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慈善

民间慈善活动相对予政府来说，尽管力量较小，但是更具有灵活性和生窃力。特别是在政府无力承担社会慈善的时候，非政府的民间慈善活动显得尤其重要。

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地方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极大。曹操在《嵩里行》所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绝非文学的夸张之词。连强悍如曹操者，都发出“念之断人肠”的叹息，可见当时社会动乱之惨烈。或许可以说，这也是人的生命最低贱的时代。

现实的苦难，自然会反映在文化上。玄学的产生和发展，充满了逃避人世的意味；而寻求彼岸世界的宗教的兴起，更是将这种思想直接地表达出来。与此同时，社会慈善活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乱频仍，恰恰是最需要社会慈善发挥作用的时刻。但是，当时的政府已经无力承担这个责任，这为宗教介入社会慈善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契机。

宗教对于社会慈善的影响，表现在开始出现真正意义的、规模较大的民间慈善活动。这些民间慈善活动大多是由寺庙、道观等组织进行的，打破了过去基本上是由政府组织慈善事业的局限。

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组织慈善活动都成为当时的一个主流。《三国志》记载：早在东汉末年，笮融“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屠祠……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可见当时佛教寺院慈善救济事业规模的宏大。这类例子在《释氏通鉴》、《佛祖统纪》及《洛阳伽蓝记》等佛教典籍中记载颇多。此外，佛教免费施医给药也成为一种传统。而道教在最初的发展时期，也是以为人治病作为号召。

尽管佛教和道教的这些慈善之举，是为了扩大本宗教的影响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于社会慈善事业的推广确实是影响巨大的。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慈善活动，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宗教在其中处于主导的地位。这在中国儒家大一统的传统之中，如果换了其他的时期，而不是由于南北朝时期社会时常处于“权力真空”的状态，是无法想象的。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参与到社会慈善活动中，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来说，主要的贡献有两点。

其一，形成了许多后来常设性的民间慈善形式，对后来慈善事业影响巨大。

比如佛教“药藏”的设立。最初，佛教僧人施医给药，治病救人，常常是个体的行动。僧人们仅仅凭借个人的医术与慈悲心，对贫穷的病人予以免费医治。在瘟疫流行的时候，则“游行乡里，拯救危急”。但是随着病患数量的增多，药用量也自然增大，个人常常无法解决医治很多病人的问题，所以开始在瘟疫流行的时候，设立“药藏”。南朝陈时，“疠疫大行于扬都，(惠达)修大药藏以济之”。所谓“药藏”，就是集中存储药物、进行医治的机构。这种机构常常设置在寺院之中，对于不能一下子治好的病人，也可以在这里居留治疗，直至痊愈。此外，寺院本来就是固定的粮食赈济、收容老弱的场所，所以，最终演变为一种民间的慈善机构。

这种举措甚至直接影响到了世俗社会，由世俗人设置的专门性的慈善机构也因此而成立。比如，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专门收容贫病者的慈善机构――六疾馆。《南史》记载：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与竟陵王萧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这是中国慈善历史上最早的慈善机构。其创始者都是受到佛教的影响而有此创举。最后影响到官方政府，也设立类似的慈善机构，如《北史》中说：“诏太常立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成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救疗，考其能否而行赏罚。”

此外，官方也开始设立类似养老院的慈善机构。在此之前，官方只是对于贫苦无依的老人赐给器物，进行简单的“赐粟”等救助，没有专门的慈善机构。一直到梁时，才开始设立官方的养老院――孤独园。《梁书》记载：“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若终年命，厚加料理。”

其二，由于宗教中一般都直接有“行善积德”的教义，这对社会民众慈善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西晋时期，法立、法矩特别翻译《佛说诸福田经》，劝人种“五净德福田”，行“七法广施福田”，内容大都是要求世俗大众多做慈善公益事业，以便得到善报的福田。这种思想的影响，对以后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对于中国慈善历史来说也是如此。这个时期的社会慈善活动，暴露出单纯由政府进行社会慈善事业的弱点。民间慈善活动相对于政府来说，尽管力量较小，但是更具有灵活性和生命力。特别是在政府无力承担社会慈善的时候，非政府的民间慈善活动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