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假释制度的若干问题

一、假释的性质（提请权）

传统的假释理论认为，假释是一种特殊的恩典，它可以赋予或不赋予罪犯。我国目前或多或少仍保留着这种落后的“假释奖励”观念。假释到底是罪犯的权利还是对罪犯的恩典呢？恩赐在本质上可以不需要任何适合的前提；假释作为一种对“确已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者”适用的行刑措施，对于条件合格者来说，其性质显然不是单向的奖励，而无疑是权利。[1]依现代刑法思想，自由型的存在及其动用使其成为有效的报应的手段，因其具有隔离功能而可防止仍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在危险性尚未消除之前，在自由状态下再危害社会。它还能为教育、矫正罪犯提供时间上的可能性。因此，从刑事政策及它期待所向而观之，自由刑如果不以矫正、教育罪犯为根本那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从教育、改造罪犯的角度出发，必须有一定的措施刺激罪犯积极改造，而假释制度则赋予了罪犯通过积极改造、迁善而缩短自己刑期的权利。[2]既然罪犯是通过良好表现而获得假释，假释就不应是一项例外的制度，而应是一项正常的、一般的制度，它对所有的罪犯都应当一视同仁。

二、假释的条件明确化

根据现行刑法81条第一款规定，我国假释的实质性条件是罪犯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此外当然要经过一定的考验期即执行一定比例的原判刑期）。这种标准，监狱的执法人员在运用中很难准确把握，可以看出，对于假释的条件，规定相当模糊，实践中难以操作，不仅犯罪人无从以相对具体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尽可能达到条件争取假释，就是司法机关也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的判断。有些犯人善于表演和隐藏，在他们的表演和隐藏下，那些对犯人心理研究本就不够的监狱监管人员很容易被蒙骗，以为这些人是在潜心改造；再有许许多多的犯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贿赂监管人员以此来获得假释。这样一来，使一些本还具有很大的人身危险性，改造得不够的犯罪分子侥幸假释。他们回归社会，再次危害社会，引起严格的倒查制度，使当初审批机关和相关人员承担相关的责任。这种方式虽然能使那些受贿的相关人员受到法律的追究，但更多的是使监管人员感到因标准的把握不到位或因犯人的表演欺骗而受到处罚十分不值，因此，他们宁可多报减刑而少报假释。

实践中有监狱实行评分制度，能够使犯罪人的表现相对明确化、书面化，但要彻底解决条件不明确的问题，最终需要立法将其明确化。

三、关于假释的决定机关及监督机关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司法部令第7号《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假释由监狱提出建议，由罪犯服刑地的中院或高院裁定。但事实上，作为判决机关的法院，并不了解罪犯在监狱的服刑状况，只能根据监狱提交的建议书以及相关的材料来判断，最终流于形式，根本没有发挥决定机关的应有作用。这种书面的、间接的、秘密的不开庭审理方式，已经成为法院解决执行过程中刑罚变更问题的传统模式。[3]但是，这种模式不仅在理论上违背司法裁判制度设计的基本原理，也极容易导致执行机关与审判人员提供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的机会，甚至导致出现裸的司法腐败行为。

笔者认为，应当设立专门的假释委员会作为假释的决定机关。委员会隶属于司法领导，分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规格与狱管理局平级；在性质上，假释委员会是罪犯社会刑的主体，是与监狱不同的一类行刑主体，它不属监狱系统，但与监狱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人员成上，以监狱为主，并吸收社会工作者、精神病学易监狱法学家、法官、检察官、律师、相关专家以及相人员（社会上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参加；其职权围是负责假释的审批和假释的撤销，即根据监狱报的材料，经过听证程序，批准对罪犯的假释与撤销；在外部约束上，由人民检察院对假释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监督。

现实中，罪犯被假释后往往处于“放羊”的状态，缺少监督与管束，同时也忽略了对其的社会化改造，不利于假释犯重新回归社会。笔者认为，应当设立专门监督机关。在司法部门内，设立专门的监外行刑机关，负责假释、缓刑、监外执行等习监禁刑的执行。监外行刑机关隶属于司法部领导分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规格与监狱耀理局平级。监外行刑机关下设假释观护局，负责作释犯考验期间的监督与撤销假释的提请。要配备专门人员，因为矫正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有其独特的规律，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员必须弓习社会学、犯罪学、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精神病学主会工作等方面的内容，并要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擅长与人沟通；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以社会的力量对保士观察对象实施监督与保护，采取比较缓和的矫正打施，排除刑罚的冷酷感，使保护对象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从而增强其回归社会的信念。[4]

四、对累犯不能假释的质疑

我国刑法第81条第二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其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笔者认为，累犯不得假释的这一规定，有失科学：

首先，从假释与缓刑的比较看。二者都是刑罚执行制度，但假释不同于缓刑。缓刑是法院在决定判处刑罚的同时，宣告对所判刑罚缓期执行的制度。因而法院在判刑时就应判断其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以决定其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犯罪人在前罪之刑执行完毕后5年内又故意犯罪的，足以让法院在判刑时就断定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不具备“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实质条件。因而，我国刑法规定，对累犯不适用缓刑，是正确必要的。然而，假释则要根据犯罪人狱中的改造和悔罪表现，判断其是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而决定是否对受刑人适用的行刑制度。简而言之，判断是否适用假释的时间前提，是刑罚已经执行了部分。行为人是累犯，固然表明其再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但这并不等于，后罪之刑执行了部分后累犯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害性仍然较大，以至于适用假释 “确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对犯罪人是否适用假释，起决定作用的应是犯罪人在刑罚执行部分后的教育改造和悔改表现，而并非其犯罪时的主观恶性的人身危险性；纵然犯罪人是累犯，也并不必然表明不符合假释的适用条件。我国刑法仅仅因为构成累犯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就否定了所有累犯者适用假释的可能性，是与我国假释理论相违背的。

其次，不利于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改过自新。累犯制度的设立，并非仅为了给与累犯人较重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矫正改善。假释制度的发展史表明，假释制度正以其鼓励受刑人自新、弥补长期徒刑不足和作为犯罪人回归社会之桥梁的诸多功效，逐渐成为现代刑事政策的“宠儿”。而我国刑法却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完全剥夺累犯者通过积极改造争取提前出狱的希望，必然损伤了累犯者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其结果自然也违背了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促进改造、鼓励自新的目的。

笔者认为，累犯是否可以假释，关键在于累犯本身的特点是否与假释的条件相抵触。假释是一种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制度，其适用的最关键、最实质性的条件是刑罚执行一部分后受刑人的表现。对累犯可以假释，但条件可以适当从严。累犯与其他类型犯人相比，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毕竟要大，如果累犯假释的条件与其他类型犯人的条件相同，体现不出对累犯从严的精神。另外，也因为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需要通过更长一段时间的教育改造，方能判断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是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5]

注释：

[1]参见戴世英“假释制度”，载赵秉志主编：《刑法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57页。

[2]黄泽良：“放宽假释条件浅议-赋予累犯、长刑暴力犯假释权”，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院报》2000年第2期。

[3]参见陈瑞华著：《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4]参见杜菊：“我国假释制度运作态势的反思与探讨”，载《河南司法警察职业学院院报》2003年6月。

[5]参见苏彩霞：“累犯法律后果比较研究”，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三期。

参考文献：

[1]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5页。

[2]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页。

[3]汪建成，余诤：“海峡两岸假释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学论坛》2001年第3期。

[4]苏彩霞：“现行累犯制度的不足及完善”，载《法学》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