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先驱余健光

唯健光以奋斗而死，自有志于革命以来，真所谓一息尚存，未尝少懈者。其生平自揆，亦曾无成败利钝之见，故不问健光所已建树于国家社会者奚若，而即此奋斗进取之精神，已足以移传于多数后起之青年而不朽。我知健光无复遗憾矣！

这是1920年5月7日，孙中山先生亲笔为胡汉民（元老，孙中山的重要助手）撰写的《余健光传》题写的序文。

余健光（1891-1919年），又名余祥辉，彝族，叙永县水潦乡人。其先世系四川永宁宣抚司宣抚使。其父余若煌，县学生员，无心科举，理家侍亲。

清光绪甲辰、乙巳年间（1904-1905年），赵尔丰任永宁道尹，出兵镇压古蔺苗沟等地少数民族，札调余若煌为襄办员。余若煌以赵性残暴，不愿共事，便以母病辞委。对此，赵尔丰十分恼怒，寻隙陷之永宁县（今叙永县）狱中，判处永远监禁，并抄没家产。

其时，余健光之叔父余若见长兄若煌被赵尔丰置身囹圄，营救既无策，且惧株连祸，乃决计负笈东渡。1906年春，余若率若煌之子余健光（祥辉）、余景炎（祥）及子余祥桐，东渡日本留学。余若考入东京和佛法律大学，余健光先入成城中学学习，后入山口高商学校学习。在校期间，余健光、余景炎兄弟俩接触了一些革命党人，其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刚成立不久，积极发展同盟会员。余健光、余景炎兄弟俩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十分仰慕，便毅然加入同盟会，得到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和帮助，积极投身于清政府的革命运动，成为一个民主革命志士。当时，余健光就读的山口高商学校禁止中国三年级学生偕同日本学生去中国旅行，以防范中国学生窥知其欲占满洲的野心。余健光对此十分愤慨，带头主张以罢学抗议之，受到全体中国学生的支持，遂集体退学。1911年，余健光改入日本明治大学学习。

求学期间，余健光在东京结识了不少革命党人，与陈其美（英士）、胡汉民等交往密切。1910年冬，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筹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之际，余健光在日本积极参与活动，并联络革命党人，多方为之筹款。后余健光随胡汉民等同盟会员从日本回国开展革命工作。1911年7月，余健光去上海参加了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召开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大会。辛亥革命前夕，余健光前往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

辛亥革命后，余健光离开军界重返日本求学，后由同盟会员转为党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胡汉民、陈其美、居正等被迫离国旅居日本，积极筹备“第三次革命”。此时，亦在东京的余健光积极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并于1914年7月8日参加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此后，余健光在日本和孙中山先生频繁接触，接受孙中山的教育和指示，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孙中山委任余健光为总务部第一局局长，协助陈其美、谢持开展革命活动。据当时日本警示厅以保护为名派便衣警察日夜监视跟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档案记录资料记载，1913年12月至1915年10月在日本期间，孙中山接见余健光多达48次，而且每次谈话时间也较长。可见，孙中山先生对余健光的重视和信任。1915年3月，孙中山派遣余健光到上海协助陈其美开展革命活动。

不久，余健光又被任命为湘西靖国联军前敌总指挥，率部转战于沅沣、鄂蜀等地，阻击北洋军，屡建战功。

余健光一心致力于革命事业，奔波于广东、上海、湖南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5月病殁上海，时年仅28岁。当时，胡汉民评价余健光曰：“君平居至和易，无疾言厉色，而见义则勇，虽挫败不少挠。病殆不起，同志往视之，犹以湘中军事为念。天夺君年，使君所贡献于国家社会者仅此，非徒君之不幸也。”

遵照余健光生前遗嘱，余景炎（祥，1917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委员）护送其灵柩溯江而上，运回故里叙永县水潦乡安葬，墓碑镌“湘西靖国军前敌总指挥余健光之墓”。墓碑至今犹存。

民主革命先驱余健光，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多年，在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泸州地区彝族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光辉业绩将永留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