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边生命 杜可风

在国际上获得不少奖项的“杜可风”早已是电影界的名牌；可是跟其他幕后人一样，我们对他其实理解不多，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甜蜜蜜》中爱酒的英文老师。原来，这位说普通话的Christopher Doyle（杜可风的原名）也会偶尔自问“我到底是谁？”他笑言，来自澳大利亚的Christopher Doyle有时妒忌杜可风，但有时又会以外国人的身份，看见杜可风没有留意的东西，两个身份就像是两兄弟一样。“最好玩的是‘杜可风’根本不存在，他只在大家的思想里，所以‘杜可风’拥有很多的自由。”

来自澳大利亚的Christopher Doyle有个充满诗意的中文名字“杜可风”。成年后便四处“流浪”的他，在香港学习了普通话之后，便与大中华结下不解缘。“我在海边出生，所以特别喜欢香港。我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香港是我最爱、感觉最踏实的地方。这个地方给了我很多，我希望可以多还给它。”

香港人

不少人因为《阿飞正传》而认识杜可风，更多人是因为得奖作品《东邪西毒》和《花样年华》而对他予以肯定。香港给杜可风多一重身份，亦给了他名和利，港人都习惯和外国人说英语，可是杜可风却很尊重我们，一直坚持说中文，而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他在台湾和大陆都吃得开，习惯四海为家的他更笑说自己无家可归。“拍《重庆森林》的那段时间，我原本在香港租下了房子，但后来一直飞来飞去，所以直至现在我都是住在酒店。虽然我是无家可归，但这种生活很适合我。”在香港生活快有30年，平常爱以“香港人”自居的杜可风，坦言看到这十多年之间的转变，大家凡事都以钱行先，觉得非常心痛。“香港人浪费了10年，一直在等待、在偷懒，以为金钱才最重要，但是却忘了我们是谁。我现在是很希望可以和香港的新一代合作。”多年来，杜可风一直在香港人（杜可风）和外国人（Christopher Doyle）两个角色之间游走，他很庆幸两者可以互补不足。“Christopher对杜可风既嫉妒又佩服，就像兄弟之间的关系。多年来，我拍摄的电影有幸能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Christopher来自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同时拥有主观的杜可风，也有客观的Christopher，对创作者来说是非常幸运的。‘杜可风’这个名字给了我自由，也从总是喝酒的Christopher中抽离出来。”杜可风说，“杜可风”没有护照、没有身份，没有爸爸妈妈或兄弟姐妹，这种超然让他在创作时更冷静、更投入。

电影与人

都说金钱对真正艺术家的意义不大。爱以独特眼光看世界、说话经常跳线的杜可风亦坦言不想仅仅为了金钱而接下工作，共事的人才是最重要的选择条件。“不可能为了钱而接工作，就像如果我不喜欢王家卫，就不能这么长时间跟他一起工作。我和王家卫之间有很好的默契，有时我胡乱拍摄找灵感，就只有他可以在当中找到那些‘密码’。当然我们的合作都会有许多误解，但是当误解打开后，推倒重来就有了更大、更美丽的空间。”杜可风喜欢乱，爱热闹，因此觉得拍王家卫的戏特别好玩。“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跟人交往的机会。跟喜欢的人一起工作，可以有空间享受喜怒哀乐，如果跟不喜欢的人工作，多少钱也不重要了。而且一定要两个人有感情才能合作，毕竟旁边有人支持和鼓励是很重要的。”杜可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看电影也是从人出发，结果愈来愈少进戏院。“其实我并不喜欢看电影，到戏院5分钟就想走；我看不到剧情，只看到人。我有几个非常好的电影界朋友，但我没看过他们的作品。大部分做电影的人都是为了钱，而我是为了刺激观众，所以宁愿看纪录片的DVD，或看导演介绍自己的电影。”

女人是海

除了电影，最常与杜可风拉上关系的肯定是“女人”，无论在杂志、访问或电影内的角色，都看到他身边有不同女性。“这么多年来，很多人都说很记得我在《甜蜜蜜》里面的角色，而我自己也觉得跟他很像。其实当年是张曼玉看过剧本之后，说有个角色很像我。”杜可风有3个妹妹，自小便习惯跟女人在一起，因此对他来说，女人比电影还重要。“女人就是一切，有无限的可能性，我在海边长大，觉得女人就像海一样有高低潮，若女人是海，我就是风，有时起浪，有时行雷闪电，然后又归于平静。地球75%是海，我希望有一天地球75%是女人。”除了女人，杜可风另一个“密友”当然是杯中物，这个亲密的“朋友”对他来说是一种发泄或逃避。“多年来，我一喝醉就会去没有人的地方，更经常会在厕所里睡觉，但绝对不会打人。”杜可风笑言，这个年龄的他比以前安静很多。“我很喜欢现在的我，感觉比较自在，虽然有时还是会很激烈。”

家是展览馆

有说“六十而耳顺”，人到60岁时，再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事情，也更能看破人生和红尘。60岁出头的杜可风，满头灰白乱发，满口普通话，但却经常上文不接下文。他说人生半醉半醒，觉得现在生活过得特别好，没有太多身外物，就连闲时做的手工和电影周边作品，都统统拿来作展览。“好不容易可以靠自己想做的事过活，做医生做银行家可以赚很多钱，但我可以把自己零碎的想象展现出来，跟很多人分享。反正在香港只是住酒店，没有地方放东西，就索性把展览馆当成家，将我的东西送给大家。”杜可风认为，做展览必须面对自己，因此比电影更难，压力更大.最近他举行的《不在此处 不留彼岸》的展览，混合了文字、拼贴、装置、音乐、影像和互动程序来完成几组展品，透过亲自动手的过程自我了解。“我希望利用不同空间去展现一些简单的东西，观众不一定看得懂，但可以扩大自己的生活层面，这是我创作的最终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