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一个五年

中西方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勾勒出的图景大相径庭。

畅想中国的下一个五年，你能想到什么？

中国政府孜孜不倦地征询、“十二五规划”，但对“十一五计划”，乃至“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效果，并不做科学系统的统计。这让中国人对祖国未来的猜想变得没有依据。

不陌生的论调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城市化、消费增长，以及产能的绿色化，可以让中国经济保有一个强劲的增长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为46.6％，比2003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但是，与其他类似的发展中国家59%的平均值相比，中国城市化潜力依然十分巨大。

从消费上讲，中国百姓的消费率比较高，但消费总量不够，主要原因是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够高，而且相对来说是在下降。因为现在农村可转移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劳动工资上涨，预计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以后会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同时未来国家将会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大投资力度，这两项因素都能促进消费增长。

在当今发达国家绿色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巨大发展压力。因此，中国将会顺应这一形势，淘汰落后产能和技术革新，同时启动市场化改革，适时推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例如征收环保税，从需求方面减少排放，以市场化机制引导绿色减排。用绿色产能去置换目前很多“黑色产能”，产能必须要绿色化。李稻葵认为：如果产能能够绿色化，未来十年每年至少能够拉动占GDP10%的投资，同时能贡献GDP1%-2%的年增长速度。

不匹配的深入

再听听剑桥大学彼得・诺兰教授在英国著名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做的题为“中国的下一个五年”的演讲，或许可以提供更多的思路。

诺兰教授出版了多部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是可口可乐公司和渣打银行的顾问，据说他还是王小强、秦晓等人的指导老师。诺兰教授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大公司所面临的挑战，其严峻程度要远远大于人们的通常看法。

与西方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的观点不同，诺兰认为，获益于新一波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其实仍然是那些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

诺兰在演说中挑战了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的观点。他认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前为期30年的全球化时期，见证了全球规模的产业整合和企业权力的集中，这种整合和集中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

在此期间，几乎每一个行业都出现了产业集中进程，包括高科技产品、名牌日用消费品和金融业。在全球产出巨幅增长的同时，大多数行业中领先企业的数目却在急剧减少，而全球商业系统的制高点几乎完全被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公司所占据。

在诺兰看来，产业集中的最明显的部分就是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品牌的著名公司，他们成了延长的价值链上占据最高点的“系统整合者”或“组织之脑”，他们的主要顾客是全球的中产阶级。在许多行业中，少数几家公司在行业总销售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高达一半或更多。

在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情况也不利于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诺兰引用了英国政府的数据：在研发开支方面领先的前1400家公司中，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公司占了80%，而来自“金砖四国”的公司只有34家。

谈到全球化和中国的关系，诺兰的看法更是与许多中西主流经济学家不同。他认为，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公司自然获益不浅，但更大的受益者则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从1990年的210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780亿美元；外资企业占中国工业附加值的大约28%，占中国对外出口的一半以上，占中国高科技行业产出的大约三分之二和高科技出口的大约十分之九。

“最近几年，中国最大的一些公司迅速增加了对海外资产的收购。中国的海外投资从2000年的28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480亿美元。然而，中国公司仍然处在创建全球企业的最初阶段。”诺兰又搬出了数据来说话：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对外投资总金额少于俄罗斯、新加坡或巴西，不到荷兰的五分之一，不到英国的十分之一，不到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中国大型公司几乎没有在高收入国家中投资。

中国对外投资的将近三分之二投到了香港和澳门，在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则不到十分之一。中国在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只有170亿美元，仅仅相当于《财富》500强企业中一个排名中间的公司的海外资产总额。中国在高收入国家的投资总额不到中国所吸收的外资总额的5%，而这些外资大多数来自那些总部设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的高收入经济体中的公司。

讲完这些数据，诺兰教授站在中国的角度，说了一句话，作为中西商业关系的总结：“你（西方）已经深入了我（中国），但我还没有深入你。”

在诺兰看来，中国下一个五年计划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有效地提升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力，使之能够真正地“深入”西方高收入国家。

张超根据英国《金融时报》、财新网综合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