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的悖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象，凤凰这一神鸟被人们寄托了诸多美好的内涵，自古至今，它的形象在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如果说郭沫若的代表性作品《凤凰涅槃》饱含着五四知识分子关于中华民族新生的热切期许和强烈诉求，其抒情方式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咏叹，那么，欧阳江河的近作长诗《凤凰》则向我们深刻地揭示了当下中国人们普遍遭遇的精神困境，其抒情风格也显得较为驳杂，采用了反讽、消解深度、符号拼贴、意义悬置等后现代诗歌技巧。而这一精神困境的核心，其实就是信仰的沦落和传统的断裂，而诗意的普遍缺失就是其表征之一，就如同诗人在这首诗里所慨叹的，“一些我们称之为风花雪月的东西/开始漏水，漏电”，诗性在这个时代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凤凰》一开头就向读者亮出了一个悖论结构：“给从未起飞的飞翔/搭一片天外天，/在天地之间，搭一个工作的脚手架”，此处的“飞翔”可谓徒具虚名，然而诗人却大张旗鼓为其营造一种仪式感极强的氛围，其用意显然在于强化悖论结构的张力，使其得以贯穿全诗情境推进、演绎的过程，引发出多层次、多向度的悖论性表达。

首先，诗人为我们展示了关于人类的飞翔悖论：“但众树消失了：水泥的世界，拔地而起。/人不会飞，却把房子盖到天空中，/给鸟的生态添一堆砖瓦。/然后，从思想的原材料/取出字和肉身，/百炼之后，钢铁变得袅娜。/黄金和废弃物一起飞翔。”人类的沉重的肉身渴望飞翔却始终未成正果，只能换一种方式，即从思想层面寻求突围。不过，在这里，我们看到，飞翔的主体并不是人类，也不是凤凰，而是一个堪称奇特的矛盾组合：“黄金和废弃物”。其中隐含的对于人类思想的批判和反思意味不言而喻。这样的批判和反思同样弥漫于以下诗行中：“人类从凤凰身上看见的/是人自己的形象。/收藏家买鸟，因为自己成不了鸟儿。/艺术家造鸟，因为鸟即非鸟。”收藏家也好，艺术家也罢，他们所能企及的飞翔也只能是“未起飞”的状态。

其次是关于凤凰的飞翔悖论：“一种叫做凤凰的现实，/飞，或不飞，两者都是手工的，/它的真身越是真的，越像一个造假。/凤凰飞起来，茫然不知，此身何身，/这人鸟同体，这天外客，这平仄的装甲。/这颗飞翔的寸心啊，/被牺牲献出，被麦粒洒下，/被纪念碑的尺度所放大。”毋庸置疑，欧阳江河笔下的凤凰形象，已完全褪去了曾在郭沫若诗里被赋予的耀眼光环，而变得有点局促不安，被“现实”硬生生地从高天拉回地面，甚至被固化在冰冷的纪念碑之上，失去了生命应有的活力。诗人显然有意地在人和凤凰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并突出后者与飞翔之间的微妙纠缠关系：“人，飞或不飞都不是凤凰，/凤凰，飞在它自己的不飞中”，与人类相比，凤凰的优越性昭然若揭：“凤凰彻悟飞的真谛，却不飞了。”

最后是超越人类和凤凰之上的语言的飞翔悖论。面对这个“词，被迫成为物。/词根被词根攥紧”的时代，诗人发出如此追问：“铁了心的飞翔，有什么会变轻吗？/如果这样的鸟儿都不能够飞，/还要天空做什么？/除非心碎与玉碎一起飞翔，/除非飞翔不需要肉身，/除非不飞就会死：否则，别碰飞翔。”这一追问不能不说具有某种悲壮的意味，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诗歌的当下境遇。诗人后来进而把这种悲壮意味提升到形而上的玄思：“为词造一座银行吧，/并且，批准事物的梦幻性透支，/直到飞翔本身/成为天空的抵押。”在诗人看来，只有语言的飞翔才是终极性的：“每样不飞的事物都借凤凰在飞。/人，不是成了鸟儿才飞，/而是飞起来之后，才变身为鸟。/不是鸟在飞，是词在飞。/所谓飞翔就是把人间的事物/提升到天上，弄成云的样子。/飞，是观念的重影，是一个形象。”然而，这种终极性飞翔最终也难逃悖论张力的牵引：“不飞的，也和飞一起消失了。”

值得注意的是，《凤凰》一诗中出现了诸如“民工”、“地产商”、“临时工”、“拆迁”、“城管”、“暂住证”等当下中国常见的符号。这些流行符号颇为突兀的嵌入，一方面凸显了某种鲜明的时代色彩，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围绕着“飞翔”这一核心意象而构成一个悖论性语境。

伍明春，文学评论家，现居福建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