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的浮沉

2019-09-20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1985年12月,湖北安陆县爆出了一条重大新闻:28岁的青年农民黄汉涛被罢免了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理由是倒卖汽车和钢材。《湖北日报》迅速作出反应。罢免的第二天便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一千多字的消息。

记者获悉这个消息已是事发七八个月之后,安陆县城虽已不再沸沸扬扬,但余波仍未平息。记者发现这进里面还有更多的故事,于是一鼓作气调查了下去。

一封公开的挑战书引出一个创记录的结果。是义举是进步同时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黄汉涛是怎么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呢?说起这件事,原木梓公社的党委秘书李绵楚同志感慨不已。1981年,应城县的杨小运因第一个向国家交售万斤粮而蜚声全国,一时间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应城离安陆很近,那边的热流不断向这边涌来。李绵楚坐不住了。他把黄汉涛与杨小运作了个比较,发现两个人的条件十分接近,于是再三鼓动黄汉涛在报纸上公开和杨小运挑战。黄汉涛被说动了,可母亲急得直掉眼泪:“你刚吃上饱饭就想倒霉呀。你这是不想养我了,想进监狱是不?”枪打出头鸟的古训使她不愿意让儿子冒尖露富。不过黄汉涛毕竟年轻敢干,他没有理会母亲的眼泪。几天之后,一封《比一比谁的责任田种得好,赛一赛谁对国家的贡献大》的挑战书,霍然出现在地区的《孝感报》上。当时,黄汉涛满脑子想的只是怎么超过杨小运,别丢了丑,而未料到这封挑战书使他一举成名,直至登上全国人大代表的政治舞台。

1982年这一年,黄汉涛干得很漂亮,他盯住杨小运穷追不舍,到年底各项指标全面突破。几家报纸一直跟踪报道,后来,《人民日报》以“比翼齐飞”的醒目标题使黄汉涛在全国有了知名度。

省农会代表,省劳动模范,一个个头衔落在黄汉涛身上。1983年,他又一跃两级直接被省里提名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得知这个消息后,黄汉涛一家便天天守在收音机旁等候选举的结果。终于有一天,他听到了播音员清晰地念出了自己的名字。

安陆县城的激动也不亚于黄汉涛,因为黄汉涛开创了安陆的记录,是本县解放以来唯一的全国人大代表。这在西方就是“国会议员”呀,更何况这个“议员”是“民”不是“官”呢!

无疑,在农村这场伟大的改革中,黄汉涛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人物。县、地、省领导对黄汉涛的大力扶持是促进改革的义举。从“狠批资本主义”到推选带头致富的人享有国家立法的提案表决权,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尽管如此,记者仍然认为悲剧的种子从那时起就埋下了。

人大代表≠模范典型≠政治荣誉≠特殊

照顾,但在生活中不等号变成了等号。

自从黄汉涛当上人大代表后,村里说他这不好那不好的渐渐多了起来。人们倒一点不苛求他有没有参政能力,但却认为人大代表至少该是个模范典型。事实上,黄汉涛的先进性是说他在当时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并不是说他就完全具备了人们所要求的那种思想品德境界。1983年的黄汉涛和1981年的黄汉涛没有什么两样,可人们要求他的标准却升了好几级。

黄汉涛家的劳力多、畜力足,村里人请求帮助,比如借头牛什么的,他有时很慷慨,有时就没答应。于是被拒绝的人愤愤然:当个代表有什么可神气的!后来有人评论这件事时说:“你是人大代表,借牛给人家九十九次,可有一次没借,人家就不说你好。”

黄汉涛买了一辆东风140汽车跑运输,一天能挣一百元上下。村乡干部急着外出开会想借用一下,有时黄汉涛支支吾吾不愿意。于是把干部们也惹恼了:一个人大代表,就知道算计钱!

黄汉涛有着双重身分:个体农民和全国人大代表。尽管他在北京可以堂堂皇皇地进出人民大会堂,和各界名流共商国家大事,但回到农村,他只不过是一个农民,他还是得想着广开财路、发家致富,为实际利益精心算计。在不生儿子不罢休、叫喊负担重不情愿交提留的现实环境中,他也没有比别人做得更好。

黄汉涛当了人大代表后,县里各级领导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他。如果说过去的支持是对改革的促进,是义举,而现在则含有了对“特殊公民”的“特殊照顾”。人们过多地把人大代表看成了一种政治荣誉,那么,对一个为本县获得荣誉的人照顾照顾便理所当然了。1984年的时候,农民们为卖粮难发愁,而黄汉涛的粮食可以直接拉到县城出卖。农民们苦于买不到化肥,黄汉涛则有办法搞到。别人盖房子只能买市价钢材,他却能直接到省里要平价指标(指标到手时他房子已盖好,于是以市价卖出,获利两千余元。此事被定性为倒卖钢材)。这毫无疑问会使他和群众产生隔阂。公平地说,在当人大代表期间,黄汉涛也为村里人做了一些好事,但有些做法不过是把“特殊公民”的含义稍稍扩大了一些,招来的仍是不满和怨恨。一次他带本村人去搞化肥,十多辆自行车满载而归,一字排开,呼拉拉地从县城驶过。结果人们说:“耍什么威风!”“什么影响!”

人们对他也有过分苛求的地方。他家盖新房时,黄汉涛正在北京开会。他父亲把划定的地基硬是往外多移了一米,还口出狂言:“我儿子是人大代表,要告到北京告去!”事后有人对记者说:“主要是他父亲太癫狂了,他自己还比较谦虚。”可在当时,谁能这么心平气和呢?一股脑儿地把帐全算在了黄汉涛头上。黄汉涛的“群众基础”没打好,是他最终被罢免代表资格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关键时刻几乎没有人替他说好话,无疑坚定了有关部门的决心。然而落到这步田地,仅仅是黄汉涛一个人的责任吗?

行使参政权利反使心头蒙上阴影。

面对漏洞百出的调查材料,人大代表难有法律保障。

在黄汉涛的人大代表生涯中,除了例行的举手表决外,他真正行使自己的参政权利只有一次。而这仅有的一次,还使他心头蒙上阴影。

那是1984年5月,黄汉涛赴京参加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启程之前,村里农民请黄汉涛在会上反映一下他们的苦衷。这几年安陆县粮食成倍增长,卖粮难成了大问题。为了缓解矛盾,县委作了一个“藏粮于民”的决议,鼓励农民自办酒坊、粉坊等“四坊”,使粮食就地转化。可在具体执行中,一些基层干部不区分情况,按户搞数字摊派,强迫命令。这自然激起了农民的反感。黄汉涛抱着理当为农民说话的想法反映了这些意见。他先是肯定了“藏粮于民”不失为一个办法,然后才说“搞得不好会带来一些问题”,会“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经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黄汉 涛的发言。当黄汉涛拿到这张报纸时,他并不感到高兴,而是心头一沉。另一个农民代表则一语道破:“你闯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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