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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时期，在士人群体中兴起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放达之风。这股放达之风的形成，有着诸多原因，文化背景的转变、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动荡及由此引起的人的心态的改变，皆是导致这种放达之风形成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魏晋；放达之风；儒学；玄学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8—0051—02
在魏晋这个别具特色的历史阶段，有一批颇具名士风度的士人，他们用精彩纷呈的行为方式充分展现了其个性魅力和开放的思想。他们寄情于山水之间，排斥礼教，放荡不羁，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放达之风，而这股放达之风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因素。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魏晋名士放达之风的形成原因作一粗浅探讨。
一、文化背景的转变
曹魏初期，儒学倡导的名教一方面受到政府的压制，另一方面因其自身的日益堕落，很大程度上有所衰退。老庄哲学开始复活，而后，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为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创造了条件。
曹操身处乱世，对儒学伦理名教全不重视。他认为，德行学问在政治的运用上并无用处，正所谓“儒家可与守成，难于进取”。曹操所需要的人才是那些可以进取的英雄好汉，这一点在他的几次求贤令中表现得极为清楚。
他在《求贤令》里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王，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①可见曹操的求才标准是“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至于其德行、廉耻都是无关紧要的。
他在《求逸才令》中将这层意思说得更加透彻：“昔伊挚，傅说，出于。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疑。”②他指出，古代成就霸业的国君都用的是一些罪人贱士，故他决定只依据各人本领而挑选人才，不必问污辱之名、见笑之耻，也不必问不仁不孝、寡廉鲜耻。
曹操对儒家的不屑一顾带给儒学的打击自然是非常沉重的，但自汉以来，儒学自身也日益走向堕落、步入困境。自汉武帝刘彻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颁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诏令之后，儒家学说就一直处于独尊地位。但这里提出的是“术”，已不是孔子所创儒学的本来面目了。董仲舒可谓一位兼采儒、法、道、阴阳诸家学说的“杂家”， 在他所著的《春秋繁露》一书中，虽然也讲一些《春秋》的微言大义，但更多是宣扬阴阳五行和五德始终，以及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迷信之说，这种经董仲舒改造的所谓儒学，实质上与孔孟之学相去甚远，是服务于汉家统治的儒学。
后来，这套学说又加以谶纬符命的怪论，于是，迷信与鬼气的成分更加重了。这套儒教加迷信的神鬼哲学，已被思想前进的青年所反对。汉朝末年，在仲长统、荀悦、崔寔、徐幹的著作里所表现的思想大都离开迷信的空气，趋于现实的人生理论。到了魏晋那个大变动的时代，士人们思想解放和自由的倾向就更加强烈了。
此时，儒家在经学研究上也缺乏创造性，学者将全部精力用于经书的训诂与注释。到了魏晋，儒学已呈现出极度衰微的状态，“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学尤甚”。③
由于儒学的衰落，士人们脱离了精神枷锁，不再受独尊儒术的羁绊，带来了思想的解放及学术自由的空气。老庄哲学被视为新形势下的精神依托，开始复活。老庄哲学之所以受人青睐，与它本身的原因也是分不开的。首先，老庄哲学的中心概念是作为“万物之母”的“道”，这个道就是自然，而自然的终极则为无。这种以道为宇宙本源之说，冲破了殷周以来人格精神天之至上的权威，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革命，因而赢得了世人的重视。其次，老庄哲学的政治思想核心是清静无为，强调一切都顺其自然，否定儒家提倡的仁、义、礼、忠、信等伦常道德。再次，老庄哲学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是悲观的，对人世间的尔虞我诈抱鄙视态度，希望通过消极隐退和逍遥自在的行为，去寻求精神世界的宁静。从这几条原因可看出儒家的纲常名教已为魏晋士人所鄙弃，他们转向追求自然，即要求个性解放和适意自在。于是，老庄思想开始大为风行，而这又反过来进一步促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更趋向于浪漫主义的放达风格。
随着儒学的堕落和道家的风靡，一些士人逐渐将老庄的道家学说改造为玄学，形成一套儒道交融的玄学体系。玄学为当时的思想解放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一部分士大夫蔑视礼法和追求个性自由创造了条件。儒学家们用“以无为本”的哲学理论去解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王弼以其“体用不二”的观点将二者合一，认为名教出于自然。阮籍力图调合折衷二者，认为二者可以没有矛盾，即他说的“达于自然之风，通于治化之体”。郭象则从其“独化”理论体系出发，主张名教即自然，把名教与自然看成是一体的两个方面。虽然各人说法不一，但都在证明“贵自然”，即让生活态度符合自然原则，也就是符合人性。
在这种环境下，魏晋名士思想空前解放，他们几乎都是理想主义者，向往老子的“小国寡民”④社会，庄子的“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的“至德之世”。⑤阮籍大肆赞扬“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明者不以智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⑥魏晋名士在欣赏、向往无为而治乐土的同时，又感到理想难以实现，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使他们把内心的追求外化为怪诞的风神。
二、社会政治的大动荡
司马氏政权“以名教治天下”有极大的虚伪性，激起士人对所谓名教的不屑，进而激变为对名教的蔑视和反抗，放达的行为正是其表达反抗意识的一条重要途径。
东汉以来，地主阶级内部存在两大派别。其中的门阀士族地主集团，一向有崇尚礼法名教的传统，西晋的司马氏政权是这一派的代表。自司马氏集团倾覆魏室后，寒族地主在政治上的统治即宣告结束，于是，社会“尽复东汉士大夫阶级统治全盛之局”。⑦可见，西晋王朝在政治上所继承的不是曹魏寒族“尚法术慕通达”的习尚，而是东汉“以名教治天下”的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