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到最幸福的城市来创业

2015年，成都获批“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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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中以创新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约西・达什蒂已经习惯于往返贝尔谢巴和北京，作为客座教授，在北京大学致力于创新和领导力教育。

此次成都之行，对他而言是第一次。这位鼻梁上架着圆圆的复古眼镜的以色列学者，不吝于赞美这座城市，“美食特别好吃，世界第一！”

而这并非让他激动的全部原因。“在这里我碰到了很多有激情的年轻人，还有商业、教育、政治领域的领导者，大家都在谈论创新创业，谈论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与约西・达什蒂同赴蓉城的，还有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印度等30多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和企业代表，以及150余家欧方企业。在“2015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暨第十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这个全国首个全球性创新创业交易会上，不同的语言都在表达着同一个主题――创新、创业。

8个月前，这两个词汇频繁出现于中国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的解释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

在成都，约西・达什蒂们的感受是，创新创业成为了“一种责任”。

而这座城市的梦想是让成都尽快成为“创意天堂、创客天下”。

血液里的创新基因

“双创会请来了超过30个国家的200多位国际友人。”成都市科学技术局、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丁小斌告诉《t望东方周刊》。

约西・达什蒂说：“以色列的创新活动也经常邀请中国大使。政府部门减少了对其他国家的访问次数，唯独对中国的访问次数是增加的，这也反映了双方在创新创意交流方面的关系有多么重要。”

“波兰罗兹和成都是友好城市，双创会是双向的机会。”波兰罗兹省副省长乔安娜・施德拉瓦斯卡说。2013年，成都至波兰罗兹的蓉欧快铁开通。乔安娜・施德拉瓦斯卡笑言，除了波兰有名的苹果、苹果酒、牛奶可以出口到成都，“也希望在创业创新投资方面加强合作。”

创新创业是全球命题。中国自2014年以来，高技术产业增速超过10%，平均每天新增市场主体1万家以上。如此背景下，全国首个全球性创新创业交易会选择落地成都，有其逻辑必然。

至今已建城3200年的成都，从商周之时的古蜀国太阳神鸟金箔，到秦昭王末年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兴建的世界唯一留存的无坝引水工程都江堰，再到《华阳国志》记载世界上最早有关开发并使用天然气――蜀人用临邛县火井煮盐，到世界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交子”。这些老成都的创业史，丁小斌如数家珍。

“创新基因始终存在于这个城市的血液里。”他说。

在创业黑马集团董事长牛文文看来，成都可能发展为继北京、上海、深圳之后的创业新星。

“老硅谷在旧金山郊区，以苹果为代表的工业厂房和创新生产线，新硅谷则在旧金山市区，因为移动互联网让创业和创新的门槛变低，围绕手机就可以展开。”他对本刊记者分析说，成都文化悠久，生活氛围浓厚，“更容易出现与消费文化相关的创意人才，何况历史上它就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尤其手游的重镇。”

“文化气息和互联网潮流一旦发生化学反应，就是非常热的创业基础。”牛文文说。

2015年，成都获批“国家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城市”;《财富》杂志将成都列入“2015年中国十大创业城市”;“在2015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活动”中，成都亦名列榜首。

“到最幸福的城市创业实践，是最幸福的事。”丁小斌说，“成都宜居宜业宜商，再加上市委市政府对社会创新创业的宽容，大家来了，就觉得一颗种子找到了合适的环境。

把“拨”改为“投、贷、贴”

2015年2月8日，成都上马“创业天府”行动计划。为了营造种子的“合适环境”，首要问题就是怎么用财政资金解决创新创业者的首投。

不同于直接拨付科技资金的传统经验，成都市更关注市场适应的引导，“把‘拨’改成了‘投、贷、贴’。”丁小斌说。

以“投”和“贷”为例。成都市首先设立了2亿元的天使投资引导资金，全国各地的天使资金，只要投了成都的任何一家企业，政府配套10%。

“政府这个钱不占股权，四年内退出，不要你一分钱。”丁小斌解释说，“四到六年内退出，按银行贷款付利息;六年仍未退出则同股同权，存续期满后清算退出。”

该办法出台当天，第一只引导性参股基金――成都盈创兴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成立。成都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技术转移集团、盈创动力等创投机构发起成立基金规模1亿元，其中 1000万元天使投资引导资金，撬动了社会资本9000万元，财政资金一下子放大到10倍。

更重要的改变在于，“以前专家坐在办公室里，每个人对项目的偏好不同，选出来的项目很难完善。”丁小斌说，“现在是市场化机制，选出来的项目市场成熟度肯定要高得多。”

对于很多科技型企业而言，资金是难解的矛盾：科技型企业都是轻资产，而商业银行贷款需要抵押担保。业务员、审贷员也只会看报表，不懂看项目。

“我们做了一个风险担保资金池，和企业风险共担，让银行优先贷给我市的创新创业有限企业。”丁小斌说，平台吸引了一万家企业，可以和银行谈“团购价”，基准利率很低。专家队伍和项目经理在和企业接触中，以风投理念进行全方位项目评估。确定可投后，高出的部分贷款由政府来补贴。

“比如广达电子贷款1000万元，利息15万元，我补给它。”丁小斌举例说，“传统的办法是，我给企业15万元，它就只能得到15万元。这种方法，我同样支出15万元，但企业拿到的是1000万元，这个力度是不言而喻的，财政资金也有效放大。”

他介绍说，最开始启动时只有 300万元滚动资金。“我们很小心，一个项目不超过100万元，不超过半年。”到2013年，投了100多家企业，银行授信30多亿元，直接贷出10多亿元，无一损贷。

在丁小斌看来，政府部门要站在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要为企业补足短板。 自2014年以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增速超过10%，平均每天新增市场主体一万家以上。图为成都某IT办公室

科技版“天猫”

创新型孵化器近年大热，而成都面临着同样的创新创业环境营造问题――创业初始，企业除了常规的找钱、找人、找市场以外，很多人刚开始甚至不知道去哪里检测样品，哪里有咨询服务，哪里有创业培训。

2014年5月，O2O线上平台“科创通”开始打造，旨在为企业提供包括知识产权、法律咨询、检验检测等在内的七大类服务需求。

此想法源于成都最初的仪器共享平台――把各机构的仪器设备上百台聚集于网上共享，“企业要做一个核磁共振，上网一看，这个设备川大有，那个设备生物所有，就不用耗费时间东奔西走。”丁小斌说。

“据我了解，这是全国城市中独一无二的线上创业服务平台。政务服务都在上面，数据庞大。”牛文文认为好处有两点：不再单纯依赖线下的创业大街，搬到网上;不再单独依赖本地、外地的创业服务机构，是开放包容的生态。

丁小斌更愿意将它形容为“科技版的天猫商城”，“目前聚集了11000家企业，450家中介服务机构，能够给企业提供各种服务和产品1600个。凡是注册企业，可以申请科创券5万元，检测时抵扣20%。”

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品牌“菁蓉汇”。对于这个创新创业主体平台，丁小斌将它形容为“让资本和知本对接，让有钱人的口袋和有知识的脑袋结合在一起”。

这个平台将创业项目、创业资金、创业信息、创业人才、创业导师汇聚一体，帮助青年创业者激发灵感、获得资金、解答疑惑、交流经验。

“菁蓉汇”每月至少一次，它已经成为创业者的一种生活方式。

全国6000多个团队如赶集一般赴“汇”路演，超过2万名大学生让现场爆满。过道上人头攒动，有抢话筒的、抢单的。俞敏洪、陈欧、刘晓英的演讲让台下热血沸腾。

“科创通、菁蓉汇的开放包容生态，很有创业孵化2.0的意思。”牛文文说。

“把人解放了，一定能够干出事情”

“中国、欧洲的创业意识都在发生变化，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市场导向驱动。”法国索菲亚科技园CEO菲利普・马里亚尼对本刊记者说，“但是，永远不要失去与人相关的因素，以人为本是永远的生存方式。”

“创业离不开人。”丁小斌说。

首先是大学生。“2013年，成都市的人才总量、人才增长速度和人才密度都排在西部副省级城市的首位，每一万人中就有2604名人才。”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介绍，成都有53所高校院所、30家部级科研机构、70多万名大学生，平均每年高校毕业28万人，都是创新创业的强大原动力。 延续千年创新基因的成都吸引着全球目光。图为2015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上的外国嘉宾

丁小斌算了一笔账，这么大批的资源，即使5%加入创业，创业后10%成功，“坚持多年下来，新生力量也就起来了。”

海归同样是重要力量。跨国药企高管李进，因一次回国参加生物医药论坛而初识成都高新区。“几乎没有选择其他城市，这里的政务服务和支持，医学人才和整个产业生态，都足够支撑我最初的构想，甚至有的超过预期。”

仅3年时间，3个超低温保存箱，10亿种子，李进的团队组建了中国首个巨型“药物种子库”。

“我们还鼓励高校院所的科技人才创业。”丁小斌说。《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在蓉协同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中，第一条就是针对高校的“三权改革”――促进科研成果所有权、处置权、分配权改革，打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枷锁。第二条则是对人的解放――高校老师可以兼职，可以出来创业。

“高校副教授以上职称，创业注册资金50万元以上，你只要有超过30%的股权，成都市就直接给你20万元。如果觉得创业风险大，想去企业搞创新，就直接给你10万元。”丁小斌介绍说，关键在于创新成果不能关在实验室里，要引导人才到主战场来。

“高校企业协同模式，是创新不竭的生命力。”美国硅谷摩根山市副市长玛丽莲・里布思告诉本刊记者。拥有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名校的摩根市，金融资本活跃度很高。“硅谷接受美国超过50%的风投资金，吸引了大批创业者、优质工程师，大家崇尚发现和冒险，投资者们也愿意为研究者的‘冒险’投资，这就构成了一个可持续生态。”

在她看来，成都高校资源密集，是促成高校创新资源与企业形成互动的良好基础。

“30多年前，联产承包制解放了农民;20年前，国有资产改制解放了工人。”丁小斌说，“今天，中国一定要解放知识分子。很多成果、专利都沉积在高校，只要把人解放了，一定能够干出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