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未来 掌握主动

能否把握国际格局发展趋势成为关乎各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只有把握好国际发展大势，才能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掌握主动，赢得先机。不久前，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请他就国际关系中长期发展的若干趋势及中国如何积极应对等诸多问题，谈了他们最新思考。

趋势一：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强劲有力，越来越密集覆盖至全球各个角落及领域。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联合国诞生以来，国际制度一改过去几百年间那种可有可无、若隐若现的状态，其存在变得比较明显，其功能变得更加有效。尤其是冷战结束、两极对抗消失之后的最近二十年间，传统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方式受到广泛批评，而有助于代表多数国家和地区意愿的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逐渐活跃起来。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人们见证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及日益明显的作用，尤其是后多哈回合进程中国家间经贸诉讼判决的冲击力；在国际军控领域，有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公约的出台，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之不可忽视的调查取证、咨询建议角色；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领域，先有《京都议定书》、后有“哥本哈根进程”的强力推进；在海洋国际关系领域，世人见证了被称作“海洋大”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看到它对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制约；在国际政治和人权领域，产生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潜移默化地约束着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进程；在解决各种地区热点和局部冲突的集体安全领域，联合国安理会越来越像是主要世界大国不敢轻视的一个协商伙伴和决策角色。

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间，这一趋势将持续加强，更加细密、更加有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和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虽然少数大国一直力图干扰或操纵国际制度，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各种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从未中止，各种国际制度和组织内部的官僚化和惰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制度与组织的效能，然而总体上判断，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覆盖面将不断加大（比如从传统的高政治领域扩展至低政治范围），执行力度特别是履约强度可能逐步提高，对国家的权力和各国民众的生活均将产生更加深刻持续的影响。

虽然看起来，国际制度的兴盛和强化是对民族国家的约束，但事实上，善用国际制度、顺应时代浪潮的国家，能够从国际制度网络进程中获得诸多利益，比如：主动让渡边缘性权利的同时增强自己对于核心权益的掌控等。国际制度与国家之间并非线性的此消彼长关系，而是呈现复杂的组合与互动，国家权力的弱化或强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决策精英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眼界和能力。

国际制度的这种演进趋势，对于中国的未来有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期联合国席位的恢复，是中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发出独特而强大声音的关键一步；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从弱到强、由受动者到定价方逐步转换的里程碑；20国集团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形成，尤其是它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可能扮演的监管、改造和协调角色，以及有关各方对中国关键位置的强调，提示着中国人在塑造国际体系方面的一种新工具和自我能力提升的一种新途径；中国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和坎昆回合的贡献（及各方期待），体现出中国作为能源大国、排放大国、贸易大国、创新大国和决策大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领域所拥有的巨大潜力与推动力量。毫不夸张地讲，在几乎所有主要国际制度中间，离开中国的参与，它们的代表性和功能发挥会越来越受到质疑；反过来，离开与这些重要国际规则与制度的积极互动，中国也可能比从前有更大的损失和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一个显著上升的互动趋势。

趋势二：国际制度改革提速，国际格局不断调整，国际新兴力量参与到各种博弈中来。

国际力量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正如列宁很早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世界的几百年间一直存在，主要表现为主要西方国家之间争夺市场和资源、控制资本流动和收益、掠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实力彼此消长与斗争。然而，在新的时期和背景下面，发展不平衡的命题具有了更加积极的内涵与衡量尺度。

就国际制度的演变而言，未来中长期时段内，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从基本目标分析，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国（如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和中国、印度等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凭借自身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力图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长期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而传统西方霸权国家（欧美日等国居核心位置）则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包括打压非西方竞争者，以避免主导权的旁落。考虑到传统与新兴国家实际存在的各种差距，尤其是后者崛起过程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困难与危机），不同势力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而取代过程则漫长曲折。这中间，不能排除一些新兴大国中途受挫、停滞不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传统西方强国重振强势、引领新一轮竞赛的前景。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展迅猛、又曾经在九十年代后期被亚洲金融危机重挫锐气的印尼，便是前一类典型事例；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后期，也曾经有过相当低迷的一段，但随着海湾战争的全胜和克林顿执政时期经济荣景的出现，山姆大叔似乎依旧强大无敌。由此可见，看大国综合国力竞赛，切忌用简单的加减法计量。

其二，从新旧交替方式看，一种可能出现的方式，是形成各种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这些同时包含西方强国和新兴大国的力量中心，在某些地区强国（中东欧的波兰、西亚的土耳其、南部非洲的南非、中南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强力引导下，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贸易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对原先国际间行用的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挑战或加以修正；另一种出现几率相当大的方式，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他决策份额，经过长期而艰难的斗争较量，包括各种结盟与分化的手段，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

其三，从主要领域观察，在全球层次上，国际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将持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即：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一大平台；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到它们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的调整过程，将以互补、合作和竞争、超越的双重博弈，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在长期的此消彼长中，共同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来解释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战略、外交方针合法性的同时，自身也将不断地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与有效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有形无形地制约着世界范围各式民族主义、“文明间冲突”、新生态政治和重大社会思潮的起落。

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安理会改革的必然性与复杂性。可以说，在当代各种国际机制里面，联合国安理会对于国际冲突的制衡和对国际安全的推动是最重要的一个，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它在未来的作用可能还会上升。也正因如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希望在这一机构里有代表权甚至主导权，而六十年前在二战结束背景下确定的五常任加十非常任理事国的结构确实不能完全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这才有了激烈角逐、明争暗斗的安理会改革议论和各方博弈。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唯一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国家，中国对于国际集体安全这一中枢机构的变革，务必有全面的统筹考虑和相应的战略策略，例如，必须考虑日本、德国、印度等国入常后的实际影响，考虑广大发展中区域的普遍代表权的实现，考虑与其他常任理事国的协调与磨合关系，尤其是考虑中国维护自身利益和承担全球责任之间的平衡点，在研究界、主管部门和政治高层的密切磋商配合的前提下，提出中国的总体方案和具体步骤。这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而动态的调试过程，持续的时间将伴随整个战略机遇期。

趋势三：在国际制度的生成演进中，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过程中，经贸、外交、法律的作用增强，军事制度在保持强势地位的同时，其主导性和便利性受到更多约束。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主要国际制度诞生和作用的世纪。它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针对两次世界大战和若干重大局部战争的严重后果，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各国决策者和的首要事项，与此相应国家中，军事关系保持了在国际制度创造过程中的强大而首要的位置。在几百年国际体系的变迁中,在国家间关系的处理上,在重大争端的解决方面,军人一直是决策圈子的核心成员,军费开支始终占据国家预算的最重要部分,国防和对外军事干预的开支从来是大国(尤其是老牌西方大国及俄罗斯)优先安排的内容,尚武风习直到二战结束之前在很多国家的对外事务里都是主导性的社会风气。可以说,军事手段与外交手段或商务手段或其他对外交往工具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先性。

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和二战后诞生的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法律制度，目标旨在防止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再度发生；联合国系统中的多数国际制度与规章，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理事会、人权委员会和难民署以及维持和平行动（PKO），占有了大多数国际资源和排在各国政府议事日程的最前面，成了国际社会关注和国际组织活动的绝对重心。从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今天和未来一段时间，在上述逻辑继续有效的同时，有不少新的线索出现和新的要素介入，令国际制度的生成与变迁过程呈现多元、非线性的特点，也令传统的军事、外交、商务等等交往手段的重要性顺序及使用频率发生复杂而重要的改变，出现日益增多的变化与改观。

首先，外交民主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个地区，政府不得不适应社会公众更大知情权的要求并做出一定改变，NGO在国际组织和各种论坛上的发言权得到增强，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新媒介的层出不穷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某些垄断。因此，可以说，新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加入到国际制度制订和修改的有力参与者之中。典型事例如NGO在国际禁雷公约和对中小武器的管制加强过程中的角色。

其次，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贸一体化的势头日益强劲，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和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包括生产过程/消费偏好/融资流动之相似性的增强），从积极意义讲，无形中加大了各国之间尤其是主要国家之间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代价，外溢出政治对话、军事缓和、军备控制的效果。联合国秘书长在解决地区热点事务中调解作用的增强，安理会决议的特定威慑力和道义影响力的提升，各个地区联盟的安全对话与协调的密集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经济政治化、世界政治经济化的更大互动。

再次，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从长时段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之后，国际制度乃至总体国际关系的一个进步趋势是，各种武力霸权、政治威权、外交强权虽然没有消失，某些时候甚至强势显现，但它们受到的有形无形的约束在增多，战争使用的禁忌在增多，约束来自更多方向，相对过去而言其权重和便利程度均有所下降。这方面，美国给出了最好的教训：这个超级大国在军事上依然是超群的，它干涉世界各地事务的愿望和能力依然强烈而有力，但美国在军事战场之外的失败到处可见，支撑美军战斗力的财政资源受到更多约束，来自联合国和其他大国的制衡越来越明显，最近半世纪里几乎每隔一、二十年美国介入全球大型冲突的能力就要降低一个层次（从宣称“同时在两个半战场作战”，到“同时在两个战场作战”，直至近期所说的“同时在一个半战场作战”），而“软实力”、外交的重要性等因素被迫放在更高的位置。

显而易见的是，军事便利性将受到更多约束的预测，会引起不同的质疑，特别是考虑到现今军备竞争依然无休止、某些地区（如东亚和中东）依然存在严峻的军事紧张对峙的局面。这里，并非否定军事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未来很长时期仍将占据的国际事务决策过程的巨大权重。我们的观点仅仅是说，从长时段观测，从全球社会与国际关系几个世纪的演化看，军事的主导权和军事使用的便利性呈现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传统的炮舰政策越来越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军费开支总量尽管不断上升，但总体而言它们在各国GDP中的比重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态势；另一方向观察，国际性法制的重要性正在获得更大重视（如遵约程度的提高、国际法的相对增强、国际法覆盖面的不断扩大），“社会与国家”关系中前者的声音相对逐步提高，公民个体的权利和整体的社会力在国际和平与发展（包括制度演进）中的作用正在上升。不管存在多少曲折变动，未来一段时期这个线索的演进是可期的。

对于中国决策者和公众而言，这一趋势的政策性、战略性含义在于，一方面，作为一个后起的大国和东亚国家，对于传统强权国家压制中国崛起的危险要有足够防范，对于本地区冷战遗产的处理要有足够手段，包括军事手段、贸易手段在内的各种硬实力应当继续按照既定目标建设和强化；另一方面，也要对于国际法和外交的日益活跃及各种新形态有充分的认知和掌握，逐步建立与强盛起来的硬实力相适应的软实力，尤其逐步发展基于中国国情和需要的各种战略外援和公共产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国家的硬实力增长很快，而软实力的生长相对缓慢。对此不平衡应有充分的认识和改进的努力。

趋势四：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赛中，领土、政府权力、自然资源等传统因素继续有效的同时，技术进步、产业先机、“脑力风暴”等后发因素具有上升的作用。

仔细追踪不难发现，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制度里一如既往存在着激烈争夺、“下先手棋”的局面，只是这种较量在不同时期和领域有着不同的方式与表现。这里从三个不同角度略作论述。

首先看地缘政治学说的启示。近代早期为人们所熟悉的有所谓的“陆权论”，即先手控制大陆战略要津的理论，著名者如麦金德的格言：“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世界。”十九世纪又有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提出的“海权论”。它的基本构思是：海洋是那一时期列强占据殖民地争夺有利位置的主要空域，国家的地理位置尤其是海岸线的长度，尤其是一个国家对于制海权的重视程度，决定着这个国家在国际体系的重要性和国际话语权。二十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缘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后方区别的模糊等）的考察，创立了新的“空权论”（制空权学说）。由此推导不难发现，二十一世纪综合国力竞赛，将在更高、更大、更深的地球空间展开，深海、大洋、极地或外空可能体现出传统领土和政府权力的延续与超越；用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话讲，“谁占据了高边疆，谁就占据了国际主导位置”。

其次，我们来观察能源开发的不同途径与思路。尽管工业革命至今，以煤碳、石油、铁矿石、铜矿石为代表的天然矿石资源，一直是各国发展的主要能源动力，然而新的趋势已经显现，那就是核能、风能、水利、电池板、潮汐能、太阳能等清洁和可再生的动力源，在开发利用方面有更值得重视的远景。换句话说，从中长期角度观察，不论大小国家，只要率先掌握高效和便于储存的可再生能源，就有可能在综合国力的长期较量中占据有利位置，发挥超出自然幅员和人口规模的国际作用。

第三是“熊彼特命题”的启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即：竞争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不论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生产方法的创新或科学技术的创新，乃至社会生产方式的更迭，都是对从前同类的某种打破和，是在此基础上的超越与再造。熊彼特命题促使人们用全新的角度看待诸如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发展停滞或企业倒闭等等不利现象，并推而广之地用这种思维对待任何表面糟糕的事物与进程，从中寻找“危中之机”和发现新的制高点。也就是说，谁能在当下的问题与矛盾中找到解决它们的突破口，创造性把自己的劣势、困难转化为优势或先机，谁就可能在竞赛中后来居上、在新时期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谋划新时期的国家大战略，必须有新的思路与手笔。超出狭隘地域的高边疆，可再生的新能源，持续而创造性的破坏，便是新世纪的这类制高点。对于中国战略家和分析界人士来说，这些启示尤其值得重视。如果囿于传统的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想法，看不到新的思路与方式，可能令传统的优势和资源，变成保守僵化、阻碍创新的因素。

趋势五：国际行为体不断增多，加快了国际体系的分化、改组和再造的进程，国际体系呈现“分层化”和“多元化”动向。

虽然眼下讨论的是国家中长期战略问题，但这种战略的决策者和分析者都必须懂得，新时期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正在出现以往时代不曾有过的许多重大改变，国家战略的设计与实施应当适应这种改变。其中之一，是国际行为体的数目在不断增多，涉足面在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在不断提高；虽然尚不能撼动民族国家和由各国政府组成的国际组织的主导地位，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加快了国际体系的分化、改组和再造，使其呈现“分层化”、“碎片化”动向。在世界经济和贸易领域，各种各样的跨国公司正在改变全球经济版图。在世界社会和生态领域，相当多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组织和团体，加入到联合国为中心的各种重大论坛，在政府间峰会外召开各种“会边会”，不仅以“打擂台”方式冲击传统的国际议事日程，更试图用行动证明它们的目标并非虚言；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业已表明，国际NGO的崛起已是任何国家和正式国际组织不可轻视的挑战。在世界军事和安全领域，尽管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仍然垄断着尖端技术和主要军备力量，但显而易见它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的挑战者和竞争者，一些反核、反大坝、反地雷的国际NGO正在全力推进它们的目标；一些国家的公民社会运动与和平主义抗议力量，对所在国家政府预算的军事部分提出有力质疑和各种约束。无论如何，各种新兴的国际行为体使得21世纪的国际体系发生着更大更明显的层化过程，使得看上去曾经相对简单的国际关系格局呈现日益多元化的局面。进入新世纪的国际体系，越来越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结构：它不光有显著粗大的国际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的传统架构（第一层面，也叫“高阶政治”），还有日益强劲有力的国际经济、贸易、能源、资源、金融和物流的新型架构（第二层面，通常被称作“低阶政治”），更有不断崛起、更加活跃的国际社会、文化、宗教、媒体、出版、艺术、教育的新型架构（第三层面，不妨称之为“新社会力”）。上面讨论的“分层化”和“碎片化”现象，最常见的就是发生在第三层面上，而且由于这些现象的显化，“国际社会”再也不是一个抽象空洞、无法认知的概念，相反成为任何国家（包括最强大的国家）必须考虑和应对的给定环境。

趋势六：在国际冲突领域，一方面，地区热点和局部战争虽很难有效遏止，但另一方面，世界大战尤其是大国间的全面对抗可能性降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核武器的出现，给主要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带来全新的局面：一方面，“胜家通吃、败者输尽”和完全置对方于死地的思维发生重大改变，核武器更多用于威慑目的而非直接的战场攻击，由主要大国之间的战争而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国家之间的权力利益争夺和意识形态较量并未减少，通过人进行的局部战争和热点冲突时有发生。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之霸主地位的确立，在世纪之交带来国际体系和全球规则的重大转变，其中之一是人类被核武彻底毁灭的可怕场景随着两极对峙的终结而消失。不过，冷战时代形成的国际冲突格局（所谓“大战不犯、小战不断”）并未因此而中止；今天和未来相当一段时期里，由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角逐和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争斗引发的小规模战争仍有可能不断出现，围绕出海口与水道控制、资源稀缺或粮食短缺、部族积怨及教派矛盾、种族歧视或宗教差异、恐怖主义与核扩散问题等展开的危机可能上升到武力对抗的地步。

往中长期展望，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之间虽然将尽力避免全面战争对抗，但在某些地点和问题上实施“外科手术”打击、“拔钉子”战役、“先发制人”攻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特别是各种矛盾的结合部（要害区位）、在所谓“不同文明圈的分界线”上、在危机可控和代价有限的范围。

从国际战略设计角度观察，今后一、二十年内，各大国的战略设计思路也会发生相应调整与改变，即：更加重视消除多样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着力发展各种特种打击力量和功能性装备；更加重视危机的预防与管理机制，避免在突发性事件面前手足无措；更加重视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战略文化和族群心理的研究，防止类似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出现的“战场上打赢、战场外打败”的尴尬困局。世人见到的是一幅看上去有矛盾、实际是某种新趋势的画面：主要大国之间高谈国际人类和平、力求全球战略稳定、甚至大力消减核武、防备战略误判，而它们同时在建立自己的多层次、多强度的战备方案，发展更加迅捷、有效和多功能的武装力量，并且对中小型的“麻烦制造者”实施不间断的遏制、制裁和直接打击。“避免大震动”、“大国不开战”仿佛成为某种默契，哪怕它们之间有各种太极推手式的暗地较量和神经战层面的博弈。

在新的时期，国家仍然是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多数国家安身立命的法宝，但国际冲突的复杂因素，特别是强大国家的支配意愿和国际制度的网络功能，会以各种方式约束有麻烦国家、受打击对象的权利；国家国内状况及特定地缘战略环境，从内外不同侧面决定着国家安全的水平和国家的强弱。

趋势七：国家内部治理的好坏、政府的责任与能力，越来越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国际形象和权益；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多层次博弈，将更加快速、有力地得以呈现。

在传统教科书里，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基本上被认为是分立的、多半不相干的。信息技术和传播手段的不发达，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不衔接，以及某些政府刻意的闭关锁国，相当程度上造就了这种两分局面。按照旧时的理论和实践，一个政府（及其精英）在国内干得再好，那也仅仅是内政的范畴，它（及他们）未必获得高的国际评价与影响力；反过来，一个政府哪怕在国内胡作非为，它（及其独裁者）也能毫无困难地保留联合国的席位和在各种国际组织的投票权。也就是说，受到霸权时代（包括两极格局）维护的这种传统及其观念，与政府责任的履行及国内民权的状况无涉。

时代在变化，国际关系也在进步。现在世界的多数国家和多数公众，已越来越能感受到上述两分法的失效。放长眼量，不难得出结论，即：随着多数国家和整体国际社会的进步，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岂止是不可分割，前者简直就是后者的放大与延续。一个国家不论采用什么样式的体制，重要的是国家当局能否保持经济和福利的可持续增长，保证政治与社会的建设性（和谐式）稳定，保障人员、物流和资金的公平有效配置，借用眼下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要以“老百姓满意不满意”，作为最直接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凡是达标的政府，它在国际上说话就硬气，国家和安全就更有可能获得保障，这种体制的延展力和内外弹性均有可能超常发挥；而那些鱼肉百姓且蛮横无理的政权，哪怕天然资源丰饶、地理位置优越，它对外宣示的信用也会被国际社会打折扣，甚至出现被强制剥夺权利（即使是一部分）的后果。

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就曾经有过被联合国设置“禁飞区”的严厉场景。众所周知，美国和少数西方国家在制裁伊拉克问题上也做了手脚，以谋取不可告人的战略利益。但没有萨达姆的专制野蛮，不会有西方强权的霸道介入；伊拉克那一段的悲惨遭遇，是这个国家内部恶政与外部强权双重作用的结果。我们也不要光看到美国在国际上经常使用霸力，在某种程度上那是以美国国内体制对其百姓的善道为前提的；如果美国国内民主、民生、民权的任何一方面出了大麻烦，如果美国公众不高兴、不支持，哪怕五角大楼再添几个航母编队，山姆大叔恐怕也不会有现在这种全球干涉的底气。

还必须指出，国际政治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政治，前者的复杂博弈和反向作用也在改造、塑造、影响后者的内涵与方向，信息传播和全球化的其他手段仅仅是使这种过去不那么凸显的双重博弈变得更加有力、快捷、显化罢了。还是以那个超级大国为例：表面看，布什主义直接造成的是美国的国际失败（公信力大幅下降）；深层次观测，它也严重挫败了美国的民心与干劲，制约了美国的硬、软实力；“奥巴马新政”说到底，是以国内变革提升美国的体制效能，进而重振这个国家主宰世界的能力。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国家体制满足社会需求的效能及其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决定着各国家在全球社会的安身立命状态，决定着各自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大小。越往前走，世人对此会看得越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