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水鱼养殖行业乱象调查

北京餐桌上五分之一的淡水鱼来自天津。2016年12月中旬，原本应是销售旺季，但天津的部分养鱼场却迟迟没有开捕。一位养鱼场负责人沮丧地说：“现在的销量比以前减少了一半。没有人买，鱼也不敢从水里捕捞出来，只能等待市场的回暖。”

养鱼者的担忧和消费者的恐慌，源于北京超市里的“活鱼下架”风波。2016年11月23日上午，细心的北京市民发现，以往超市里活蹦乱跳的鱼们好像提前开了通气会，一齐从超市的水箱里“集体大逃亡”了。活鱼都去哪儿了？这个小细节被不断放大，引发公众和媒体广泛关注。

很快，一条“北京养鱼场水体污染导致活鱼下架”的传言在朋友圈流传开来，有人搜到北京正在搞淡水鱼禁药残留检测专项行动，因而猜测活鱼商户可能是为避免被检测出违禁成分遭遇罚款而主动下架。

对此，北京市食药监部门在11月23日晚上的官方微博声称，北京超市内活鱼下架仅仅是因为超市进入供应商调整期，抑或是迎合消费者购买习惯的正常企业行为，对于传言所称的“检测违禁药品残留导致商户恐慌”猜测，只字未提，并且郑重安抚消费者，北京市水产品九成抽检合格。

就在官方表态的同时，京媒则援引卜蜂莲花超市工作人员的说法称，下架是官方书面通知，如果销售活鱼，将被罚款20万。

全国多地活鱼中检测出违禁渔药孔雀石绿的消息却不胫而走。还有多家媒体实地踏访证明，北京周边的部分养鱼场，垃圾环绕，药瓶遍地，水质浑浊，有“见其池不敢食其肉”之感。

消费者对水产市场怀疑尚未打消。央视2016年12月15日《聚焦三农》节目的报道称，农业部对水产品产地异地抽查工作中，北京市对应的检查单位是江西省水产品检测中心。该中心工程师从北京市采集鱼肉样本后带回江西检测。在2016年的纱渭觳猓合格率均为100%。

农业部数据似为北京市的水产市场注入信心。中国科学院水生所一位专家向本刊记者表示，政府部门在公布合格率的时候，应该说明是哪个环节的合格率，或者说包括了哪些个环节。池塘边的合格率并不能说明问题，而超市、零售市场以及餐馆暂养池中等终端环节的检测合格率才是消费者最关心的指标。

目前，各大超市的鲜活水产品重新摆上了货架。表面上看起来活鱼销售已恢复，但消费者的心里仍然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于从养殖到销售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不惧检测”的飞跃，大部分人仍然一头雾水，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淡水鱼养殖行业不规范发展，这一定不是活鱼食用安全面临的最后一次质疑。

“我们不吃自己养的鱼”

尽管食药监部门宣称对水产品的检测是多年的常规动作，但2016年，对水产品的监管力度的加码，导致全国多地爆发出水产品下架风波。除了北京，石家庄等地超市的水箱，也一度放空了水，摆上花篮。这样规模的整治力度，是此前多年少见的。

2016年7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畜禽水产品抗生素、禁用化合物及兽药残留超标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通知，拉开了本轮整治大幕。各地在随后的畜禽、水产品抽检中，相继检测出违禁兽药超标的问题。但因为此类检测相对常规，检测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北京市对外公布的信息显示，2016年以来，全市共抽检水产品1034个，合格率达96.62%；2015年至今，全市共抽检水产品2661个，总体合格率95.94%。近两年发现的问题包括无机砷、镉、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孔雀石绿等检测指标不合格，对不合格产品及其经营者均依法处置。

既然合格率如此之高，那么各大超市何至于下架应对专项检测呢？京媒随后的调查却显示水产品问题不容小觑。公开报道显示，在天津多个淡水养鱼场，养鱼不用备案，谁承包了就可以下鱼苗喂养，整个饲养过程，无人监管。鱼一旦生病，养殖户病急乱投医，几十亩的鱼塘，有时一次就要投下去30多箱鱼药。而这些被网友称为“靠药催大的鱼”，几乎都流向了京津大城市。一位养殖户更直言：“我们不吃自己养的鱼。”

在各种违禁药物中，孔雀石绿一直禁而不绝。这种翠绿色的粉末状化合物最早在上世纪30年代起，即应用在一些地区的水产养殖中，国内也有几十年的使用历史。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在上世纪70年代的水产养殖专业书籍中，孔雀石绿还是一种推荐药品，治疗足以让满池鱼丧命的水霉病有奇效。但是，随着人们对该药认识的不断深入，学术界认为其存在致癌风险。上世纪90年代，欧盟将孔雀石绿列为禁药。2002年起，中国也做出明文规定，不允许该药在食用鱼的养殖中使用。但是，观赏鱼的养殖仍可使用。这一规定，为该药的继续生产留下一线生机。

2005年3月8日，重庆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水产检疫队在渝中区西三街水产交易市场查获600多只含有孔雀石绿的甲鱼。这或是中国近年来最早曝光的一起违规添加孔雀石绿案。当年8月，本港政府部门也一连两天在市面抽检了29个淡水鱼样本，结果表明，25个进口淡水鱼样本中有10个含有孔雀石绿。

相比之下，内地方面对食用鱼喂养中添加孔雀石绿的查处时紧时松。有业界人士介绍，2015年，中国水产品产量同比增3.5%，达6690万吨，约占全球产量的40%，居于世界首位。“庞大的产量背后，是禁药的滥用。”

《凤凰周刊》记者在阿里巴巴等网站搜索该药，可以轻易地找到全国多地卖家，而且该药价格低廉，卖主对买家把药使用在什么地方也毫不过问。

饲养环节如此，在水产品流通环节，同样存在问题。一位水产专家告诉本刊，捕捞鱼时，鱼因为使劲撞击渔网导致受伤，如果运输中不加预防或治疗的话，鱼可能运不到超市就死去了，而孔雀石绿对治疗这种外伤效果明显。所以，运输过程，恰是使用孔雀石绿的重要环节。

据业内人士透露，由于近年来政府对违规使用孔雀石绿进行严厉打击，明目张胆在养殖池塘中使用孔雀石绿的现象已经减少，但抗生素药物的使用则有扩大趋势。目前孔雀石绿的违规使用更多发生在运输和销售环节上，包括育苗的孵化阶段、运输阶段、水产市场和超市销售阶段以及餐饮店的暂养阶段。在这几个环节上使用孔雀石绿的意愿强烈，用量大，药物残留量大，自然危害也最大。

由于不同种类的食用鱼跨地区运输是常态，如安徽、江西的鱼除了本地消化，还运至上海、南京；江苏盐城的鲫鱼可以远距离运输至重庆、甘肃、陕西；广东化州、高州等地养殖的罗非鱼，会被辗转运至全国乃至全世界。但是鱼不像水果或肉类，可以在身上贴上标签，因此，一旦出现问题，货源追溯往往成为难点。

违禁药难寻替代品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兽药典委员会委员、农业部兽药评审委员会委员李爱华告诉《凤凰周刊》：孔雀石绿的危害主要来自孔雀石绿本身和它的主要代谢产物隐色孔雀石绿（或称无色孔雀石绿），二者无论在环境中还是在鱼肉中存在都很稳定。其中，隐色孔雀石绿，在体内残留的时间更长，危害更大，如果在鱼卵消毒时使用，一个月后在稚鱼体内仍可检测出来；而成鱼暴露于孔雀石绿之后，在其鱼卵中，也可以检测得到。

李爱华称，由于具有良好的抗水霉、抗纤毛虫以及杀菌作用，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孔雀石绿都是一种在水产使用非常广泛的化学药物，它可用于鱼卵、稚鱼和成鱼，效果好，用量少，使用成本低，且在市场上很容易获取，是孔雀石绿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孔雀石绿和其代谢产物的毒性问题，业界研究提出过不同观点。李爱华向本刊记者介绍，虽然部分研究认为孔雀石绿在小鼠实验中的致癌性不甚明确，缺乏孔雀石绿与任何癌症有直接联系的依据，认为低于0.14mg/kg的残留水平对消费者健康和安全风险是非常低的，但是，“认为过量孔雀石绿具有潜在的致癌、致突变和致畸风险是普遍性的共识”。

随着食用风险不断被研究者证实和曝光，20世纪90年代，多国监管机构对孔雀石绿亮起了红灯。美国和欧盟分别于1991年和1997年开始禁用孔雀石绿，规定在水产品种不得检出孔雀石绿和隐色孔雀石绿，检测限为2ppb（2μg/KG）。随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东南亚等多国，也开始出台类似规定。2002年，中国开始禁止孔雀石绿在食品动物上使用，检测限为（0.5～1ppb），标准比欧盟还要高。但和其他很多国家的做法一样，在观赏鱼上使用并未禁止。

不过孔雀石绿被禁用之后，在包括欧洲以及东南亚国家的水产品检测中，仍然会不时地发现一些孔雀石绿残留样品。李爱华告诉本刊，2016年上半年，约20吨越南水产品被禁止进入美国，就是因为被查出有孔雀石绿残留。在巴西和智利等南美国家，违规使用孔雀石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002～2006年之间，出自英国、德国、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水产品中，都有被检测出孔雀石绿或其代谢产物的情况。

另一方面，由于水霉病等属于养殖鱼类常见病，而市场又没有在效果和成本上能与孔雀石绿相媲美的药品可供使用，也一定程度促成了孔雀石绿的泛滥。

李爱华透露，要研发出在抗真菌的效果上和价格上都可以和孔雀石绿相媲美，而且不存在特殊毒性的替代品的_有难度。现有的化学物质库中是否存在尚未发现的此类物质不得而知，而要对现有的药物进行结构改造或寻找新的化合物，在技术上又存在很大难度，研制费用也必定非常昂贵。

李爱华称，虽然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严格的鱼药研制规范，但是由于与国际上类似的原因，鱼药生产企业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研发新的产品，特别是化学药物和消毒剂。更多的企业选择通过“打球”的方式，向市场推出所谓的“非药品”，以逃避监管。而这也造成了国内市场上“非药品”的数量远远多于正规药品的现象。

“这种中国特色必将制约国内鱼药行业的健康发展。”李爱华说，目前，学术界已经发现了有些中药制剂和中药提取物具有很好的抗真菌活性，可是由于其使用剂量相对较大，因此，如果在池塘的养殖阶段使用，其使用成本必然较大，不能增加养鱼者的使用意愿。但是在其他需要使用抗水霉药物的环节，如在育苗环节、运输环节以及在水产市场和餐馆的暂养池使用，由于水体小，因此用药量也小，使用成本是可以接受的。

在李爱华看来，一味地依靠监督检查来杜绝孔雀石绿的滥用其效果是有限的，只有向市场推出有效的替代品，才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手段支持科研院所和企业优先研发非养殖环节专用的、无高风险的抗水霉药物。

“活鱼下架”事件背后的行业升级难题

北京活鱼下架、天津部分养鱼场滥用药剂等事件曝光后，就职于四川一家水产公司的业界专家吴宗文表示，散户养殖正面临监管的严重考问，未来，这一行业将进入巨头拼杀的时代。行业龙头介入渔业资源整合，通过规模化改造来提升水产市场的管理水平。

“水产养殖比起猪、鸡等畜禽养殖，专业度更高，行业痛点更多，而且业内龙头企业少，这也正是市场空间所在。”吴宗文说。

“多年前，我们就注意到养殖户小而散，政府监管难问题。”吴宗文向《凤凰周刊》介绍，他所在公司的养鱼池与普通养鱼池完全不同，采用了很多科技手段实现水质监控、病害预防和健康捕捞。每个鱼塘面积较大，可达数百亩。利用5%-10%的面积设立蓄水池，用来接纳汛期来水，通过净化、沉淀处理后，打开闸门，将处理后的水放入养鱼池。养鱼池底部设有连通器，用来定期清理池底淤泥，保证池底清洁。他们还在鱼塘上方设置太阳能电池板，电池组发的电供应给制氧机，保证制氧机24小时供氧。同时，养鱼池内还设置有电化水设施，用来给水体物理除菌。

“很多养殖户之所以大量给鱼塘用药，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水太脏了。有的养鱼场池底淤泥可达半人多深，为了节省成本一两年都不清淤，只能用更多药物来消毒，鱼得病的几率也大大增加。最终的结果是喂的药越多鱼的品质越上不去，鱼卖不上价，更没有资金整治鱼塘，然后又喂更多的药保证不死鱼，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吴宗文说，小养殖户抗击市场风险弱，规模化养殖的趋势不可避免。

一位小养鱼户说，他的养鱼场没有滥用鱼药，很想让消费者知道他在超市里买的鱼是他养的，但是他没法在活蹦乱跳的鱼身上贴上标签。“鲜红农产品将来也应该形成品牌化。一旦形成品牌化，发生问题可以追溯。”这位农户表示。

“从面源污染到点源污染，从池塘的底部、中部到表层的污染源都清除了，水体干净了，鱼得病几率就小得多了，现代化的捕捞器具也可以保证捕鱼的时候减少鱼的身体伤害。”吴宗文称，不要说孔雀石绿这种禁药用不着，就是风险小的鱼药也能少用了。而科技养殖之后，鲜活水产的品牌化路径才能逐渐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