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的中国情结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是拉美“文学爆炸”的先驱者，他的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被称为“作家里的作家”、“拉丁美洲文学之父”。

尽管我们习惯称他为拉美作家，但纵观博尔赫斯的作品，会发现其世界性的特点。作者视野横跨东西，其中经典短篇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因其题材涉及古代中国，加之情节的神秘色彩，在译介至我国后，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使我们不禁想探讨这位远在南美大陆的著名作家与中国文化的不解之缘。

博尔赫斯曾强烈地表达过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之情。突出地表现在1981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马伊博大街994号的家中，博尔赫斯对前来拜访的中国驻阿根廷外交官黄志良说：“我对许多人说过，我做梦也想去中国。”他举起手中有着竹根弯曲把手的中国制造的黑漆手杖说：“瞧，这就是证明。”博尔赫斯又谈到了长城：“长城我一定要去。我看不见，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

虽然，博尔赫斯终未亲手摸到长城的砖石，但物质实体的亲历已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他的作品、在他精神的实体中感受到了一位异国作家的中国情结。

一个拉美作家心中的“中国形象”

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主要途径来源于阅读。其中，中国文学作品占很大部分。翟理斯著《中国文学史》；《道德经》的英、德、法、西班牙文译本；《易经》英译本；翟理斯译《聊斋志异选》、《庄周》，乔治・马戈里埃编法文版《中国散文选》、《红楼梦》（英、德译本）等都曾是博尔赫斯阅读钻研过的。此外，他还从异国作家描写中国的作品中感知中国，如在1941年为《南方》翻译了亨利・米硕的《蛮子游亚洲》一书。

在评论《红楼梦》时，博尔赫斯曾说：“……这样，我们到了第五章，出乎意料，这是魔幻的一章。到第六章，‘初试云雨情’。这些章节使我们确信见到了一位伟大作家。而第十章又证明了这一点，该章绝不逊于埃德加・爱伦・坡或弗兰茨・卡夫卡……”他对于《水浒传》也有很高的评价，信服于书中超自然和魔幻能力的描写，并认为其与这类小说中最古老最优秀的作品――阿普列乌斯的《金驴》相接近。在为《聊斋志异》译本作序中，博尔赫斯曾概括到：“这是梦幻的王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梦魇的画廊和迷宫。死者复活；拜访我们的陌生人顷刻间变成了一只老虎；颇为可爱的姑娘竟是一张青面魔鬼的画皮；一架梯子在天空消失，另一架在井中沉没，因为那里是刽子手、可恶的法官以及师爷们的起居室。”可见，中国文化中幽玄神秘的特质正是博尔赫斯所欣赏的。

《女海盗金寡妇》是博尔赫斯唯一的一部纯粹中国题材的小说。同博尔赫斯所有小说都与现实关系不大一样，这篇纯中国内容的小说也与历史上的中国关系不大。其中，作者杜撰了嘉庆皇帝对海盗招安的圣谕，笔者猜测这与作者阅读《水浒传》的经历有关。颇为耐人寻味的是，面对帝国水师的攻打，金寡妇能够英勇作战取得胜利；面对龙和狐狸的寓言，她却屈服了。品味这则寓言，“龙”这个神话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它是天子、皇权的象征，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天命”。再狡猾的“狐狸”，也逃脱不了“寻求龙的庇护”的宿命，这也是金寡妇接受招安的理由。博尔赫斯能够将古代中国作为小说的背景，并运用中国文化有的神话形象创作寓言，探讨人类和命运的关系这样的深刻主题，足见其对中国文化的关注程度和为我所用的创作智慧。

神秘感贯穿于博尔赫斯一生的创作中，他曾说过：“在我撰写生平第一行文字之前，我就有种神秘的感觉，而毫无疑问正是这个原因，我知道我的命运是从事文学。”中国的神秘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恰恰符合了他的审美观念，于是习惯地把中国放入神秘主义的色调中加以叙述，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径分岔的花园》会关涉中国。有作为间谍的俞琛故事、有汉学家阿尔贝的故事、有阿尔贝研究的崔朋的故事，有小径分岔花园本身的故事、有俞琛谋杀阿尔贝的故事，还有作为小城的阿尔贝的覆灭的故事。一方面，博尔赫斯借势中国的神秘性，构建了更为神秘复杂的叙事空间，揭示了世界和人生的迷宫本质。另一方面，博尔赫斯文本中出现“中国”这一词汇，是一充盈着信息的符码。“对博尔赫斯本人以及他虚构的人物来说，迷宫的观念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有极大的重要性，识破这个迷宫就成了文明的一个很基本的样式。”《小径分岔的花园》应该是破译这一符码的关键。文本中的中国始终与迷宫紧密相连，可以说，迷宫就是博尔赫斯所理解的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象征，它充满着各种可能和奇迹，深不可测。

《漆手杖》是博尔赫斯吟咏中国的诗作，作于1981年，发表于1981年12月的阿根廷《新闻报》文艺副刊上，收入1981年的诗集《密码书写》。1978年,博尔赫斯逛纽约唐人街，购买了一支中国造的黑漆手杖，遂赋该诗。在诗中，博尔赫斯看着手杖，想起了帝国、长城、庄周梦蝶、匠人、《易经》，直至9.3亿的人口数字，有关中国的意象达到了空前的密集，从而第一次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形象”。通过这首诗，博尔赫斯集中表达了对中国的向往与眷恋之情，也使我们能首次看清他内心“中国形象”的轮廓。

博尔赫斯关于中国的描述和想象，反映的是他追求虚幻、幽玄、形而上学的文化心理。面对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博尔赫斯选择在建筑迷宫与幻想中关涉人类的生存，而实现这一切，正需要一个非现实的地方，于是他选择了他从未亲历的中国，正因为从未亲历，才更具有幻想的可能性、创造性。

老庄哲学的异国推崇者

如果说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的选择是为其文本建立一种玄虚的表达模式，那么老庄哲学在其文本中的渗透则可认为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利用。

幻想和现实是文学的两个基本端极，博尔赫斯更多地选择了前者。关于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博尔赫斯采用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把现实生活解释为幻想，认为它和所有梦境一样，是一种游戏，可能按照一定规律运行，也可以毫无规律。这一观念的形成，有来自老庄的因素。他曾经引用过老子的话：“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已。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刑也，高下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恒也。”事物的辩证关系成就了重复的无限可能，同时又因为无限的不能尽述而使博尔赫斯对传统进行了颠覆，并且彻底消解了现实与幻想的界限，成就了其幻想的美学。

博尔赫斯也曾潜心研究过《庄子》，用的是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89年的英译本。此外，博尔赫斯还曾读过奥斯卡・王尔德对《庄周》首译本的评论。庄周梦蝶的故事使他大为神往，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向他的老师、阿根廷著名作家马塞多尼奥讲解，并在许多作品中提到它。当时国际评论界把博尔赫斯称为“魔幻学祖师爷”，因为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写过《叙事的艺术和魔幻》。对此说法，博尔赫斯对黄志良正色道：“我不赞成‘魔幻现实主义’的提法，这纯粹是评论家的杜撰。作家凭想象创作，虚虚实实，古已有之。魔幻文学祖师爷的头衔轮不到我，两千多年前贵国梦蝶的庄周也许当之无愧。”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庄子・齐物论》

这是博尔赫斯最喜欢引述的中国故事。在《对时间的新驳斥》中，这个故事与众多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时间观一起被引以证明时间的非连续性，亦即对时间的否定。在庄子看来，宇宙间一切都在倏忽变化着，在时空问题上一切都无法界定，无法辨别。循此以推，世界上的是非、彼此、有无、智愚、祸福都是浑茫的，无别的。这与博尔赫斯的时空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契合的，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周梦蝶”的影子。《圆形废墟》中的魔法师借助火神的帮助用梦创造出一个传人，最终却发现“他自己也是一个幻影，一个别人梦中的产物。”《阿莱夫》中卡洛斯是一位自负的诗人，他正在创作一首描绘整个地球的长诗。有人要把房子拆掉，可是为了写完那首长诗，房子是不能被拆的，因为他所住的房子的地下室有一个“阿莱夫”，从“阿莱夫”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事物。原来“阿莱夫”只是一个小小的明亮的圆球，它的直径只有两三厘米，然而整个宇宙的空间却在其中，一点也没有缩小它的体积。“阿莱夫”其实就是包含一切的空间的一个点。可是，在故事的结尾，博尔赫斯又补充说，“阿莱夫”可能并不存在，并且还引经据典加以论证。“阿莱夫”在空间与时间上是大与小、一与多的统一，是瞬间与永恒、有限与无限的统一。“阿莱夫”也在展示人的渺小，生命的短暂，人类的迷茫。拉美先锋派小说是在欧洲现代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欧洲现代派文学兴起的背景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动乱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内外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危机。人们普遍感到生活空虚，精神苦闷，感到前途渺茫，理想破灭，甚至怀疑整个人类的前途。博尔赫斯和其他拉美先锋派诗人和小说家一样，对一战后西方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而拉美动荡的社会生活也使他们对前途迷惘，对现实无奈，这是拉美先锋派文学产生的思想土壤。博尔赫斯立足于他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坚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大胆冲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积极汲取了中国文化中的老庄思想，为我所用，表达对现实的关切，是值得肯定的。

总之，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与利用，为我们研究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提供了很好的资料。诚然，作为一位具有欧洲血统且接受西方文化浸润的拉美作家，他与许多西方作家一样，将中国作为代表非我异己的传统形象，在创作中难免存在“他者”化倾向。但他以杜撰、象征、戏仿等手段，构筑其文学的迷宫，力图超越时空的局限，把握不同文化的本质，强调突出人类的共同性，既是人类面对的生存困境下的荒诞状态，又是其获得成功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