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历史演变

中共中央组织部是党中央负责全党党的组织和干部工作的办事机关，在中央各部委中一直排序在前，充分表明了其重要性。笔者在《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书内，曾对新中国成立以前历届中央组织部与部长的变动，作过考证，但很分散。近期查阅有关历史文献史料进行考析，将自中央组织部设立至中共十后的实况，作一系统介绍，提供读者参考。

一、中共中央组织部最初的设立及其变动

1.中共一大至三大并未设立中央组织部。1921年7月召开中共一大时，由于全党只有50余名党员，5个地方党组织，选举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由陈独秀任书记，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会议通过的第一个决议称“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大会”。这时在上海“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1]p7、29。担任主任的集中精力在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推进组织工会工作。当时党务、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主要由陈独秀直接负责，由李达协助与各地通信。即严格讲，的“组织主任”并非中央最早设立的组织部。中共召开二大制定出第一个，并未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工作部门，只规定“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1]p61。即二大后，并未成立中央组织部。因当时仅有195名党员，5个地方区执委会，工作量有限。党务包括党的组织工作完全由委员长陈独秀“总理”、主管。1923年6月召开中共三大时，全国党员增至420人，地方组织亦增多，修改增加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仍规定“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三大制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执委员会“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委员长主持中央局与中央执委会议；“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会计在中央督查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1]p121-122即中央的党务，党的组织工作分别由秘书与会计分担，仍然没有专人负责。由上可以看出，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在建党初期，对党务组织工作没有足够重视，存在着重宣传、工运，忽视党自身建设的现象。

2.1924年5月中共四届扩大执委会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针对实行国共合作后革命运动迅速兴起、党内右倾思想日益发展、忽略党自身建设等问题，会上“中央局报告”，各区、地委报告，均把“组织”“党务”“党内组织”“本党情形”放在首位，表示了对党务的重视。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强调正确“认识及巩固我们党的重要”，通过了相关决议。在《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中强调“必须使我们的党及其各个机关能有更明显的组织形式……在党务组织方面亦是如此”，提出“党的组织应当采取下列的形式及办法”，规定“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秘书兼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1]p197这是党中央最早也是第一次明确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并规定其组成与工作。此后由中共中央局委员、秘书兼任中央组织部第一任部长。1924年11月1日，委员长陈独秀、秘书签发《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明确提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前次扩大会议决议及中局迭次文告，均已再三讲过。……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明显的进步”。提出六点要求，如“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负责党部或组长，应规划工作，分配每个同志担负，训练各同志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等。[1]p233、234从中看出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确实重视了抓党的组织工作和自身建设，陈独秀也认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开始认真纠正党不管党现象。

3.中共四大五大后的中央组织部。1925年1月召开中共四大，通过组织问题决议称，“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党的组织部重要工作之一，现在就是设立一个能够普遍地传播党的印刷品之机关。”四大修改，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分掌党务”[1]p308、310、313。本来是当时中央组织部主管最合适人选，由于1924年12月因病回到长沙，未能出席四大，未再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四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中央局委员5人：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并兼组织部主任。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称，“现在中央的各部：组织、宣传……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他们相互之关系也要明确的规定。中央及区委书记应当尽可能范围不兼部务”[1]p407。但事实上，由陈独秀兼任的中央组织部，此后仍然没有专门做组织工作的干部和固定的办事地址。在全党迅速大发展的时期，中央组织部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正如后来陈独秀在五大报告中讲，“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2]p52。但1926年12月从广东秘密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此后曾多次会见陕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中央党组织负责人汇报，并作指示。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选出中央委员会，五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陈独秀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务委员。5月25日中央常委分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但实际上他并未做什么具体工作。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1.从八七会议到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组织部。大革命失败后，在新军阀的残酷镇压屠杀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八七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选举瞿秋白、李、苏兆征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中央常委之下设立组织部等部、委、局。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李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杨匏安任秘书。19日又决定调湖南的陈佑魁来中央组织部任秘书，25日又改任叶文龙为组织部秘书，均未到职。9月23日，中央又决定改任罗亦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庄文恭任秘书。10月18日因庄文恭未到职，又决定王若飞任组织部秘书，但王也未到职任事。[3]p58、59事实上1927年10月驻武汉的党中央组织部，并未能建立起固定组织，李与罗亦农亦未能做组织工作。10月，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至上海法租界，开始建立分散、秘密的地下工作机关。同年11月9、10两日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对中央机构进行改组。为适应地下斗争的新形势，中央实行常委集权，推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罗亦农为常委会委员，决定取消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等。在中央常委会之下设立中央组织局，其下设组织科、宣传科、军事科等。“为纯粹技术机关”，“科之主任无需执行委员兼任”。组织局主任先后罗亦农、，组织科科长汪泽楷。[4]p48、51

2.中共六大后的中央组织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对全党党员与地方组织分布、数量讲得很详细，似由担任组织科科长的汪泽楷所提供。六大修改规定，“为处决党的各种特殊任务起见，各级党部委员会之下，得成立各部或委员会，如组织部”，“各部或各委员会隶属于党部委员会，受其指导而工作，并经过党委员会而实行自己的决议”[5]p37。7月20日，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和秘书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下”，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六大扩大了中央组织部的职权，规定中央组织部具有制定组织工作政策的职能；可以对全党组织工作制定决议、经由中央实行，而非单纯执行和技术性工作；设立部务会议性质的“组织会议”，设部长和相当于副部长负责经常工作的秘书和组织科。据黄玠然（黄文容）称，“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间，我在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在负责中央组织部时，人少工作重，组织部只设有一个秘书和一个组织科。组织部的秘书先是余泽鸿，后是恽代英”[6]p6、8。“部里除了部长、秘书外，只有我和刘晋生（刘亚雄）、杨庆兰、彭砚耕等同志，总共不到十人。”“那时组织部的秘书是主持部里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部里的第二把手。”[7]p70据查1929年8月27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调罗登贤到中央工作，“作中央组织部部长”，“恽代英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8]。同年春，在上海举办了中央干部训练班，由主持，恽代英为班主任，余泽鸿为副主任。由中央组织部与宣传部协同组织进行，轮训各省委干部。同年冬，武胡景任中央组织部干事。[9]1930年2月，李立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9月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12月，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铁铮（孔原）调任秘书。事实表明，中央组织部的自身建设的加强、内部机构的设置科学合理规范、任务与职权的明确执行，并逐步成为中央机关中最重要的、工作效能较强的工作部门，是在中央常委直接领导下取得的。通过历史地审视，我们可以认为，是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组织工作的实际奠基人。

3.中共六届四中和五中全会后的中央组织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康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兼中央组织部部长。2月，李竹声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0]p113，秘书仍是陈铁铮（孔原），干事有陈原道、何子述、杨子烈（女）等。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组织部部长参加常委会议。5月1日，中共中央听取组织部报告作出决议，决定“废除过去文件的指导方式，改用活的领导，必须建立完善的巡视制度……来加强对于各级党部的领导”。同时制定《中央巡视条例》，规定巡视员的职权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察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11]p274-281。同年9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成立，李竹声被指定为政治局委员，仍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秘书陈铁铮（孔原），干事有黄文杰、杨光华、林电岩等。1932年11月，陈铁铮（孔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1月下旬，临时中央常委博古、、陈云等，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瑞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原临时中央组织部从部长、秘书到工作人员仍然留在上海，改为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中共中央局组织部由原苏区中央局组织部改成，部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担任，干事有邓颖超（女）、李等。据李称，“开始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后来任弼时调到湘赣苏区去了，便任命我为中央组织部长，但我不管军队的组织工作，也不管白区的组织工作和其他苏区的组织工作。我只联系三个省委的工作”。“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成立中央组织局，主任是我，成员有、陈云、王稼祥等同志，他们多数是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每一次开会的议程，除组织、宣传外，都是由提出，会议结论也由他作。重要问题博古也出席。”[12]p339-340此时，金维映（女）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4.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的中共中央组织部。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李担任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机关各部门随军行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了中央。1月中旬，中央常委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3]p1746月初，陈云被党中央派往上海恢复党的白区组织和工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针对和红军的企图，于8月19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分工时，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重要性发言，指出‘组织部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地方工作、白区工作、红军中的组织工作都归组织部管’。会议经过讨论确定组织部由兼管，李为副。” [10]p259-260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北苏区。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0]p271李称，“当时的中央组织部机构精简，只有一个部长和两个科：干部科和组织科。干部科长郭滴人，组织科长金维映，总共只有几个人。……组织科主要是参与和帮助当地的工、农、商、学、妇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干部科管理中央党校的招生和毕业分配及其他干部的调配工作”。“中央组织部还负责打通对外联系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我离开了中央组织部。”后来知道，是博古任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12]p377、378、381同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苏区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为博古，副部长为郭洪涛（1937年2月24日任命），秘书长为金维映（女），组织科科长为王观澜，干部科科长先后由乐少华、王鹤寿担任，地方科科长为刘锡五。随着环境稳定，迎接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到来，中央组织部的内部机构有了充实发展。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1.抗日战争前期的中央组织部。1937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刚从苏联回国到延安的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3]p214李富春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秘书长邓洁，秘书处处长武竟天，组织科科长王观澜，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地方科科长先后刘锡五、王德，统计科科长聂鸿钧，机要交通科科长王林，机要秘书贾政，组织部干部训练班主任陈云兼、副主任王德、总支书记先后胡嘉宾和陈曾固。1938年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规定：“中央各部得指导下级党委各该部门的工作，但关于各种重要问题须经由书记处指导之。” “中央各部所拟定之重要文件、大纲及工作条例等，须经书记处批准后才能有效。”[14]p708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明文规定党中央各部可以向全党下级党委同一部门工作作决定发通知。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成员有陈云、王稼祥、李富春等。

2.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务职权机构的规定。从1940年起，中央组织部曾先后多次向全党发出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的决定和通知。例如，1940年发出《各根据地党委组织部的工作条例》，8月14日发出《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8月17日发出《对内奸及不良分子的处理办法》，11月15日发出《叛徒自首分子及非叛变的自首分子的规定》，12月发出《对叛变及填写出狱手绩者处理的办法》，12月26日发出《审查党员的补充指示》，等等。[13]p287、288、293、294、300、301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以陈云、谭政、彭真、李富春、杨尚昆、、陈正人为委员，以陈云为主任 [13]p251，同时决定李富春不再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中组部的业务范围的规定，其任务是：调查研究党内干部的状况，熟悉、管理、配备、培养、提拔干部，调查研究党周围的非党干部及研究对非党干部的政策，指导与检查全党执行中央对于党内党外的干部政策；其职权：发出带指导性的文件、电报，经中央同意派遣相当于省委及区委委员以上的干部，统一管理中央与各地党部的干部调剂，总政治部在干部工作的政策原则上接受中央组织部之领导；其内部机构设置是：干部科、秘书处、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处（七大前暂设在中组部）；其部务会议成员是：陈云、王鹤寿、乐少华、武竟天、陈伯村、陈坦，记录为贾政。”[13]p331、332同年底，中央组织部认真进行精简机构，从五六十名干部减到13名干部，成为中央机关精兵简政的模范单位。据考证，在抗日相持阶段，中央组织部部长为陈云、副部长为李富春（1941年8月不再兼任），秘书处处长为武竟天、副处长为陈坦，组织科科长严朴，干部科科长先后为王鹤寿、杨尚奎、王鹤寿，地方科科长先后为王德、李华生，行政处处长栗再温。[15]p422

3.抗战后期中央组织部的变动。194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陈云休养3个月，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由王鹤寿负责管理，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务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委等。委员为刘少奇、康生、王稼祥、陈云、、邓发、杨尚昆、任弼时。书记为刘少奇，副书记为康生，秘书为杨尚昆。[16]p3441944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由彭真。[13]p381此后，中央组织部秘书处处长为夏之栩（女），组织科科长为严朴，干部科科长为王鹤寿，地方科科长为李华生，行政处处长先后为袁克服、石新安。[15]p465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中央组织部的自身建设，内部机构的充实健全，任务与职权的切实执行，比以往更好地发挥了中央组织工作的主管工作部门的应有作用，是同部长陈云的领导分不开的。

4.中共七大后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变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中共七大，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7月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7]p611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至10月，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8]p104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彭真赴东北工作。10月，中共中央决定安子文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主持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18]p5621946年11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19]p53但饶漱石并未到职，中央组织部仍由副部长安子文主持工作，秘书处处长先后为夏之栩（女）、贾震（1948年冬），干部处处长为安子文，副处长、处长廖志高，行政处处长王甫，干部材料研究室主任曹轶欧（女），材料室主任陶恒馥（女），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夏之栩兼。[15]p539194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撤出后，中央组织部机关人员带文件等，由安子文率领转移至晋西北解放区临县三交镇。4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组织部归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领导。不久途经太行区，转至晋察冀解放区首府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5月上旬随中央工委进驻平山县西柏坡村。经查，中央组织部的文件“二十箱（干部结论及表格）”，“均集中交曾三保管，并由同志负责一切安全保障之责，暂时保存在同志处，以后听中央命令转移”[19]p158。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从陕北转移到平山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撤销，彭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8]p3468月6日，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安子文作党组织情况的汇报，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说：“今后从中央起，要加强组织部的工作，组织部要设组织处、干部处，编教材，订制度，明确支部干什么。” “要选择一批作风正派的干部送到华北局党校加以训练，毕业后作党务工作。”[19]p1581949年3月25日，中央组织部随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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