诗歌、小说和散文等文本进行个案研究。

斯洛维克：根据我对您多年生态批评研究的了解，您一直关注北美和英国生态批评的特色，尤其是生态批评的方法，并将其运用于中国文本。这种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在爱达荷大学这一年的研究中，您会更深地体会到，北美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方法”，不是一个单数词。这些研究是多样性的，而非只有一个批评方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样的研究有问题。但在我看来，这恰恰证明了生态批评这一领域的丰富性。而这种多样性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们常常进行跨学科的研究，涵盖了众多其他领域――从生物学到心理学再到其他人文领域（音乐、电影、视觉艺术等）。

我个人认为，能够被界定为生态批评的，是一种共同的研究视角――认为我们对人类文化表达（一切表达或者传播的形式）的研究不仅是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行为，而且是一种探索方式：探索我们与一个更大的地球、与一个超越个体人类经验和人类文化的世界的关系。我们确实与这个世界相关联;我们需要这个世界;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一种影响;我们可以把一种叫作生态批评的研究作为一种方式，借此方式来更深入地认识：我们与超越自身物种的这个世界在多大程度上相关、又是如何相关的。

我同意您在研究计划中表达的观点：北美的生态批评一直深受环境运动的影响。布伊尔曾经指出，很多学者是在以一种“环境实践的精神”（原话大致如此吧）进行生态批评的。我认为他特指的是：很多北美学者是在一种政治动机的驱使下进行这项工作的。我自己曾将此阐释为力求“介入”（engagement）以及“生态批评的责任感”的一个方面。作为教师、学者和作家的我们，在努力以一种能够帮助社会并能展示我们对地球健康的真挚关注的方式进行这项工作。

另一方面，正如我过去在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在生态批评研究以及大量环境文学艺术中，都存在着一种渴望――渴望体验和颂扬地球之美与人类存在之喜悦。借用本地一位生态诗人琳达・拉索（Linda Russo）的一句话――她最近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作品阅读会上曾说：行走得太快是一种浪费。她的意思是，我们应当尽量放慢脚步，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去体验生活。当下世界有很多的文化运动在强调“慢餐”“慢交通”等。虽然我不大像一个工作节奏缓慢的学者（我总是同时进行很多不同的工作），但我非常赞成这种理念――集中关注此地此时、注意生活的时时刻刻、品味我们的物质经验与精神经验。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生活，也是我们拥有的唯一地球。我们有生态批评来帮助自己享受这生活。

刘蓓：真巧，我刚写的访学札记中也有关于此地慢生活的内容，也就“行走太快是一种浪费”这句话，写下了自己的感悟。我参加拉索的读书会时，对她用“浪费”这个词来表达，印象很深。

斯洛维克：您在爱达荷的莫斯科的一年访学生活中，也会有很多行走的体验。

刘蓓：是的。这种亲身体验也将有助于我认识态生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学术内涵。我知道关于生态批评方法这样的研究难度很大，但我仍然感到在这个方向上进行梳理和挖掘是很有意义的事。这个领域研究方式之丰富，我在过去几个月的阅读过程中已经深有感触。

朱利华：我也谈谈自己的研究计划吧。因为我的教育背景和美学与文学相关，我选择了美国自然文学作为我的教学和科研领域。我所在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语系首次正式开设了“美国自然文学”研究生课程，由我主讲。该课程无论在配套的科学研究、教材开发、团队组建等方面在国内属开创性课程，是门全新的课，无从参考，有一定的难度和深度。在教材和教法方面，我作了一些探索和尝试。鉴于自然文学的体验性，我借鉴了美国学者玛丽莲・多尔（Marilyn Doerr）在讲授生态文学中运用的“存在体验式”（Currere）教学模式，将自然笔记写作引入课堂，加深学生对自然的体验和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在正通过阅读文献，整理出自然文学中近十种修辞策略和若干主题，以此指导学生的自然笔记写作和加深其对自然文学本体特征的理解。

我目前正在整理即将出版的基于博士论文的书稿《生与爱》，即关于爱的艺术和人性自我实现之间关系的一本书。爱可以给我们注入生命力。我相信梭罗所说的，做好人（being good）比做善事（doing good）要更重要。林白夫人曾在《大海的礼物》中提到，我们不必要在公共问题上野心勃勃。她暗示解决这类公共问题最有意义的途径是回归自我，她说：“现在正是人们重新将眼睛从未来拉回到此时此地、从整体拉回到个体的时候了。”她认为，我们的个性是形成一整条溪流的水滴，是生命的精髓。我们可以忽略它们，但是却不能没有它们。我们重新着眼于这些被忽略的本质，这么做并不是逃避责任，而是了解及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她说：“当我们回到生命的中心之后，才能真正找到向外扩展的基础，也才能在‘此刻’找到快乐、在‘此地’找到平静，并且在自身与他人身上找到爱，在人间建造天堂。” 只有具有专注精神的人才更容易自我实现，而专注精神就是爱的素养，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自我实现程度高的人，往往生活更简单、更生态。反之亦然。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处理一些棘手的二元对立项：物质性/超越性、人类中心/生物中心、田园/科技、个人主义/个性表现、拯救/品味、全球/地方、敏锐性/钝感力、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这些对立项是否可以合一以及如何合一。我一直认为，生态批评作为学术命题具有一定的内在理想主义悲剧――这是人文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根本性对立而产生的，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基本上无望。所以我们不必纠结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也无需为人文主义立场感到自责和羞耻。

斯洛维克：你的研究计划很丰富，具有现象学和心理学的色彩。这和我的一些书比如《寻找美国自然文学的意识》及《走出去思考》都有着许多共同的旨趣。许多其他生态批评家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尤其是思考人类自身与各种形式的“他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其他的人类，以及一些更为极端的他者，如非人类。 有些生态哲学传统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深层生态学和现代版本的深层生态学（蒂莫西・莫顿和他的同事们称之为“OOO”，即以对象为中心的本体论），后者似乎倾向于消除所有差异，将所有事物收纳到某种“网络”之中。我认为差异事实上是有必要的，因为它，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深刻的张力――一种来自于关系的张力。“意义”来自于持续的异同之间、远近之间的波动，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说的“身份”或者“自我实现”。这也和我提到的我自己的两本书所探究的问题有关，也与我在一篇近期题为《关系的持久感觉》（“An Abiding Sense of Relationship”）的文章有关。我非常认同你在“生与爱”框架之中对该问题的探索。

当然，“爱”的含义我还是不太明确。在这里是指情感上的依恋？现实生活中的浪漫关系或者吸引？在环境文学中这两者我们都能找到例子。如特丽・T. 威廉斯的沙漠就展现出一种人与大地之间感官的、肉体的联系，还有一个加拿大的作家马里安・恩格尔（Marian Engel）在其趣味性很强的短片小说《熊》中讲述一个女人与一只熊之间的浪漫故事。但是，也有许多其他文学文本只是简单强调人类作家或者人物和非人类世界之间更为抽象的情感联系。在西方文学和学术世界中，有太多关注这些现象学和心理学的主题。我非常想知道是否有一些中国独有的概念或者文本能给这个话题带来新的启发。我期待着您的研究给我们带来的新发现。

黎会华：您知道我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文学的。我目前正在研究美国印第安作家路易丝・厄德里克的小说。我的研究把厄德里克小说置于美国印第安文学的大背景之下，按主题进行综合研究，挖掘其小说的主题思想，揭示其小说所蕴含的复杂内涵和艺术魅力。研究既凸显其小说的族裔性，也关注其作品的文学性，因为这是厄德里克从边缘发出声音，并使其作品进入美国文学正典的重要因素。研究还在进行中。

斯洛维克：把厄德里克作品几个不同主题进行综合研究确实很有意义。我很钦佩您对厄德里克作品那么了解，而且把她的作品置于美国土著文学的广阔背景中研究，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内华达大学教授美国土著文学好多年，我经常给学生综合介绍她的作品。但是，我承认，我不是厄德里克专家，对于她我没有作过仔细研究， 因为我偏重斯科特・莫马迪 （我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的教授）、莱斯利・马蒙・希尔克、谢尔曼・阿莱克西、西蒙・欧提斯、乔伊・哈尔乔（Joy Harjo）、刘易斯・欧文斯（Louis Owens）、琳达・霍根等这些作家。在我讲授的美国土著文学和文化课上，我们讨论的焦点多在“地方感”和“真实性”问题上（混血、非土著作家表征的美国印第安人、文化变迁等），这与你的研究的重点似乎有所不同。

我知道，这个学期你上了“创伤理论”课。你在课堂里学的东西能否应用到厄德里克作品的解读上。米歇尔・ 巴拉维（Michelle Balaev），我的一个研究生，几年前出版了一本书《美国小说中创伤的本质》（The Nature of Trauma in American Novels）。在这本书里，她的研究包括了拉古纳普韦布洛族的莱斯利・马蒙・希尔克。我在想，创伤理论是否也可以用于解读厄德里克，你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黎会华：这个问题我确实想过，因为厄德里克有好多作品都涉及创伤。巴拉维的书我读过。我今年就指导一篇用创伤理论解读厄德里克小说的硕士论文。而且，因为我是综合解读厄德里克的小说，不限定方法，有些作品的解读或许会应用创伤理论的。

斯洛维克：另外，我想，你或许也可以将厄德里克作品放在生态批评的语境中解读。有很多关于美国土著和生态批评的文章、书籍，如琼妮・亚当森（Joni Adamson）、李・施温格（Lee Schweninger），还有约翰・甘伯（John Gamber）都有这方面的著作。ISLE杂志刊发有关厄德里克的文章不多，但是2012年，我们发表了克里斯汀・克勒（Christian Knoeller）的文章《厄德里克〈奥吉布瓦国岛与书〉中的地域景观和语言》。这篇文章就是从生态视角解读的，说明厄德里克与奥吉布瓦本土的深层联系。

黎会华：谢谢您的建议。中国研究厄德里克的人越来越多，她成了硕博论文研究的焦点。目前，国内已有多篇用生态批评视角解读厄德里克作品的硕博论文。我想，在我的大课题中，或者在单独文章中，我会考虑生态批评的视角。

四

黎会华：前面您梳理了生态批评的发展过程，我们还想听您谈谈美国西部地区的自然文学和阅读情况，好吗？

斯洛维克：好的。首先，我想，世界各地都有很好的环境文学和艺术的例子。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到过22个国家讲学或者做讲座。我所到过的地方还没有发现哪里没有关注环境的写作。但是，我想说的是，由于某种原因，北美有一些特别关注环境的写作。美国西部地区一些作家对地方、动物、气候、农耕、食品/粮食、探险以及环境危机特别喜爱。尽管我在美国太平洋西北部地区俄勒冈州尤金市长大，这些年来，我的大部分工作聚焦于美国西南部沙漠，研究包括如爱德华・阿比（Edward Abbey）和特里・坦皮斯特・威廉姆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这些作家。

但是，2012年到爱达荷大学任教，我的工作又回到西北部。实际上，去年我第一次教授了西北部文学。我们在课堂上阅读了很多我喜欢的西北作家，总计16本书，囊括了肯・凯西（Ken Kesey）1964年的经典小说 《有时冒出了一个伟大的念头》（Sometimes a Great Notion，或译作《永不让步》）和金姆・斯塔福德（Kim Stafford）的《清晨：纪念我的父亲威廉・斯塔福德》（Early Morning：Remembering My Father，William Stafford，2002）。《有时冒出了一个伟大的念头》讲述住在我家乡俄勒冈州海岸山脉的伐木工家庭故事，而斯塔福德写的是其父亲，一个著名诗人，传记写得很美。

黎会华：这么多作家，您在课上是怎么处理的呢？

斯洛维克：我们课上重点讲三位西北作家：威廉・基特里奇（William Kittredge）、巴里・洛佩兹（Barry Lopez）和里克・巴斯（Rick Bass）。这些年来，这几位作家对我来说一直非常重要。我们课上读了基特里奇的散文集《拥有这一切》（Owning It All，1987）以及他的短篇小说集《我们没有在一起》（We Are Not in this Together，1984），着重强调他在《拥有这一切》提出的观点――故事不仅仅是娱乐――故事创造神话，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基特里奇认为，我们需要新故事来“栖居”，故事教我们在与他人和星球的关系中，如何更加温雅而智慧地生活。

我们读了巴里・洛佩兹的散文集《关于此生活：记忆开始旅行》（About This Life：Journeys on the Threshold of Memory，1999），还有他的故事集《加勒比海光作用》（Light Action in the Caribbean，2000）。他的散文《自辩书》（Apologia）我特别喜欢，洛佩兹讲述他开车穿过美国公路（small highways），停车捡起那些被前面的汽车撞死的动物，恭敬地把它们放在路边，想象这些动物是“来自类似/相同文化的先知”派来的使者，以此帮助我们理解并纠正我们匆忙而野蛮生活和机器的残忍。

最后，我要着重说一下当代蒙大拿作家里克・巴斯。我们读了他1994年的中篇小说集《普拉特河》（Platte River）和他的新书《我的家园：那里没有悲伤》（In My Home There Is No More Sorrow，2012）。这本书是有关巴斯在非洲卢旺达旅行的故事，包括他在卢旺达国立大学教授写作，以及参观那里1994年大屠杀纪念碑和濒临灭绝的高山猩猩。

黎会华：这本书中的哪个部分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斯洛维克：我想，也许猩猩迁移穿过山地的场景是卢旺达书最令人难忘的，巴斯的文笔美得惊人。生物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归属地，这种状况人类自己很难真正达到，我想这是一个完美的范例，因为我们很多人生活在美国西部，更主要的是在西方文化中。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我们家庭起源的地方，我们倾向深层的归属感。巴斯对卢旺达山地猩猩的描写，对我而言唤起了正义感、对地方的必然联系。当我重读关于猩猩的片段，这种乡愁强烈地刺痛我，我知道这种乡愁是某个地方的经历，却很少有人能够回去。

五

朱利华：您做过很多年《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刊物的主编，除了教学科研和作为系主任的日常工作，编辑工作也花费了您不少精力，是吗？

斯洛维克：我对编辑这项工作开始有所了解是在12―13岁的时候。我父亲是一位心理学教授，他当时给我一些他的手稿让我阅读并写评论。这些年来，我已经做过很多刊物和著作的编辑工作。我编辑了许多不同的通讯、文学杂志和期刊，其中包括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术期刊的14个专题。不过，在过去的20年里，作为编辑，我的大部分工作在《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这本杂志每年出4期，每期包括大约10篇学术文章，也包括原创的环境散文和诗歌，有时会有对作家或者学者的访谈，也有对8本或10本书所作的书评。大多数人把ISLE看作生态批评界的主要学术期刊。

刘蓓：这个刊物已经是生态批评界的旗舰刊物了。我在研究中经常参考历年刊物的文章。从这个刊物中可以了解国际生态批评的最新成果。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ISLE的文章反映着生态批评的发展趋向，这与您作为主编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您作为主编如何把握选用文章的标准呢？

斯洛维克：我们杂志收到的每篇稿子都要送外匿名评审，由评审者给出评价和建议。通常，我们收到的投稿只有15%最终能够发表。作为编辑，我制定了一些指导原则，包括如下：（1）即使我们的杂志不刊发，评审要成为能够帮助作者提高他们论文质量的一个途径，所以，评审者的语言应该是建设性的、鼓励的，而不是过于严苛的。（2）研究生态批评的途径最好宽泛，而不仅仅拘泥于个人认同的、已出版的作品，或者只表现个人研究的学术类型。（3）鼓励学者避免过度使用术语，写作要清晰、生动、易理解。（4）偶尔一期会发表相同论题的文章，因此，读者可以翻到某一期杂志，就可以找到该领域的重要观点，如“物质生态批评”“生态恐惧”“生态批评与环境史”等。（5）除学术文章外，杂志还刊发新的创作作品，它象征作家和学者是同一思想者社区的一部分。尤其重要的是，我把编辑工作当成一个社区建设，把艺术家和学者、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教授和学生、作家和读者都联系到这个社区里。

六

黎会华：您还有一个访问学者的国际社区呢。您迄今带过的访问学者，大概数量有多少？

斯洛维克：哦，我2012年从内华达大学来到爱达荷大学，我记不清有多少访问学者到这里与我一起工作过了。大致估计，迄今为止访问学者的人数应该超过75人了。大约从1996年开始，我差不多每年招收8―10个访问学者。我带的第一个访问学者来自日本，1996年，她以富布莱特奖学金来到内华达大学里诺校区开始她的博士课程学习，现在她已经是日本金泽大学的一名教授，也是日本著名的生态批评家。这些访问学者中，大多像你们一样，是来自世界各地大学的教授。另外，大概10名是富布莱特项目资助的，分别来自日本、中国、印度和土耳其等国。此外，还有大约20名是研究生。

朱利华：前面这些访问学者一般如何工作呢？

斯洛维克：通常，除非访问学者进入大学的学术课程/体系，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图书馆或者所在系独立研究，任何时候他们想和我谈他们的课题，就可以见我。有些人喜欢定期见我，有些则几乎完全自己工作。我上课时，总是欢迎访问学者来上课。目前，作为爱达荷大学英语系主任，由于我要做许多管理工作，不教课，但是，我会在秋季教授研究生生态批评课程，我想，到时许多访问学者会参加，班级内大约有16名爱达荷大学文学硕士和艺术硕士。

刘蓓、黎会华、朱利华：请您谈谈对我们访问学者的希望吧。

斯洛维克：我认为，有机会去另一个国家做访问学者是个非同寻常的机会。对有些人来说，免于教学和管理的压力，真正投入研究，简单地享受生活的愉悦，这是极为少有的机会。我希望我的访问学者有机会感受美国生活美好的一面：人们的友善、幽默感、蔚蓝的天空，还有爱达荷莫斯科小镇车流稀少的街道。

我接受的许多访问学者是我自己去过的世界不同地区的旧友，也有很多新朋友。我最重要的友谊很多都来自我与访问学者的合作，以及我访问过的他们的大学。在过去的10年里，我特别高兴接待许多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目前，你们3人来自济南、金华和北京，另外至少有4名中国访问学者今年晚些时候也会到来。我希望你们在这里生活快乐并有所收获。（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委2014年度海外访问学者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1960― ），男，美国爱达荷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英语系文学与环境教授，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会（ASLE）创始人之一，《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ISLE）杂志主编，主要从事环境文学与生态批评教学和研究;刘蓓（1968― ），女，重庆人，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专业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批评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山东济南 250014）;朱利华（1973― ），女，湖北人，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自然文学研究（北京 100070）;黎会华（1964― ），女，吉林吉林人，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印第安文学研究（浙江金华 32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