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20多年，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几乎走完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路程。“摧枯拉朽，破旧立新”，到处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中国融入世界趋势日强之时,站在国际的舞台上，忽然觉得我们的背景有些模糊，那就是―民族文化。

今年2月初，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示，被称为地上“文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次系统地纳入国家保护计划。

6月6日，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诞生，从今年开始，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均被命名为“中国文化遗产日”。

中国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正在倾注越来越高的热情，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前景是“希望与忧虑并存”。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它在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进行一场艰巨的抗争。

长年致力于民间文化艺术保护的冯骥才曾在不同场合指出：“记录于传承民族文化，文字、摄影、摄像，一个都不能少！“

拿起你手中的相机、DV，行动起来，有可能你拍摄的一次民俗就是它在历史上发生的最后一次！

民间文化抢救者

2002年7月底，我第一次赴津采访冯骥才先生。在他充盈着彩绘樟木箱子、晋地宅院木门、雕花门窗、陶器、剪纸、年画、算盘、烛台、匾额等大大小小民间文物的工作室里，听他描绘即将要进行的一个伟大的工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在那一年的政协会议上，作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发言“抢救民间文化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在这一年的年底，工程就开始启动了。采访中，冯骥才先生对这个工程充满了信心，他说，他们的口号是“一网打尽”。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对960万平方公里、2000多个县、56个民族进行地毯式搜索。冯骥才比喻中国像个大贵族,这个贵族不知家底多大,他愿意成为清理家底的账房先生,以让国家心中有数。

当谈到民间文化整理手段时,冯骥才说运用三种手段:文字、摄影、录像。这三者缺一不可。他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志愿者，尤其是摄影师。当时若不是我有孕在身，真的要报名去参加作一名志愿者。

后来，我休产假去了，而这次采访的稿子却流产了。但是，对于冯老的这项工程，我却是一直在关注着。即使在我拿着DC与DV忙着给孩子大量拍摄的时候，也会想起冯老对影像记录功能的解读：“人们总是希望能够抓住一些可以依傍的可以挽住的东西。就像大人给满月的孩子录像，是希望将来孩子能看到自己的童年，不希望他（她）的生命随着时光就过去了，最后连自己的存在都找不到了。”没能亲身参与“抢救工程”，对民间文化心存热爱使我成了这个工程最热切地观望者。

4年过去了，儿子已经3岁多了，对那次没有结果的访谈，我心里总有歉疚之意。一直计划着什么时候再去拜访冯老。当年计划用10年的时间完成的工程也已经接近一半。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冯老再次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2006年8月4日，阴。我们驱车从北京赶往天津大学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在参观了充满人文气息和灵动韵味的研究院大楼后，我们坐下来，对冯老进行了一次关于DV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

没有过多的寒暄，冯老开门见山地将访谈引入正题。“近些年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变化非常快，但在文化上我们损失的东西太多了。城市在迅速地改变，环境的记忆在消失，沉甸甸的城市的生命在迅速地变成彼此相像的、浅薄化的东西。同时，民间千千万万个村落转瞬即逝，而我们文化的根就在这里面。这种损失是伤筋动骨的，但是人们并没有感觉，人们很高兴生活的变化，因为我们贫穷的时间太久了。中国变化的过程是一个物质化、商业化的过程，人们的注意力、兴趣点和欲望都在物质世界里，不会关注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世界的损失，但是等我们看到文化的损失时就没有办法补救了。因为使一个人富裕起来是容易的，使一个人有文化是困难的。”

“我曾对民俗学家们说：‘你们在书桌上搞的民俗学的对象已经快消失了。’我们必须回过身来，守望我们的根，守护我们的家园。于是我提出，必须对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次全面的、地毯式的、不留死角的、不留遗憾的普查――登记、整理、存录，然后保护、弘扬。我的想法就是让全社会的注意力关注到这个点上来。除了文字性的描述、图片摄影，录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录手段――因为我们做的主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区别在哪儿呢，为什么一定要用录像的方式来记录呢？

“首先，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物质本身，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人，是传承人。比如民间音乐的载体是歌手，民间舞蹈的载体是舞者，民俗的载体是民俗主持人，如果人没有了，我们的文化就消失了。”

说到这儿，冯老讲了一个故事。在中国民协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的一次田野调查中，人们发现了垄东地区的一位老太太，她会的民歌又多又好，于是学者们回来后提出申请一台摄像机。半年后审批通过了，学者们带着设备回到了垄东，却被老人的闺女告知，三、四个月前，老人已经故去了。“我妈在故去之前说了一句话：那些人怎么还不来啊！”

是啊，这样的故事也许我们并不是第一次听到了。记得在一篇关于陕北剪花娘子的文章中我看到过这样的话：“村子里每一位老人的去世都意味着一座民间图书馆的消失。”

DV机很多人都有，但是用它来为一位民间艺术家和他（她）的艺术存录，这样的事，又有多少人去做呢？举起DV机总是容易的。

“另一个需要录像来存录的原因是，与静态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动态的。”冯老继续说，“比如民间的戏剧、舞蹈、音乐，就必须要用摄像来记录它的全过程。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做到先存录它。这样才能让后代人知道，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有多少样式，到达了什么样的高度。我们存录多少，后代人知道多少。如果我们把博大精深变成了有限传递给后人，每代人的传递都递减，中华民族的文化就越来越少，越来越浅薄。”

“要想完整地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用录像的方法。”冯老举例说，“比如年画。我们以为印好的年画就是我们民间文化，其实它只是载体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印制年画的过程和技艺，这些技艺是口传心授的、是婆领媳做的。”

冯老起身拿来了他们制作的杨家铺子年画集给我们展示。这是一个极其精致的木盒，盒盖就是一幅老虎年画的模版，打开盒子，里面是厚厚的一本书和一张光盘。冯老告诉我们盘里的录像就是对这种原生态民间艺术过程的记录：“连卖年画时唱的歌都有。”翻开印制精美的书籍，冯老详细地给我们讲解着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年画按题材和体裁的分类、张贴的位置和尺寸以及起到的作用、制作的习俗和过程、工具和材料、关于年画的传说、画店和艺人的历史、历史上的销售情况等等。“这些在光盘中都有影像资料。”

“杨家铺子仅仅是一个年画产地，还有很多其他的年画产地，还有很多其他民间美术种类，比如剪纸等等。”冯老又细心地为我们依次展示。看着一张张详细的制作流程图、一幅幅精美的作品照片，一段段细致的图解和文字，在震惊的同时，一种深深的感动涌上我的心头――在这样一个时代，还有这样一些人，做着这样的事。在精良的印制和精美的装帧背后，我看到的是制作者的耐心、信念和严谨的态度，看到了一种守望民间文化的责任感。

合上画册，冯老感慨地说：“很多原生态的东西都在改变，有可能你拍摄的一次民俗就是它在历史上发生的最后一次。我们要多留东西，多留本真的东西。”

我不禁想起在1994年，有600年历史的天津老城开始拆迁时，在天津土生土长的冯骥才自费组织起一个摄影队和一批专家进行记录。提起这件事，冯老仍然十分动情：“可能是受作家思维影响吧，作家的思维总希望留住一些东西，对生活有一种珍惜、惋惜。我出生、生长在这个城市，当它要拆掉的时候，我很动感情，前后花了80多万，请了各方面的专家一大批人，把老城跑了多少遍，一条街一条街地拍了三万多张照片，还拍了一些录像。我必须要把它记录下来，必须让后代人知道当时天津是什么样的――它是一代人的生命和创造，我们不能让它们消失了，这就像我们留下姥姥奶奶的照片一样。”

冯老又给我们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在唐山大地震中，我的房子全烂了，全家差点被埋了，我是把孩子放在肚子底下，掏了一个洞爬出来的，地震以后下了大雨，还有余震，谁也不敢进去。但是我爬进去了，用借的一个相机，把地震后的场景全部记录下来了，还爬到对面一个危楼顶上拍摄了我房子的远景。我在文章中写，人生有些日子是应该留住的。对一个民族来讲，文化也是应该留住的。”

在随后的采访中，冯老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瞬间变为永恒。”如果说他挽留即将拆迁的天津老街和即将重建的天后宫是受作家的思维的影响，那么“化瞬间为永恒”也许就是冯骥才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思维。我回想起在采访前参观的冯骥才的大树艺术馆里的展品，冯老的画作在中国画的神韵间融入了西方美术的透视法，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大量表现了光影的关系，将一瞬间的光线和情绪凝固在笔下。

“人类发明照相和摄像最伟大的意义就是可以留住生活。通过什么方式留住生活呢？主要是通过细节，一些重要的细节。我们可以把再现事情本质的、最生动的、最有意义的时刻捕捉下来，这个锻炼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提高修养的过程，也是业余到专业的过程。”冯老说，“我希望我们《大众DV》的读者能有‘珍惜生活、挽留生活’的意识。”

采访即将结束，临行前冯老送给我们两本画册――《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今年我卖了一些画，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支持了一些项目，发了一个民间文化守望者奖。我们必须支持一些在第一线干的人。比如这个叶星生”冯老指着画册，“他是搞民间文化的，捐了几千件一级文物给国家。”合上画册，冯老充满感慨地说了一句平淡却感人的话：“这些人都很了不起，都是干了一辈子。” 是的，这些年来在民间文化领域，有无数志愿者从未被写进任何一本书籍，从没被任何一个机构表彰，但他们坚持做的却是最烦琐最艰苦的工作，默默无闻地把自己的生命能量奉献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

采访回来正是北京的下班高峰，我在公车上找了一个人少的角落，倚靠着扶手翻开冯老送我的书――《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在书的代序中，冯骥才这样写道：“人身上最承重的是脊梁，但脊梁隐藏在后背里看不见。”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看着车厢里我身边的一张张疲惫的面孔，他们不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冯骥才作品中关注的社会中的种种小人物吗？他们的生命在都市的烦琐中流逝，正如迅速成长起来并逐渐抛弃本真的婴儿，不同的是成人有自省的能力，即使有时我们忘了我们有。于是有了这样一批守望民间的“文化脊梁”――“当全球化的飓风把我们的文化遗产吹得纷飞欲散之时，这些人毅然用身体顶上去。”他们都是最普通的人，他们所做的只是倾尽个人所有为后代证明一种存在。那么，对于持有DV的你我，也许需要的只是一种挽住流逝的意识，一份守望身边的勇气。

留下精彩

图/文冷 柏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原生态的民间艺术正走向流失和消亡，尤其是口头文学戏曲等。一是缺少继承人，二是缺少记录的媒介。我在拍摄皮影戏和纳西古乐时，看到老艺人的剧本手抄本和工尺谱手抄本，这是古老戏剧传承的一种形式。但其中，许多地方的记录符号和白字，只有这些老艺人才能看懂，主要还靠艺人口头和手把手的传帮带。

几年前，我在拍摄皮影戏时，就被皮影戏精彩的画面所打动。夸张的造型，只有在灯光照射下才能呈现出的色彩，在老艺人的地方口音的伴唱下，古色古香。随着拍摄的深入，照片已不能满足记录的需要。虽然我也作了文字记录，皮影人物的肢体语言与唱腔伴奏，是无法用几幅照片所能表达的。于是，我便开始带着DV机，尝试把一段或整个戏摄录下来，如果有机会出一本皮影戏的画册的话，有文字、有图片，再附上光盘，将是一套完整详实的皮影戏教材。

第一次用小DV机拍完后，我曾作成了VCD，让朋友们观看。原汁原味的剧情表演让没有看过皮影戏的人大饱眼福，啧啧称道。但我也看到了小型DV机的不足，一是像素低，再就是没有手动调焦和光圈，无法控制光影和景深。之后，我又带上了Sony390DVCOM较为专业的摄像机。这无疑是沉重的负担，外加一个大箱子，还要带上各种照相机，苦不堪言。坐驴车，搭三轮，翻山越岭，就是为了留下那行将消失的原生艺术。

若干年后，这些影像将是珍贵的史料。

影子的魅力

“百万雄兵战场中，烈烈轰轰掌权横。一声令下如山重，人欢马跃鬼神惊。本帅穆桂英、杨文广挂了帅印，平定西凉，老太太恐有闪失，命我等随征，今日教场排兵,众将听令……”

农历八月，挂锄季节，随着夜幕的降临，在辽西偏僻的山村里，一阵咚咚紧点慢点的锣鼓作响，男女老少聚集在场院里，惬意地观赏着古老的大戏――皮影戏。

这是几辈人留下习俗。那时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唱几段戏词，讲出戏中的故事。

辽西一带的农村皮影戏在当地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据考，该地区的皮影戏是由河北滦县传过来的。那时天津一带的盐贩子到此贩盐，其中有的人通晓皮影表演，为了解除旅途在外的寂寞，随身带着皮影道具，自娱自乐。空闲时，也给当地人看，久而久之，当地人接受并学会了这种表演，并溶进了本地区的特色，形成了本乡本土的皮影戏。

由于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这里的皮影戏变化不大，依旧保留着古老、原始的味道，只是照明的工具由原来五嘴煤油灯换成了灯泡，麦克风之类的现代音响则一概没有，全凭演员捏脖子、吊嗓子。

当地皮影戏，过去又叫经卷戏，主要为宗教祭祀之用，如村民请愿、祈雨等。后来，成为民间娱乐形式，农家取亲、盖房、祝寿等大事更少不了请戏班捧场。受一户或几户或全村邀请。院影唱三天，大影唱六天，吃住摊派各户，报酬给钱给粮双方协商。这在当时也是艺人谋生的行当，据说属360行之列。三、五个人组成一团，拥有皮影的人叫箱主，也称箱东。

“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皮影戏以其完整的戏曲内容及精美的皮雕造型，通过灯光、影幕、音响、唱腔和影人的表演表现出来。独特的雕刻人物和动听的地方唱腔，并用当地乡土语言道白，可谓是戏中有画，画中有戏，极具民间特色。皮影戏用古老的表演形式讲述着民间古老的传说与故事，它是一部通俗的历史画卷，为研究民俗文化提供了生动详实的素材。皮影戏被称为“历史的影子”，而用驴皮、羊皮镂空的皮影造型夸张，线条细腻，更是民间美术的一朵奇葩。

当地皮影戏可演出70多部戏，主要有《聚虎山》、《四平山》、《五祥山》、《双锋会》、《毛牛阵》、《四郎探母》、《杨金花夺印》、《穆桂英大破洪州》等。皮影戏表演中的唱腔十分丰富，主调有七字赋、十字赋、五字锦、三字锦、三顶七、三拴、罗嗦句等。外调有孝清佛、压油子、一顺边、游云子、细米边、姐儿欢、小东腔、大清板、二清板、三清板等。不同人物、不同场合、不同行当、不同情节，不同演唱。主要乐器有锣鼓、镲、车子弦、六子弦、葫芦头等。

正月里，坐在农家的热炕头上，古色古香的影人，土腔土韵的曲调，细细品味，如醉如痴；八月节，皓月高悬，坐在场院的草垛上，虫吟蛙鸣，田野飘香，影匠们挑灯演到天明，山村里回荡着依依呀呀的声调。

一幅美妙的乡村画卷。

一桢详实的民俗场景。

由于受现代文化的冲击，辽西的皮影戏逐渐走向衰落，尤其是一些老艺人年事已高，而年轻人又不愿学这门手艺，乡村皮影面临着断档失传的境遇。

曲终人散。老影匠无可奈何的表情，述说着逝去的荣耀。

断了弦的葫芦头，落满灰尘的影箱子，发霉掉页的影卷。

老影匠全然不知这破烂的行当竟是珍贵的民俗史料！

老影匠身怀着的是一项民间艺术的绝技！

上千年形成的皮影艺术，是否因老艺人的离去而失传？

老艺人平生第一次演出时有人给拍照，我暗自担忧，这些剧照会不会是对乡村皮影戏最后告别演出的记录？

聆听历史的回声―纳西古乐

图/文冷 柏

中国云南古城丽江，美丽的玉龙雪山脚下珍藏着一块华夏文明的“活化石”―纳西古乐。纳西古乐广泛在纳西族民间流传，它包括《白沙细乐》和《洞经音乐》两部分。前部分为纳西族古老的风俗音乐，而洞经音乐则为道家礼乐活动之用，兼颐养身心之功效，曾盛行于唐宋时期的中原，明清之际流传各地，为各阶层文人官宦所喜好，演奏于大雅之堂。晚清之后，社会动荡，战火频发，洞经音乐声渐衰竭，几近失传。中国古代音乐也因此被称作“一部无声的历史”。

然而，在云岭深处纳西族聚居的丽江，却因偏远闭塞的地理环境和喜文嗜乐的民间传统，将洞经音乐奇迹般地流传下来，并与地方音乐进行了创造性融合，发展成为风格独具的纳西古乐。纳西古乐使用的主要乐器在中原都已失传。它的曲调既完整保持着洞经音乐的庄重、古朴、纯正，又吸纳了宫廷音乐的典雅，同时又揉入了汉曲丝竹乐韵和纳西民歌色彩。

如今谙此乐律的老乐师多已进入耄耋之年，望着老人们沧桑的面孔，聆听着悠远的古曲，再次感叹中华音乐的灿烂与凝重。

拍摄背景：

2003年春节过后，我去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云南丽江采风。丽江不仅有常年积雪的玉龙雪山，还有保存完整的古建筑群和悠久的民族文化。这里是纳西族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古老的东巴文化记载着纳西族的历史。少数民族生活、艺术的多样性让丽江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圣地。

不听纳西古乐就不算到丽江。由十几位老人用古老的乐器演奏出古老的曲调，会把你引入一种虚无缥缈的意境，给你难以名状的抚慰和温馨；又唤起你从未有过的回忆和思绪，引发你对民族历史的追怀，对神话境界的向往，对古代生活的想象。1989年3月，美国全国广播电视网用一周的时间，向全国播放纳西古乐，引起了轰动。

在表演台的上方，悬挂着已经去世的老艺人的照片，能表演纳西古乐的老人越来越少，今天的古乐就是明天的绝唱。我产生了用像机为纳西古乐留下影像，为老艺人留下影像的想法。我用两天的时间寻找表演纳西古乐的老人，拍摄一个个珍贵的镜头。

影像中的文明遗产

朱靖江

人类文明似乎总是在记忆与失落之间往复徘徊。从上古时期的朴拙岩画到当代的CG图像，从贵州苗人刺绣在衣衫上的迁徙路线，到秘鲁的印第安人勾勒在广袤荒原上的巨兽飞禽，人们用线条与色彩记述着古老的历史与内心的信仰，并让它们如溪流一般传承至今。或许正是这份执着于形象的力量，我们才得以在诸多古老文明湮灭之后，透过残存的痕迹印证昔日的鼎盛时代。又将我们今日的浮生种种，绘影图形，留存给千百年后的子孙去追想与描摹。

虽然文化的传承有史以来从未断绝，然而影响遍及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拯救运动迟至近代才掀起波澜。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人类学是这一运动的肇始者之一，正是基于历代人类学者无远弗届的田野考察与文章论述，隔绝于全球各个角落的文化潜流才逐渐汇合成一幅脉络清晰的人类文明图景。几乎诞生于同一时期的摄影术则首次客观地再现了我们的现实世界，特别是1898年电影问世，活动影像的强大魅力使摄影机迅速成为人类学者与探险家们的新宠。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遗产记录活动，便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由一批英国人类学家操弄着老式摄影机，在托雷斯海峡拉开了序幕。此后由美国纪录片导演弗拉哈迪拍摄的电影《北方的纳努克》，更堪称一部跨时代的文化遗产传承巨片。80年后，当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早已驾驶电雪橇、手持小口径步枪猎捕海豹的时候，他们祖辈卧冰尝雪的狩猎英姿与传统技艺，依然留存在这部不朽的影片当中，骄傲地展示给后世的子孙。

时隔近一个世纪，又一场文化遗产的守望风遍了全世界。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正式生效，在中国，曾经被视作乡俗俚习的民间赛会、不登大雅的皮影小戏，甚至若干年前还被视作洪水猛兽的宗教祭仪，都赫然成为公约所明文保护的文化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保护运动正当其时，除了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趋势之外，DV影像的蓬勃发展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武器支持。精细而周到的影像能够构建一套完整的文化现场，相对真实地再现动态流程和空间关系，较之文字描摹或图片定影，更具有整体复原的参考价值。

与此前侧重于景观、建筑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不再是“物”，而是将“人”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文化空间、歌舞戏剧、还是传统工艺，都是人与人之间、生命与生命之间交流传承的思想产物。如果文明延续，这样的文化行为可以千百年绵延不绝；如果人脉断流，失传的绝技就很难重现江湖。因此，作为自然遗产的巍巍泰山只要不遭天灾，作为文化遗产的煌煌故宫只要不逢人祸，大都可以平心静气地颐养天年，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二木卡姆或者古琴、昆曲，更遑论藏在山野乡村自生自灭的剪纸、社火、傩戏之属，倘若赖以存活的文化环境发生逆向的变迁，不出百年，就可能“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DV影像的价值正在于为流逝的文化遗产留存一份朴素的底本，不致使它们悄然消散于历史的虚无里。由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民间性与草根性，除了个中凤毛麟角成为官样金装的“精品国货”，大多数文化遗产都只是底层民众的生活所靠或心灵所托，抑或是在田间地头、逢年过节时自娱娱神的村谣俗曲，因此，收集、记录这些文化遗产的主力，恐怕并非拿着红头文件、掌握高端器材的正规军，而是要靠基层的文化工作者，甚至是热心文化保护事业的普通人们。对于他们来说，一部质量尚可的DV摄像机就足以承担这一光荣的使命，那些看似朴素甚至粗糙的影像记录其实并不需要过多的矫饰，它们的意义正在于见证了一种文明存在的印痕，一份泥土与生命的质朴芬芳。

从2003年的早春开始，我作为一名志愿者，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记录工作中。当时的“申遗”事业远非今日这般如日中天，几位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中央美院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步伐，希望将根植于民间沃土的剪纸艺术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他们的带领下，我走进陕北沟壑纵横的黄土地，用手中的PD150摄像机拍摄那些饱经沧桑的老艺人和他们的剪纸作品。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是民间剪纸的主力，这些自小周旋于田间灶头的女子从她们母亲的手上接过剪刀，学得花样，更传承了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文明血脉――阴阳和合，子孙繁衍。与剪纸如影随形的刺绣、面花、秧歌、酸曲、腰鼓、社火，还有贴满窗花的黄土窑洞，共同构建出一整套文化、历史和生命价值体系，足堪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然而“大俗”的剪纸终究没能敌过“大雅”的古琴、昆曲，那些手握剪刀和红纸的乡村妇女太过卑微，她们的生命与艺术如同垄上的野草，不经意间，便消逝在荒芜的黄土地上。

就在我浪游陕北拍摄剪纸的一个月里，先后有两位民间剪纸女艺人悄然辞世。除了我拍摄到的DV片段，世人或许再也见不到她们淳朴的面容，而一张张雨打风吹后的剪纸，也终将零落成泥，褪去往昔殷红的颜色。正是这段生命无常的拍摄经历，令我感悟到拯救文化遗产的迫切与伤感：全球化的迅猛浪潮与贫困化的农村基调，构成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困境。如果说欧洲人是以一种悠闲品玩的姿态面对他们的史诗与歌剧，我们却很难有如此从容的心态面对中国民间的文化传承者：当他们操劳终日却难得饱暖时，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奢求他们操持那些无关生计的“文化遗产”呢？

随后的数年时间里，我一有机缘，便悄然游走于中国的边陲和腹地，用DV影像记录贵州苗族老汉悠长的古歌，陇东皮影艺人鲜活的影戏，云南奕车人狂欢的年节，以及新疆哈萨克族自由不羁的游牧生涯。我所恣意流连的，风景还在其次，那些有意无意间邂逅或者追访到的歌者、艺人，那些默然厮守于一方水土的暮年老者，那些如飘蓬般散落异乡的异乡人，那些在荒野里操持一份孤绝信仰的信仰者，我总如兄弟一般与他们为伴，以DV为笔，在他们的喃喃诉说或吟唱里，求得一份早已泯灭于喧嚣市井的纯真智慧。这些，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所在。

我知道，或许在什么时候，当生活不再需要发自内心的呐喊，当祖先的荣光不再照亮后人的前程，这些落满尘灰的DV磁带会再度映现出往昔的那份骄傲：至少，这些粗糙影像的片断承载了一段文明的记忆，而真实的历史正在光影的闪烁间跳动着大地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