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维一去看看那些 快被我们遗忘的“兄弟们”

金维一爱旅行，他新浪微博上的签名就是“如果待在原地，一生只如一天”。这句话的灵感来源于作家陈村的短篇小说《一天》：主人公清晨出门的时候，还是个没长胡子的弱冠少年，顶替父亲去工厂上班，晚上回家时却已经两鬓斑白，戴着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回来――他退休了。他的一天就是一生，他的一生就像一天。“这样的人生令人沮丧。更沮丧的是，明明知道人生不该如此，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像我这样的人，生命被各种责任、义务、功名、钱囊所裹挟，无法转身，只能如螺丝钉般固守在那里，任时光在脑门上飞逝，无奈一生变成一天。”

不甘于平凡的金维一，无法将一生变成三万六千五百天，只能勉力让自己多几个与众不同的日子。“最好的方式，就是带着自己喜欢的书，离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与事，去体会世界之大、地球之美，去感受生命不同的存在方式。”他的梦想是，把人类历史上留过印记的角落都走上一遍，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笔记录下我们的昨天和今天。“不是系统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是完整的地理大百科，但通过我的文字和图片，能让人约略明白人类的历史长河究竟流过了这个地球的哪些地方，又是如何蜿蜒而来，浩荡而去。”

至今，金维一已经游历过四十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个性与优势，但是最让他感到亲切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或许是曾经信奉相同“主义”的缘故，在这些国家，他真切地领略到什么是四海皆兄弟、天涯若比邻，总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最出乎意料的感动。就像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机场，边检人员翻开他的护照，用中文对他说了一声：“同志。”在国内，已经有七八年没人这么称呼过他了。

金维一说，这些曾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兄弟们，“在我们关系最铁的时候，我们没条件串门走亲戚。等我们有条件了的时候，我们又已经不是兄弟了！”他去看了那些快被我们遗忘的兄弟们，在不同国家里发现了相同的东西――希望。“无论是曾经的还是现在的，富裕的还是贫穷的，集体主义的还是个人主义的，我在每一个国家都看到笑脸，都看到人们对生活的渴望。我相信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就像《共产党宣言》里所说，在那个美好的世界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有个笑话，说英国人、法国人和另一个国家的人一起参观美术馆，看到一幅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吃苹果的画，三个人各自发表观感。英国人说，这一对肯定是英国人，因为他们彼此推让，表现得很绅士、淑女；法国人说他俩是法国人，因为在神仙园里谈恋爱，浪漫又多情；另一个国家的人说，这两位一定是自己国家的，因为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自以为在天堂。不同版本里，这第三个人出自不同国度，但无一例外，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笑话显然是在嘲笑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贫穷、落后。然而，它早已成为过去时，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思想意识早已今非昔比。金维一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为例，“你会惊讶于这个城市极高的物价，它最高档的消费场所和奢侈品专卖店，完全可以和纽约、迪拜相媲美。红场附近罗列着各种精品店，Dior、Armani的橱窗璀璨夺目，闪亮的碎钻织就巨大的商标，并不宽敞的街边停着豪华轿车，英俊潇洒的男士挽着身材高挑的美女。街上，光头嬉皮驾着哈雷摩托呼啸而过，尾气中都闪着银光。”在前苏联时代，这些是不可想象的。作为百年老店，古姆百货商场见证着莫斯科乃至俄罗斯一个多世纪的变迁。计划经济时期，这里长长的货柜经常空无一物，偶有面包和肉食，立刻就会排起长龙般的队伍。顾客为了买东西，常常需要排三个队：一个挂号，一个付款，一个取货。商品什么时候有，根本就说不准，一切看你的运气。有一张前苏联时代古姆百货商场的照片最能说明问题：一群顾客排着队，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柜台上仅有的一爿猪肉。而在今天，古姆百货商场里尽是世界时尚品牌的专卖店，美轮美奂，让人感觉仿佛置身童话世界。

时间改变着一切，飞速的变迁让人目不暇接，在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中，贫穷与富有互相交织，历史的魅影依然挥之不去。金维一说，在俄罗斯的乡村，他见过摆摊的老农妇，一摊的瓜果蔬菜加起来也就值二三十块人民币，然而在莫斯科，一个影视公司的老板请他吃饭，人均消费200美元，乐队伴奏，服务员个个美貌如花。在越南胡志明市，他去一家法国餐厅，人均消费30多欧元，而餐厅旁边就是一条弄堂，弄堂口就是大排档，人民币10块钱就能吃饱。西餐厅和大排档彼此挨着，人行道上还有个挑担卖水果的妇人，一筐水果卖完也就挣10块钱。“在那一刹那我都觉得有些恍惚，姓社姓资，界限到底在哪里？”

这些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都得到了发展，原因各有不同，有些是转变体制、转变观念带来的，有些是社会和科技的进步带来的。“俄罗斯底子厚，人文素养高，物质资源丰富，所以经历了短暂的阵痛后就走上了正轨。德国人很了不起，两德统一的时候把两国货币的兑换值定为1比1，西德人以物质的牺牲表达了对实现民族统一的真诚愿望，现在他们是欧盟体系中最可持续发展的国家。”

当然，就像十根手指有长有短，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并不都是整齐划一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正在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前南小国们，基本还是比较落后的农业国。给金维一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朝鲜，“那里几乎没有现代商业，就是说对朝鲜老百姓而言，钱在那里基本是没用的，因为基本是配给制。无论衣食住行，读书、看报、看电影，都是政府给你安排好、设计好的，你不用动脑筋，动了也没用。在平壤，你就是没有选择地存在着，你甚至不用担心吃什么、会不会发胖，朝鲜差不多只有一个胖子，那个人肯定不是你。”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去过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金维一发现很多我们过去的无知或者说偏见，比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带来了社会主义”。到了圣彼得堡他才明白，当年在冬宫并没有发生过如电影《列宁在十月》里那么激烈的枪战，“我们很多对历史的认知都是有偏差的，甚至是错误的。”

金维一走过这么多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意识形态曾经相同，但每个国家散发出的独特的民族气息是不一样的：

“最像中国人性格的就是越南人，他们从相貌到处事方式，都极近似于广东、广西和福建，很勤劳，能吃苦，脑子里就想着挣钱。你跟他谈什么主义他还真没兴趣，有那闲工夫都忙着挣钱去了。而越南居然还是目前仅存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俄罗斯人呢？他们始终不被西方世界认同，但他们有自己灿烂的文化，他们很孤傲，有很多坚守。前苏联时代，还是留下很多伟大的文学、影视和艺术作品，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再看被俄罗斯蹂躏多年的波兰，早已改变政体也加入了欧盟，但可能地处欧洲大陆寒冷的北端，历史上又被多个强国轮番侵略，波兰人天性就比较‘冷’，不太热情，也有点孤傲。好像这个世界都对他有所亏欠。我们在波兰那几天也有点奇怪，几乎没出过太阳，在奥斯维辛还遇到滂沱大雨，仿佛在为死去的冤魂哭泣。也许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但是，在金维一看来，和欧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似乎相对缺乏一点幸福感，对现实的抱怨多一些，对外来人的态度冷淡一些，公共场所的礼貌礼仪差一些，处理事情时的情绪急躁一些。这情景很像一部前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饥肠辘辘的旅客们在火车停站的间隙，像机械化饲养的鸡一样排坐在站台餐厅的长餐桌前，瞪着眼前的份饭。习惯了优雅生活的钢琴家受不了，问能不能照顾一下有病的胃换点热乎的菜来。服务员小姐回答说没有，钢琴师说那我不吃了。服务员小姐说菜已经上了，吃不吃是你的事，“同志，请付了钱再走。”

曾经“姓社”，让这些国家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有些格格不入。就拿波兰、匈牙利、捷克这三个国家来说，当年他们被划入社会主义阵营，很大因素是出于地域政治的无奈，“比如波兰，他虽然和信东正教的俄罗斯同属斯拉夫民族，但信的是天主教，和俄罗斯又有世仇，心底里最恨苏联；又比如匈牙利，不但信仰不同，而且根本就不是斯拉夫民族。他们被强扭在一起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终于回到西方的怀抱，但历史的遗痕很难抹去。”这三个国家，虽然都已入欧盟，都是申根签证国家，也基本采用议会政体，看似与其他国家没有壁垒，但他们的历史文化、经济水准与英法德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还是有所不同，最直接的一个体现，就是这三个国家至今都发行自己的货币，而不是欧元。“就好比一个班的同学，总有那么几个入班晚、读书也不太出色的学生。说不上是歧视，但出去吃饭唱歌就未必带他们一起玩了。”

相同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压抑每个民族灵魂中的底色。拿捷克人来说，他们有一种貌似投降主义的人生哲学：每次遇到敌人兵临城下，一看打不过，就投降――只要我照样过日子，你说怎样就怎样，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改天你被更强大的力量打败了，你就会明白，该是你的才是你的，不该是你的永远是我的。但是，你要是以为捷克人甘心被奴役，那就错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苏联出兵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女歌手玛尔塔・库碧索娃）勇敢地翻唱披头士的名曲《嗨，裘德》（Hey Jude），唱片热销60万张，成为1968年捷克单曲榜冠军。它宛如黑暗时刻中一道直射人心的强光，让当局如坐针毡。他们传讯库碧索娃，逼问这首歌曲是否在影射什么，她回答：“你也是个识字的人吧？你读了觉得是什么意思，那就是什么意思。”从此，她被禁止从事一切文艺活动，唱片被销毁，但是她从来不曾低头。四十多年过去，库碧索娃重新站在舞台上，而当年迫害她的势力，早已灰飞烟灭。“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就像《嗨，裘德》（Hey Jude）中这句歌词所说的那样，捷克人有自己抗争的方式，用歌声，用带着苦涩的幽默，甚至用性感。

如今，两极格局已不复存在，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仅剩5个。然而，相似的经历，让曾经的以及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一种超越语言的默契。在阿尔巴尼亚，一个古镇小店，店主是位当地老汉，热情地与金维一寒暄，并熟练地用中文喊了声“同志”，又指着他要买的马克杯说：“Made in China，义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