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学生与民国外交

近代中国人留学美国自1847年容闳起，而留美学生开始涉足中国外交在19世纪80年代。清王朝覆亡前这些人中任职最高的已至外务部尚书。民国成立后，更多的留美学生回国进入外交界服务，形成民国外交界中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群体。

留美学生在民国外交界的崛起

中国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外事务开始由“夷务”向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转化。但此时办理外交的官员仍由出身士大夫的传统官员担任，19世纪80年代初留童返国后，其中不少人进入各地官署或驻外机构，协助办理外交或“洋务”。这是留美学生进入中国外交界的肇始。20世纪初，这批最初进人外交界的留美学生中已有数人担任外交要职，如驻美公使梁诚、外务部侍郎唐绍仪、外务部尚书梁敦彦等。因为留童总人数有限，故就整个晚清外交界尤其是高层而言，留美学生仍只是少数人。

这一状况在民国成立后发生显著变化。自民国初年开始，留美学生进入外交界服务的人数逐渐增多，尤其是担任外交要职者更呈明显增长趋势。以外交总长为例，从民国成立之初南京临时政府起一直到1928年北京政府被国民政府完全取代的16年中(即通常所称的北洋时期)，共有33任外交总长(包括署任、者)，其中有留美经历者9人共16人次，几达半数。从1920年颜惠庆署理外交总长起，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职位就主要在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这几位留美学生中轮转，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是由他们主导的。

再来看驻外使节的情况。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共派遣驻外使节38人，以教育经历区分，留学美国的10人，留学法国的6人，留学英国的3人，1人兼有留英、留法经历，留学日本的4人，留学俄国和比利时的各1人，自1920年后，中国驻外使节中留学欧美的人已占绝对主导地位。10名曾留学美国的驻外使节中有7人在1920年后充任此职，

外交总长和驻外使节这两个外交关键职位的情况表明，留美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已在民国外交界崛起，但留美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在民国外交界的崛起更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

清末民初中国外交制度乃至整个政治制度的演变则为留美学生进入外交界创造了条件。1901年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清政府在列强的逼迫下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之首。按列强的要求，外务部侍郎中必须有一人通西文西语。这为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人升迁高级官员开辟了一个专门的渠道。从实施情况看，这一规定实际上主要为留美学生提供了机会，如唐绍仪和梁敦彦在清末先后担任外务部的侍郎和尚书。与之相关联，清政府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并对“游学毕业生”进行考试，授予相应的功名出身，这又为留学生担任官职提供了新的途径。清末外交制度上的这些变更为留美学生日后在民国外交界的发展作了重要铺垫。

民国成立后，外交部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加强。1912年，35岁的颜惠庆出任外交部次长，而5年前他刚进入外交界。此时各部仅设次长一人，由于外交总长陆征祥体弱多病，常请病假，颜惠庆的职责相当繁重。而陆征祥之所以选中颜惠庆，是因为他自己长于法语，需要有讲英语的人才辅佐，可见对留美学生的倚重。同一年，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24岁的顾维钧回国，在担任袁世凯英语翻译的同时，任外交部秘书。当时外交部在总、次长下仅设4个司及由4名参事组成的参事室和4名秘书组成的秘书处。上述两例可说足留美学生进入民国外交界并开始崛起的象征。

之所以将进入外交界的留美学生称为群体，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着许多共同点。北京政府时期有留美经历的9位外交总长(包括署任和)中，唐绍仪、梁敦彦、蔡廷干均是留童，其余除顾维钧外均在19世纪末赴美留学。

日益增多的留美学生进入外交界自然会增强他们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而他们能逐渐主导中国的外交事务还与这一时期内乱不已、政潮迭起的政局相关。袁世凯时期，留美学生已参与重要的对外交涉，如二十一条交涉时的顾维钧。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裂，军阀派系争斗频繁，各派军阀均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争权夺利。而外交事务涉及与列强的关系，政府变更需要获得列强的承认，政府维持需要列强的借款，因此无论何派军阀当权都无法疏忽外交事务。于是权掌中枢的军阀就将外交交给职业外交官去办理，使得他们获得很大的活动空间，能发挥相当大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曹锟当总统时对企图干预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交通总长吴毓麟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这件事完全由顾总长决定。”

留美学生人数的增加、外交制度的变更和动荡不定的北洋政局，产生了民国历史上独特的职业外交官群体。因此，在1920年代派系政治的格局中，这些以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职业外交官获得了“外交系”的称号。与“皖系”、“直系”和“奉系”这样的军阀派系不同，“外交系”并无公认的首领和固定的成员，更无自己的军队和地盘，这一名称的出现正是留美学生在外交界形成群体并影响日增的具体反映。

留美学生对民国外交的影响

近代以来列强侵华造成的中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使国人将维护国家、改变不平等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从曾纪泽在收复伊犁谈判中的虎口夺食，到梁诚积极促成美国政府退回庚款溢款，中国最早的外交官已开始为这一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进人民国外交界的留美学生在他们的外交生涯中，更是为维护国家、改变不平等关系不懈地努力。我们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两次重要国际会议――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为例。中国参加巴黎和会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5位正式代表中，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3人都是留美学生。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在和会十人会上就山东问题驳斥日本代表的发言，逻辑严密，论据充分，有条有理，无懈可击。赢得了与会的美、英、法等国首脑的称赞。这是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为捍卫国家所作的第一次成功的演说。和会后期，当列强将日本所谓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无理要求纳入对德和约并逼迫中国签约时，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维护了国家尊严，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在与列强交涉中“始争终让”的惯例。两年多以后的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3位代表施肇基、顾维钧和王宠惠全是留美学生。他们在会上折冲樽俎，终使列强同意就中国的关税和领事裁判

权召开会议进行商议，十分棘手的山东问题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了一个初步的结局。这次会议由此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新的权益，就整个近代中国外交史而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具有一种界标的意义，中国的外交从完全被动地遭列强欺凌勒索，到开始主动地争取国家权益，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留美背景的外交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20世纪初起，留美学生中开始有人获得国际法、外交或政治学的博士学位，这些人进人民国外交界后由于其所受的专业训练和接受的思想观念，开创性地将国际法引进中国的外交实践，以发轫于西方的国际法与西方列强进行交涉。与以“夷务”观念来办外交相比，将中国的外交推进了一大步。例如顾维钧在美国以国际法和外交为其专业，他的博士论文《外人在华地位》研究外国人在中国所享受特权的起源和演变，强调中外间存在的问题应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进人民国外交界后，顾维钧就将国际法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去。1918年11月，在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前夕，顾维钧向美国国务卿蓝辛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从领土完整、独立这些国际法原则出发阐述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的要求，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理解和认同。这不仅提升了中国对外交涉的专业水准，更使中国能以国际法来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益。

不过，有留美背景的外交官对民国外交更深远的影响还是在巾国的外交战略方针方面。进人民国后，随着留美学生越来越多地步人外交界，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中联合、依靠美国的主张日益彰显。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后，时任外交部参事的顾维钧认为这时唯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支持的是美国，因此中国必须争取它的支持来制约日本。顾维钧这一“联美制日”的主张，不仅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也是他留学美国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对美国的认同与亲和感在对外事务上的反映。这样的“联美制日”与晚清中日危机时李鸿章的“联美制日”和“联俄制日”已不可同日而语，它不再局限在策略的层面上，而具有一种外交战略的意义，美国成为中国选择的长久的联合对象，随着中日矛盾越趋激化，“联美制日”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基本外交方针。

另一方面，由于这一“联美”主张以及留学美国的背景，这批外交官在外交活动中也有过于依靠美国的倾向。

从20世纪上半叶中国所面临的整个对外关系格局看，当时日本已成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在远东影响力日增的美国来制约日本，确是中国外交上一个可行的选择，应肯定其基本积极的意义。当然，“联美制日”的外交方针要付诸实施也非易事。一方面，受国力的制约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缺少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对它的期望之间叉总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被打败后，国民政府仍将外交的重点集中于美国，但“联美”的动因和目标则已完全不同，而此时主导外交政策的也已不是那批职业外交官了。

外交与内政互动中的留美学生

一般而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反过来，外交也会对内政产生影响。有留美背景的外交官不仅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写下了属于他们的篇章，也在民国政治的演进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

当时国内民众和舆论对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为国争取权益的外交官有较高的评价，并因此对他们寄予相当的厚望。而知识界较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积弱积贫至如此地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好人自命清高”。所以蔡元培、胡适等知识界领袖联合号召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出来与恶势力斗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盛顿会议中国三位代表中的顾维钧和王宠惠在会议后回国不久就卷入了国内政界。1922年8月，王宠惠任总理出面组阁，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在这之前，颜惠庆已在担任外交总长一年多后，过内阁总理的职位。于是，这批有留美背景的外交官在国际外交界崭露头角不久就趟入了国内政治的泥潭。

由于维护中国的和国家利益，是留美学生进入外交界的主要动因，因此他们确实希望政争止于国内，对外则应举国一致。

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这批有留美背景的外交官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常常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派系政治的旋涡。

对于这批外交官卷入政界后所作所为的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由于他们长期服务于外交界，担任政府要职，因此实际上提升了技术官僚在民国政府中的地位，并将他们受西方主要是美国影响的处世行事的方式带进了中国官场。而从制度建设的层面看，作为技术官僚，他们对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外交行政制度及其他政府机构的行政制度发挥了很大影响。由于在美国接受教育，了解舆论宣传对国家形象和外交政策的作用，有留美背景的外交官更注重与外国新闻界的沟通。清末颜惠庆在驻美使馆工作时，与美国新闻界已有广泛联系，顾维钧回国后也负责过相同的工作，并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利用媒体影响揭露日本侵华的阴谋。中国外交界注重并利用媒体在对外交涉中的作用与留美学生的积极推动和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

考察留美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在民国外交界的崛起，就是追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外交的近代化始于清末民初。外交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职业，从传统的“夷务”到近代外交的演进，新型人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留美学生恰在中国外交的转型过程中进人外交界，以他们的专业知识推进了中国外交的近代化，使中国出现了了解外部世界、具有近代外交意识、掌握专门技术的职业外交官群体，完全改变了中国对外事务官员的构成。他们对中国外交的诸多方面如外交战略、修订中外间的不平等条约、对外交涉的手段等都产生了重要和积极的影响。他们卷入北洋时期的派系政治也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