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神韵与赏新奇:姚际恒诗经阐释的美学观

摘要：《诗经通论》是清代学者姚际恒的力作，作者不介入历代尊《序》与尊“朱”的争论，抛开历代经学家因为认识僵化所导致的成见，不囿前说，涵咏篇章，寻绎文义，从而形成了以文本为核心的诗歌接受理论，体现了倡导回归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经典阐释思想。其主张诗贵神韵和诗赏新奇的美学观，使古老的《诗经》从厚重的经学阐释中走向诗意的呈现，展示出诗歌的审美特质，反映了作者的美学追求和审美理想。

关键词：姚际恒；《诗经通论》；神韵之美；以奇为美

中图分类号：I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6?0129?05

在《诗经》清学中，姚际恒是一位颇具思辨意识的《诗经》学者，富有敢于疑古的胆识和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据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引《武林道古录》记载：“少折节读书，泛滥百氏，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事于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游五岳，余婚嫁毕而注九经。’遂屏绝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十四载潜心苦读，终成大家。梁启超称他为“疑古的急先锋”[1]（80），洪湛侯则将他与崔述并称为“别树一帜的《诗》家”[2]（523）。

在清代经学氛围中，姚际恒主张排汉、宋《诗》学门户之见，力求从文本去探寻诗歌主旨。“惟是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意不致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凿之中。”[3]（9）他以“涵咏篇章，寻绎文义”为宗旨，探寻《诗经》的文学意蕴，引领一代《诗经》研究的风气。《诗经通论》不仅体现出姚氏卓越的诗论建树，尤其以诗贵神韵与以奇为美的美学观特立于《诗》学之林，并奠定了他在清代《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诗贵神韵之美

“神韵”一词始见于南朝史籍，如“神韵冲简”（《宋书·王敬弘传》）、“神韵峻举”（梁武帝《赠萧子显诏》），是品评人物风神气度的术语。南齐谢赫品画亦用“神韵”，他在《古画品录》中品顾骏之的画时说：“神韵气力，不逮前贤。”“谈艺之拈神韵，实自赫 始。”[4]（1353）至此，神韵为创作所追求的审美品质。“若此先后影响，而析理探本，正复同出心源。诗文评所谓神韵说匪仅依傍绘画之品目而立文章之品目，实亦迳视诗文若活泼剌之人。”[4]（1357）的确，从艺术审美而言，诗画同源，画以神韵为高，诗以神韵为美。神韵是中国艺术追求的至高境界，是重要的古典诗学理 论。

诗学史表明，南朝是神韵理论初见端倪的时代。钟嵘《诗品》总论言：“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滋味说”作为《诗品》鉴赏论的核心理论，侧重诗歌韵味之美。王小舒指出：“从诗歌艺术论的角度讲，它就是神韵说的源头。”[5]（261）堪为中的之见。之后，神韵说在历代得到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唐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的“味外味”说是“滋味说”的延续；宋代严羽的“兴趣”说则进一步阐释诗歌神韵美的特质：“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6]（24）明清两朝神韵理论大兴，论者众多。明王夫之《古诗评选》用“神韵”论诗，评汉高祖《大风歌》曰：“神韵所部待论。”评谢脁《同谢咨议咏铜雀台》曰：“凄清之在神韵。”胡应麟则直接以“神韵”论诗，他在《诗薮》中认为：“诗之筋骨，犹木之根干也；肌肉，犹枝叶也；色泽神韵，犹花蕊也。筋骨立于中，肌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充溢其间，而后诗之美善备。”清王士祯首次以“神韵”来命名诗歌选集，可见选编者的审美标准。“我们今天当然无法看到渔洋《神韵集》原本的编选情况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推知，以‘神韵’统摄唐诗的想法作者当时已经萌生了，这是很重要的。”[5]（299）其实，《神韵集》的诞生不仅意味着神韵诗学的成功运用，也表明神韵说是王渔洋诗学的核心命题。他在《池北偶谈》卷十八中通过诠释明代孔天允、薛惠的观点，提出了以清远为核心的神韵说，即：“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可见王渔洋“以清远为核心的神韵既 是一种诗歌的风格，也是一种对待现实的美学态 度”。[5]（306）神韵诗学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探索，至渔洋先生已走向成熟，至为集大成，不仅超越前代，亦泽被后世。当代学者郭绍虞先生指出：“沧浪只论一个神字，所以是空廓的境界，渔洋连带说个韵字，则超尘绝俗之韵致，虽犹是虚无飘渺的境界，而其中有个性焉。”[7]（472）其神韵说的主张即是建立在渔洋诗学基础之上，即“所谓神韵，又是所谓神韵天然不可凑泊之意”。[7]（474）以上仅略举一二，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但我们至少可以大致了解神韵诗学的发展概况。

那么，在神韵诗学方兴的清代，姚际恒不能不受其惠泽，他虽不直接以“神韵”来点评《诗经》，但在具体的诗歌鉴赏和评析中，却处处以神韵诗学理论为指导而展开评论，构成其独到的《诗经》阐释美学理论，即追求“句外求妙意”的神韵之美。

神韵并不是诗歌的某种风格或者特征，更不是某一流派的指称，而是诗歌总体的一种美感，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审美享受，“神韵实际上是一种综 合性的美感”。[5]（82）诗有无神韵，是鉴赏诗美的重要标准。

姚际恒阐释《诗经》时，首先体会到了《诗经》极具“言外之意”的神韵美。评鉴《诗经·齐风·鸡鸣》时指出：解诗者易于陷入纷繁的字句之中，亦不知诗之主旨，更无法领会诗之美。“若夫严氏曰，‘旧说以为古之贤妃警其夫，欲令早起，误以蝇声为鸡声。蝇以天将明乃飞而有声，鸡未鸣之前无蝇声也。’此说误矣。”[3]（115）他指出自严璨此说出，后人将重点置于蝇声与鸡声之辩上，穿凿附会，以误解误，距诗意甚远。“季明德以一章为‘疑其已迟’，二章为‘幸其尚蚤’。何玄子曰，‘贤妃谓君毋谓鸡声为蚤，过此以往，不但闻鸡声，将有苍蝇之声矣。”[3]（116）故“因叹诗人本谓误以蝇声为鸡声，解诗者又误以蝇声为蚊声，真堪捧腹”。[3]（116）他认为：“乃解诗者不知领会微旨，专在字句纷纷聚辩，使人不见诗之妙，何耶？愚谓此诗妙处须于句外求之；如以辞而已，非惟索解为难，且将怪作者矛盾矣。”[3]（116）不拘泥于文字本身，方可感受诗神韵之美。

自汉伊始，《诗经》诠释重在探求经义，学者们就字词章句展开解释，远离诗歌主旨，指向繁复的经义。姚际恒指出，诗歌鉴赏之妙正在字句之外寻求韵味，所谓“妙处须于句外求之”之“求”，道出了妙悟思维在诗歌鉴赏中的重要性。诗之妙在言外飘渺处，言外之美，只可意会，且需悟得。他评《召南·羔羊》：“此篇美大夫之诗，诗人适见其羔裘而退食，即其服饰、步履之间以叹美之；而大夫之贤不益一字，自可于言外想见：此风人之妙致也。”[3]（40）此诗之美在“不益一字”处，妙在“言在此而意在彼”处，这使读者产生了“言外想见”的审美感受，也使诗歌获得了“妙致”的神韵美。

句外求妙意是体悟诗歌神韵美的途径。如评《唐风·葛生》：“不露思字妙。”[3]（136）这是一首怀人之作，“思”是诗的主旨所在。他点评“冬之夜，夏之日”两句言：“此换句特妙，见时光流转。”[3]（136）的确，从语言的所指来看，这两句诗表现主人公失去亲人后的孤独和凄凉处境，而从深层次去体味，诗则含蓄地表现了主人公在无数个冬夜和夏日的思念中逐渐老去的情景，诗人为爱而憔悴的形象跃然纸上。他进而指出诗歌所蕴含的深沉情思：“言‘冬、夏’者，取时变之大，犹今人言‘寒暑叠更，裘葛屡易’也，见其无时不思，此一意也。云‘日、夜’者，见其无刻不思，此又一意也。以‘日’属‘夏’，以‘夜’属‘冬’，则各以其长者言之，此又一意也。末章转换，亦以见时之转换，此又一意也。诗意之耐人寻绎如此。”[3]（136）逐层分析，揭示出蕴含在诗歌语言深处的情感内涵。如此分析不粘连于诗歌语言指涉的现实性，而是藉以对语言的体会与想象，打破诗歌语言的现时呈现而指向更加开放的审美空间。

含蓄是诗歌神韵美的体现，而诗歌的含蓄并不仅藏于字里行间，更隐于诗歌的章法结构之内，隐秀委屈，如不悉心体察则无从得之。《陈风·株林》是一首以结构获得诗歌神韵的佳作：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车，朝食于株。

历来对此诗诗旨的解说多受《左传·宣公九年》记事的影响，多认为是讽刺陈灵公和夏姬之事。《毛诗序》言：“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姚际恒却发现诗歌章法结构之妙：“设问：‘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乎’？曰：‘匪适株林、从夏南’，或他适耳。然见其驾我乘车以舍于株野，且乘我乘车以朝食于株，则信乎其适株林矣。但其从夏南与否则不得而知也。”[3]（149）此段解释颇有新意，通过巧妙的设问，令读者充分感受到诗歌结构设置之妙趣，问：“去株林寻找夏南吗？”答：“不是去株林，只是去找夏南。”或者去其他地方了。只见他驾着我的车停在株野，驾车的马儿在那里悠然地吃草，可以确信他一定去了株林，然他是否去约会夏南就不得而知了。如此颇有趣味的诠释，将暗含于诗歌结构中含蓄之美巧妙揭开，妙不可言。姚氏于章末点评道：“再答以信辞，不更露夏南字，仍若疑辞妙绝。”[3]（149）诗人以含蓄的语言达到了讽刺的艺术效果。接着姚氏评道：“二章一意，意若在疑、信之间，辞已在隐跃之际，诗人之忠厚也，亦诗人之善言也。”[4]（149）诗歌的妙处正在于不明说，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情韵无限。关于诗歌的主旨，读者需从言外追寻，思而得之。最后进而指出：“首章词急迫，此章承以平缓，章法绝妙。曰‘株林’，曰‘株野’，曰‘株’，三处亦不雷同。‘说于株野’、‘朝食于株’两句，字法亦参差。短章无多，能曲尽其妙。”[3]（149?150）姚氏通过细心体味诗意，阐释诗歌的内涵与艺术特质，追求诗歌神韵之美。

此外，虚处着笔法也使诗歌获得无限神韵。姚际恒以独特的审美眼光发现了《诗经》运用虚处着笔之法的神来之笔。《大雅·卷阿》之第七、八、九章引凤凰入诗，以颂美贤臣云集之象。如第九章“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诗歌妙用“凤凰非梧桐不栖”的典故，以凤凰鸣于高岗，梧桐生于高岗，凤凰栖息于其上，喻贤臣云集于明君之旁，呈辉煌极盛之象，意出言外，神韵无限。末二句虚处落笔，虚写梧桐“菶菶萋萋”之盛，凤凰“雝雝喈喈”之好。就此笔法，姚氏指出：“皆镂空之笔，不着色相，斯为至文。”[3]（293）这种写法使诗歌含蓄委婉，颇具余音袅袅，情韵无限之美。

二、诗赏新奇之美

赏奇是中国文学创作所追求的美学思想，也是文学鉴赏的审美维度。文贵于奇、文如见山不喜平、“奇文”最可赏等，深得中国古典诗歌之要旨，亦合国人的审美心理。

姚际恒正是以赏奇的眼光去审视《诗经》，发掘 诗歌的奇美特点，揭示诗歌的美学意义在于“现实的延伸中”[3]（293），藉以实现他赏奇的美学理想，为《诗经》阐释寻找一条通往奇美之路。

“诗语自诗语”之妙在以奇为美，[3]（279）诗歌语言不似寻常语。《大雅·生民》是一首在祭祀仪式上颂美祖先圣德的诗歌，充满神奇色彩，表现出神话思维和原始宗教观念。诗歌所记关于姜嫄孕之奇、后稷诞生之奇、弃而不死之奇诸事，历代多有解释，然多有求实之弊。而姚际恒指出：“大抵上古世事本多奇异，而诗人形容或不无过正，如后人作文，喜取异事妆点，使其文胜耳。不如且依旧解，存其异迹，赏其奇文可也。”[3]（280）“赏其奇文”这正是姚氏的美学观，他将这一美学思想运用到《诗经》的阐释中，以奇美作为评价诗歌的重要标准，使古老的《诗经》在他的欣赏视野中获得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具体表现为：

第一，奇辞隽语尤可赏。诗歌是语言的艺术，用辞之精妙新奇能使诗歌艺术增色不少。历代不乏将《诗经》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多训诂、音韵的研究，而对其诗歌语言奇美特点的研究则相对萧条。姚际恒着眼于《诗经》奇妙的语言艺术，多有妙见，如以“奇文”“甚奇”“尤奇”“奇语”“奇妙”等词语点评《诗经》的语言之美，足以彰显他以奇为美的美学理想。

《幽风·鸱鸮》是一首很难确定诗意的诗，而姚际恒却慧眼识奇，点评第三章说：“承上予字，二章逐句以之装首，奇文，奇文！”[3]（165）他发现三、四章，除“风雨所漂摇”一句外，皆以“予”字开头，连用九个“予”字，不见重复之累，于平淡中见新奇。这样的点评使原本平淡无奇的诗歌获得了无限的美学意蕴，令人寻味。他多以“奇”来点评诗歌的语言，如鉴赏《小雅·北山》，特举四、五、六章：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僵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讽议，或靡事不为。

他在末章点评：“‘或’字作十二叠，甚奇。末处无收结，尤奇。”[3]（225）姚氏独赏此诗用词之奇美，细读之，这首诗之美恰在这三章语言之奇妙。三章十二句，两两诗句构成意思相反的对句，六组对句意义对比鲜明，表现了诗人对好逸恶劳、自私自利者的厌恶，以及对忧国忧民、辛勤劳者的赞美。尤为奇妙的是每句句首均由“或”字起领，极易形成意义上的相对和排比句式，且使诗行的转换自如，如行云流水，诗歌情感充沛，神气贯注，纯然是一气呵成的精品。《小雅·巧言》第三章：“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君子信盗，乱是用暴。盗言孔甘，乱是用餤。匪其止共，维王之卭。”姚际恒点评曰：“‘甘’、‘餤’字相应，奇语。”[3]（217）不仅赏用字之奇，他亦赏句法之奇，如评《小雅·苕之华》末章之“牂羊坟首，三星在罶”时言：“‘牂羊’二句但觉其奇妙。”[8]（256）

第二，奇思妙想之美。“说诗忌凿”，[3]（239）的确，说诗者多穿凿附会，忽略了诗歌奇思妙想之美的感受。诗歌意蕴无穷，重在其构思之妙。奇妙的构思能使作品化腐朽为神奇，收到点铁成金之妙。赏诗若能捕捉其妙，则使诗歌魅力无限。《诗经通论》中，随处点出诗歌神奇的构思艺术，使古老的《诗经》在读者的眼中妙趣横生。

点评《小雅·渐渐之石》末章之“有豕白蹢，蒸涉彼矣”言：“用事奇峭。”[3]（255）这首诗言士兵在外征战之苦，诗歌构思本无奇异处，而姚际恒所评却值得玩味。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据《史记·天官书》“奎为封豕，为沟渎”以及《焦氏易林》“封为沟渎，水潦空谷”之记述，认为此诗之“豕”指天象而言。[8]（473）“‘蹢’即蹄，白蹄与涉彼均系征人连类想像之辞。”[8]（473）根据闻一多先生的注释，这两句不过是描写天象而已，或由天象之运传递出征人在外之久，或天象预示着某种自然灾害的发生等，庶无奇峭。然而，姚际恒独见诗歌构想之奇峭：“此正指既雨后为言也。”[3]（256）“乃《集传》又曰：‘豕涉波，月离毕，将雨之验也’何居？”[3]（256）他对朱传的解释多有不满，赞赏其侄炳之见：“‘盖二者皆以不得其所为兴：豕性负涂而今涉波，月行中道而今离毕；武人有家室而今东征，是以行役久病，不遑他事。两两相况，意直捷而味深隽。此说甚佳，存之。”[3]（256）此观点不落俗套却见奇，颇得姚氏的审美观，这样的解释使诗歌顿增奇峭之美：一、二章写自然环境之恶，衬征人行军之苦；第三章则宕开一笔，通过写白蹄豕涉水和月亮靠近天毕星的自然现象，烘托水患之甚，征人之艰辛与人民之苦可以想见，诗意丰满且极富批判力。

姚际恒对诗歌点评亦多用“奇想”“奇思”等词语。如点评《小雅·蓼莪》之“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道：“奇想。”点评《小雅·小宛》之“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负之”道：“奇思。”评《召南·行露》之“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曰：“奇想。”评《王风·兔爰》之“尚寐无觉”、“尚寐无聪”曰：“凡人寤则忧，寐则不知，故愿熟寐以无闻见。奇想奇语，较《苕之华》‘不如无生’自胜多矣。”[3]（96?97）以“奇”点评诗歌，使诗歌生出灵动活泼之气，婉曲妩媚之姿。他极力反对死板僵硬的诠释：“《集传》句句增出‘死’字，大失诗旨，绝不成语。此诗不欲为‘不如无生’之直率，而《集传》偏以‘不如无生’意解之，是可笑也。”[3]（96）对于不同的诗歌，他能以不同的眼光去审视，揭示蕴含在诗歌深处的奇美特质。

《卫风·河广》是一首充满乡愁的诗，抒发了一位远嫁卫国的女子思乡而不得归的感伤之情。“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极尽夸张之能事，表达了故乡近在咫尺却不得归的痛苦心情。刘勰指出：“文辞所被，夸饰恒存……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刀，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9]（101）钱钟书先生亦言：“盖人有心则事无难，情思深切则视河水清 浅；跂以望宋，觉洋洋者若不能容刀、可以苇杭。”[10]（95）姚际恒则对“一苇杭之”、“曾不容刀”两句皆用“奇语”点评，以此表现他对诗歌奇妙构思的激赏。“一芦苇可渡，甚言其易，故为奇语。或谓河方冰时，布一束之苇，便可履之而渡。如此说《诗》，呆哉！不特‘固哉’矣！”[3]（88）他批判那些平淡的诠释，不仅破坏了诗歌灵动之美，且使解诗走向了呆板之路。在姚际恒看来，此诗之佳处不仅在夸饰之美，亦在构思之妙。诗人发挥了丰富的想象：黄河“曾不容刀”，可以“一苇杭之”，故乡能“跂予望之”“曾不崇朝”，却只可见而不可归去。如此奇思妙想衬托出了主人公迫切的思乡之情，使诗歌情韵摇荡。

第三，结构之奇。结构是文学作品的框架，是指作品内部的组织构造和总体安排。就诗歌结构而言，它包涵两个层面的意义：表层来看，它是作品的外在形态，是诗人如何安排章节、音韵、节奏、艺术表现等的方法；深层来看，它是作品的内在机制，是对意象的组织、意境的营造、情景的设置等，是作品涵意的有机统摄。

姚际恒既以“奇美”眼光从宏观上审视诗歌整体结构之美，亦从微观上欣赏奇章丽句之美。如《大雅·卷阿》是一首描绘君臣出游盛况、赞美周天子礼贤下士的诗歌。第七、八、九章以凤凰为喻，比喻贤才云集，一派君臣祥和之象，第九章在结构上承七、八两章之意，却另避蹊径，“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方玉润评曰：“凤凰之集于梧桐，向朝阳而鸣高者虚写一番。则‘菶菶萋萋，雝雝喈喈’之象，自足以想见其‘跄跄济济’之盛焉。”[11]（522）姚氏评道：“一章皆比意，全在空际描写，甚奇。”[3]（291）统观全诗，这一章既承上，亦巧妙地引出诗歌卒章之意，使得诗在章法结构上腾挪有致。方玉润亦深晓此章的妙处是全诗结构的轴力之所在：“是前半写君德，后半喻臣贤，末乃带咏游时车马，并点明作诗意旨，与首章相应作收，章法极为明 备。”[11]（522）《小雅·鹤鸣》是一首富有哲理思致的诗歌，全篇皆用比体，诗意委婉含蓄，学界多赏其比喻或比兴手法的运用，姚际恒却独能识其章法之奇妙：“通篇皆比意，章法绝奇。”[3]（195）

在欣赏诗歌的奇章丽句的同时，姚际恒对《诗经》运用比喻之妙予以“奇”赏，盛赞《诗》取喻多奇。如评《召南·何彼秾矣》为“奇喻”、《小雅·角弓》之“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为“取喻多奇”、《大雅·板》之“天之墉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为“取喻奇”。又如《周颂·小毖》之“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荓蜂，自求辛鳌。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其中“莫予荓蜂”是解读诗歌的关键所在。孔疏释为“掣曳”，朱熹《诗集传》释“荓”为“使”，于省吾《新证》谓应训为屏旁，屏旁训作屏藩辅助之意，均属未得确解，反使诗意隐晦。“荓蜂”指细草和小蜂，虽因其微小而易于被人忽视，却对人施于“辛鳌”而带来伤害，与“桃虫”虽小而终成大鸟构成危害形成并列比喻，“以喻武庚其始甚微，而臣服后乃为鸱张也”。[3]（346）文辞畅达，比喻鲜明。姚氏点评道：“愤懑、蟠郁，发为古奥之辞；偏取草虫等作喻，以见姿致，尤奇。”[3]（345）如此点评既使诗意畅达，亦使诗歌颇有新奇之美。

“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9]（136），道出了千古文章创作与欣赏的差异性，也阐明了文学艺术需要在不断阐释中获得新的艺术生命，正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谭献《复堂词话》）。姚际恒通过对《诗经》的潜心赏析，慧心鉴别，构出一番新奇而美丽的天地。他以奇美的眼光审视古老的诗歌，涵咏玩味之余，澄思渺悟，思接千载，融入诗境之中，实现审美感受瞬间的美感经验。追求“句外求妙意”之美，崇尚诗贵神韵，处处以“奇”赏诗，以“奇”评点，着眼于诗歌的章法结构、章句、遣词造句、修辞手法等，全方位构建了贵神韵、尚新奇的《诗经》阐释美学思想，表现了他以含蓄为美、以奇为美的审美理想，实现了《诗经》由经学阐释向美学阐释的转折，开阔了《诗经》阐释之路，为《诗经》学新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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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勰. 文心雕龙[M].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0] 钱钟书. 管锥编第一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11] 方玉润撰. 李先耕点校. 诗经原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Emphasis on Charm and Appreciation in Novelty：

Yao Jiheng’s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on “the Book of Songs”

Na Xiu-y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College of Humanities，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Abstract： “General Theory of The Book of Songs” is a masterpiece of Yao Jiheng， who， as a scholar in Qing Dynasty， was not involved in a dispute between respect in sequence and Zhu Xi and got stuck in the old doctrine. Instead he put aside the stereotypes of ages of the scribes.Yao Jiheng chanted chapters and explained classical， choose the correct and ruled out the fallacy， thus forming appreciation theory which is included in this article. And his theory reflects classic interpretation thinking about advocating a return to the aesthetic nature of the literary. Yao Jiheng’s emphasis on charm and appreciation in novelty made it possible to finish a transition from serious and solemn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the Book of Songs” to the poetic presentation， demonstrating the aesthetic qualities of poetry， which reflected his pursuit of aesthetics and aesthetic ideal.

Key Words： Yao Jiheng； the General Theory of “the Book of Songs”； Beauty of charm； Beauty of novelty

收稿日期：2012?05?21；修回日期：2012?09?26

作者简介：纳秀艳（1968?），女，土族，青海西宁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