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沙人》的“创伤体验”与“创伤叙事”

内容提要 19世纪德国作家E.T.A.霍夫曼在书信体小说《沙人》中描述了主人公纳撒内尔在童年时期的一段可怕经历，影响到主人公最终走向自杀的悲剧故事。从创伤批评理论的视角分析小说主人公的“创伤体验”以及后续的自杀行为，不仅可以发现童年时期的创伤心理对个体后期行为及思维模式的深刻影响，也可窥察到这一创伤体验的的集体性内涵，也将清楚作者本人对内在创伤的直视与拯救。在呈现创伤体验的同时，叙事主体总是力图完成自我治愈的目的。

关键词 《沙人》 创伤批评 创伤体验 创伤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5-0066-08

在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看来，19世纪初期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不仅在创作形式上跨越了传统规范，而且突出了人物自我意识的分化现象，因此他尝试用心理学的视角来处理文学史中那些幽远而深邃的各种感情活动。这其中，德国作家E.T.A.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无疑是个合适的分析对象，因为“他经常为一种神秘的恐怖感所笼罩，害怕自己生活中出现鬼魂以及各种鬼怪形象，”②[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2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64、163页。以至于不得不有人陪在身边，他才能正常创作。因此，霍夫曼“对人的品格所持有的奇特的浪漫主义理论，正是不规则生活和过分敏感、过分紧张的神经的产物。”②短篇小说《沙人》（The Sand-Man）――描述了主人公纳撒内尔因为心理压力而走向悲剧的怪异故事，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例子。童年时期的纳撒内尔，由于好奇所谓“沙人”（催迫孩子睡觉的睡魔）到底长什么模样，选择躲在窗帘后偷偷观察这位一直只有声音没有显形的“沙人”，结果发现所谓沙人就是父亲的常客科佩留斯，但科佩留斯却因纳撒内尔的偷窥行为有可能泄露炼金的秘密而大发雷霆，以致要挖了他的眼睛。幼小的纳撒内尔因此饱受心灵创伤，成年后也无法摆脱这一创伤阴影，不得不选择以死亡来解脱自我。由于该作品不仅涉及了主人公童年时期心理上的“创伤体验”（traumatic experience），而且也展示了这一体验对成年后的深刻影响，因此这部小说不仅引起勃兰兑斯的关注，也引起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对其的心理学解读，相比较勃兰兑斯从笼统的心理学高度上统观霍夫曼的创作，弗洛伊德则更深入地关注儿童创伤体验的潜意识涵义。

一

弗洛伊德曾在多篇文章中对儿童心理进行分析，除了《论“诡异”》（1919）之外，早期的还有《达芬奇和他童年时代的一个记忆》（1910）和《〈诗与真〉中的童年回忆》（1917）。很明显，这些批评文章与传统的心理学分析有着不一样的见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在世时就被世人视为知识巨人，但他为什么拥有超乎常人的对知识的追求能力却让人们十分困惑。弗洛伊德从达芬奇笔记的一段自述中发现了秘密，这是一段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达芬奇提到自己尚在摇篮时曾有一只秃鹫飞到自己面前，并用尾巴击打自己嘴唇。通过分析，弗洛伊德认为这段关于秃鹫的记忆是隐喻“（作为私生子的）达芬奇与母亲共同度过的孤独的童年时光”，②③[奥]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常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137、123、263页。尾巴撞击婴儿口腔的细节是暗示达芬奇与母亲在性器官（）上的密切联系，而不在场的父亲或许让达芬奇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关于婴儿来自何处等问题的性思考。在达芬奇5岁时，他与父亲居住在一起而导致与母亲亲密关系的中断，这让幼儿时期的性经验或“俄狄浦斯情结”不得不备受压抑。但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受压抑的性本能或俄狄浦斯情结在潜意识中无疑对成年后的达芬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达芬奇拥有超乎常人的科研能力的原因：一种处于压抑状态的能力的转移，“这种过分强大的本能在这个人的童年期可能就已活跃起来，它的优势由童年生活的影响建立起来。我们进一步假设，它从本源的性本能力量中获得增援，这样它就能在后来取代这个人的新生活的一部分。”②在达芬奇关于童年时期的记忆中，潜藏着他与母亲的亲密关系以及性本能的最初萌芽，但由于后期经受人为阻断的创伤体验而退缩甚至异变，所以成年后的达芬奇，被弗洛伊德断言为同性恋者，只能通过创造、绘画、建筑等方式间接地转移自己的性本能。

《〈诗与真〉中的童年回忆》则是对大作家歌德童年时期的一段记忆――在弟弟出生后的一天，3岁多的歌德把家里可够得着的东西都扔到窗外――的分析，弗洛伊德指出扔东西其根源在于对刚出生的弟弟的排斥心理，也即由于自己与母亲的亲密关系要被分享而产生的嫉妒心理（类似于俄狄浦斯情结），所以歌德通过窗户（如果家是隐喻歌德希望由自己独享的子宫，那么窗户暗示弟弟进入子宫时的入口）再将外来者扔出去。这种无缘由的（性本能）冲动行为显然因受到大人们的指责而转入压抑状态，但幸运的是歌德并没有因此离开母亲，甚至与其争抢母爱的众多兄弟姐妹最终也只剩下一个和其差不多大的妹妹存活下来，因此弗洛伊德略有揶揄地说到：自信的歌德最好给自己的传记起个这样的题目“我的力量根植于同母亲的关系上”。③

弗洛伊德在《论“诡异”》一文中围绕《沙人》主人公童年时期的一段记忆进行了类似的分析，目的在于分析作品的诡异因素从何而来。“诡异”（Uncanny）是对德文单词unheimlich的翻译，通过词源学上的追踪，弗洛伊德看到heimlich包含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熟悉的、温和的、友好的；其二是隐藏的、秘而不宣的。而日常用语中unheimlich一般只作为第一层意思的反义词，也即“诡异”来自于不熟悉、不了解事物的出现。但经过不同语种的语义分析，弗洛伊德认为不熟悉的东西并不能够导致“诡异”的效果，相反更多地是激起了好奇的心理，只有隐藏着的东西的反复出现才是产生“诡异”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神秘和恐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奇或陌生的东西，而是某种我们所熟悉的、早就存在于脑子里的东西，只不过由于受到抑制而从我们的大脑中离间开来。这种同压抑的因素的联系使我们能进一步理解谢林对‘unheimiliche’所下的定义：指某种本应隐藏起来而却显露出来的东西。”Sigmund Freud， An Infantile Neurosis and Other Work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5， p.241.结合《沙人》的故事细节，弗洛伊德认为作品的诡异因素不是来自大众所不熟悉的自动人情节或纳撒内尔的疯言疯语，而是来自纳撒内尔对失去“眼睛”的焦虑。弗洛伊德指出，这种焦虑原本是处于潜意识层面的被压抑状态，是儿童心理中常见的一种害怕失去视力的潜在恐惧感，并不会直接地显露出来。但由于外界的刺激――沙人要挖掉眼睛的恐吓，纳撒内尔才真切地感触到潜意识中的巨大焦虑，而这焦虑反复出现却又无法压制或及时疏解，才导致整部作品始终都处于一种诡异的氛围中，最终的结果就是主人公纳撒内尔采取自杀的方式将自己从无可自拔的潜意识焦虑中拯救出来。

进一步分析，弗洛伊德明确地指出纳撒内尔那段童年记忆的核心是对失去眼睛的焦虑，这种焦虑在很多成年人身上依然保留着，而“对自己（失去）眼睛的焦虑，深层次上是对遭受的畏惧”，Sigmund Freud， An Infantile Neurosis and Other Work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5， p.231.是对性本能要受到压制的恐惧。弗洛伊德以俄狄浦斯刺瞎自己的双眼为例，认为这就是一种程度较低的自我惩罚措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摒除或抵消自己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结”。对于纳撒内尔而言，他选择“偷看”父亲与科佩留斯的秘密炼金活动，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父亲权威的一种冒犯。所以弗洛伊德认为沙人科佩留斯之所以用挖掉其眼睛的方式来惩罚纳撒内尔，其实质就在于他潜在的“俄狄浦斯情结”，以捍卫父亲的权威。很明显，幼小的纳撒内尔刚刚萌芽的性本能冲动，在对可能失去眼睛的畏惧中而备受压抑，以至于演变为刻入心扉的关于沙人的恐怖记忆。成年之后，纳撒内尔不经斯帕伦扎尼的允许又使用望远镜“偷偷窥视”其女儿奥琳琵雅，这种行为与偷看父亲炼金的行为性质一样，是对父亲权威的再次冒犯，因此商人科佩拉――科佩留斯的伪装，同时也是自动人奥琳琵雅的另一制造人――对纳撒内尔的侵害依然是夺走他的眼睛。由于童年时期曾有过类似的创伤体验，所以纳撒内尔再也承受不了被夺去眼睛（被）的再次恐惧，他怀抱着重新拥有“多美好的眼睛”――释放性本能――的渴望选择了自杀来解脱自己。

毫无疑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系列理论的核心是认为性本能是意识活动的根源，是对个体行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驱动力量。据此弗洛伊德提出“幼儿”理论，并认为幼儿性冲动是与生俱来的，但却被后期的各种情感或道德压抑着。从这个角度看，弗洛伊德对达芬奇、歌德以及纳撒内尔儿童经历的分析，是在强调他们内在性冲动被后期的某种遭遇所阻断并导致以某种特殊方式呈现。因此，《沙人》的“诡异”不是出自科幻般的自动人情节，而是来自纳撒内尔深层潜藏的性本能的不断呈现与不断压制，作品最终悲剧的结局说明潜藏的性本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疏解或转移，死亡也就成了最终的解脱方式了。

二

虽然上述弗洛伊德的分析逻辑及结论受到不少学者的指责，但他对儿童时期经历的特殊关注，还是给后世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即对儿童期创伤体验或记忆的研究。上述三篇文章分析的对象很相似地都聚焦于儿童时期的某种特殊经历，不论是达芬奇被父亲带走而与母亲痛苦分离，还是歌德无法忍受母爱不断被弟妹们分享，或是纳撒内尔对被挖眼睛的恐惧，都是一种痛苦的创伤体验或创伤记忆，都同样对成年后的主体依然产生明显的影响。在美国著名创伤批评学者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看来，“创伤”原意是指因事故或外在侵犯所受到的生理伤害，但在随后的使用――医学和精神分析学文献，尤其是弗洛伊德著作――中，创伤不是作用于肉体而是作用于心理的事件。③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4、91.弗洛伊德对幼儿时期具体事件的分析，致力于研究的是其潜意识中的性本能，而创伤批评（traumatic criticism）理论则关注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对成年后心理或行为的影响。两者的研究方向、考察重点均不一样。

凯西・卡鲁斯在其代表作《无法言明的经验：创伤、叙事和历史》中将创伤界定为：“一般看来，创伤被视为对没有预料的或骇人的暴力事情――刚发生时并没有被（个体）完全掌握，但事后又以不断闪现、噩梦和其它重复形式进行再现――的反映。”③一般的生理创伤会很快治愈，并不会在精神上对后期产生持久影响，但心理上的创伤体验或“创伤记忆”（traumatic memory）则作用于精神领域，会留下无法磨灭的心灵创伤。创伤事件各具特殊之处，但由此带来的创伤体验却具有类似影响，比如解构性、延迟性和建构性等多重特性。以上观点为创伤批评提供了施展的应用空间，我们可以以这些特点为例，具体解读下《沙人》主人公纳撒内尔的创伤体验。

首先，创伤体验的解构性。由于精神层面的创伤是来自于受害者所遭受到突发的无法抗拒的心理伤害，因此该事件在出现的瞬间对于受害者而言是无法理解、也无法承受的，明显破坏了个体关于世界的已有判断与体验。“（创伤的）本真面貌――由于它的延迟呈现与滞后诉说――不能够仅与已知事实相联系，还要与我们行动与预言中的未知部分相联系。”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4.那新的未知的部分对于个体而言就像是在生命的历程中掀开了一角神秘的帷幕，必然导致个体在外在客观世界与内在自我意识等方面面临解构的戏剧性。科佩留斯的恐吓行径彻底吓坏了幼小的纳撒内尔，其结果不仅体现在他被吓晕之后醒来说第一句话――“沙人还在这里吗？”――时战战兢兢的心态，更体现在成年以后的纳撒内尔再次遇到科佩留斯之后，用“它们就像乌云一样，挡住了我生活中的每一丝光明”E.T.A.Hoffmann， The Sand-Man， translated by J.T.Bealby，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7， p.183.这样的语句表达自己的惊恐心态。在这件具有创伤效果的事件之前，纳撒内尔的世界是温馨的：晚饭后，家人聚在圆桌旁，孩子们听着父亲讲精彩的故事，纳撒内尔则小小地满足于时不时给父亲点着烟斗。但他在经受过要被挖掉眼睛的恐吓之后，以往稳定可靠的自我主体性无疑被解构了，取而代之的是创伤体验的典型症候：惊恐、逃避、没有安全感、思绪混乱、易被激怒以及自杀倾向。

其次，创伤体验的延迟性。虽然创伤事件给个体带来了极大的瞬间震撼，但创伤“事件并不是在它发生之时被体验到，而是只有联系着另一个地点和在另一个时间才能充分显现。”[英]安妮・怀特海德：《创伤小说》，李敏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因此，也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个体好像忘记了曾经的创伤体验、记忆或经历，但一旦遇到某种条件的激发，曾经的创伤体验会以某种形式――不断回忆、梦见、叙述等――再度呈现，而每次再度呈现对于个体而言，其实质都是对早年创伤体验的再度重温。之前无法接受的创伤影响，多年之后可能依然无法接受，甚至会愈加严重。由于《沙人》采取的是书信体体裁形式，所以并没有具体描述纳撒内尔从幼年到成年之间的具体成长经历，但这段似乎被有意遗漏的经历其实一直拥有处在潜伏状态的童年创伤体验。潜伏并不意味着创伤体验被纳撒内尔彻底地遗忘了，反而意味着这段体验以一种更加内在化的方式被记忆着，也即经过编码已成为主体意识的一部分。当多年以后的纳撒内尔突然见到一位长得酷似科佩留斯的科佩拉时，其潜意识中的创伤体验立马被全面激活，挖掉眼睛的恐吓、失去父亲的悲痛以及对科佩留斯的憎恨一股脑地涌现出来，因此他立马通过书信的方式详细地叙述了童年的那段创伤体验，并声称这种状态对自己当下生活产生了致命和破坏性的后果。换句话说，早年的创伤体验在多年之后依然对纳撒内尔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第三，创伤体验的建构性。经过较长时间的延迟（或潜伏）之后，创伤体验会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被重新激活。美国学者凯瑟琳・罗布森（Kathryn Robson）认为“创伤的幸存者们会经常性地被迫讲述一段在他们社会分为中无法接受、甚至无法想象的故事，因为它突破了构成社会公约的价值观念。”Kathryn Robson， Writing Wounds：The Inscription of Trauma in Post-1968 France Women’s Life-Writing， Amsterdam-New York： Rodopi B.V. Editions， 2004， pp.12～13.被讲述出来的故事之所以无法被他人接受，原因或许就在于创伤事件不仅作用于那时那刻对个体主体性的影响，更是固置于自我意识深处，持续建构成为与社会常规相忤逆的思维模式。一旦受到类似刺激，个体就会重温创伤体验的心路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关键已不在于创伤体验的再次领受，而在于个体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将创伤体验复归压抑、转移或直接克服、超越，也即不断地建构出新的自我主体性来承载过往创伤的重压。童年时期的纳撒内尔深受科佩留斯恐吓的威慑，以至于长大后也走不出“影响的焦虑”，以至于在亲人、朋友看来他早已失魂落魄地连假人都分辨不出来。但正是有了那段特殊的创伤体验，纳撒内尔对世界的现有认知已发生不可逆转的建构。所以，在故事的结尾处，纳撒内尔选择自杀的方式恰恰是对自我的绝对捍卫、对创伤的永久摆脱。

总之，由心理学研究延伸出来的创伤体验并不仅是儿童心理学分析的范例，对于创伤批评而言，它同样是绝佳的分析视角。从幼年时期创伤体验的首次出现开始，它对个体产生的隐性作用首先在于解构个体旧有的认知版图，虽然在之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潜伏下来，以至于看似被治愈或被遗忘，但依然对成年后的个体认知起到决定性的建构效果。这个过程是潜在的，但又在不断地持续进行，因为个体无法摆脱创伤体验带来的深久影响，总是在不断解构并建构着自我的意识以及对世界的认知。从这个角度出发，创伤中的幸存者并不是残存后的幸运儿，而要面对创伤无休止的重复与淬炼，这一点在纳撒内尔经历上也有印证。

三

法国学者哈布瓦赫（M.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中探讨了记忆的社会属性问题。他认为“（记忆）是集体反思的产物，而这种集体反思与仅仅考虑现在的东西，而不考虑它们曾经是什么样子的任何一套观点都不同。”[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也即个人的记忆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不是纯粹自我生产的产物，一方面通过个体与社会的交往而获得持续建构，另一方面，不同个体在相似社会身份或社会遭遇中会产生相似的集体记忆。同理，创伤亦如记忆一样，同样具有社会性特征――人类经历过的某些创伤体验（类似于创伤记忆），如童年的不幸遭遇明显具有普遍性特点，属于特定群体的集体创伤记忆范畴。因此，在分析《沙人》的过程中，需要引入对《创世记》献祭以撒的故事分析。一方面，如上文所言，从儿童创伤体验角度看，纳撒内尔、以撒都不算是个案，这应是人类童年时期都常有的“集体记忆”。主人公们同样的少儿身份，同样的骇人经历，为将两者进行集体记忆/创伤层面的比较分析提供可能；另一方面，通过文本细读，献祭以撒的故事是《沙人》在叙述纳撒内尔遭遇时的互文对象，某种意义上是后者对前者进行了仿写及补写，延续了创伤体验这个集体性的悠久主题。

献祭以撒的故事叙述了亚伯拉罕严格听从上帝的指示，要将自己唯一的爱子以撒献为燔祭，直到最后时刻，因上帝确信了他的信念才出手阻止这一血腥行为。圣经学者埃里希・俄尔巴赫（Erich Auerbach）认为《旧约》为了达到宣扬意识形态的目的性――强调亚伯拉罕对上帝毫不迟疑的绝对服从，有意采取了“省略”“简约”的叙事手法，营造出一种充满“悬念”的氛围：以撒的命运最终将会如何？而将其他不相关的细节尽数省去，以免像《荷马史诗》那样引起读者注意力的不必要转移。Erich Auerbach， 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5～20.但世俗的大众读者或许无法完全站在意识形态的统一立场上，而更为好奇这种省略或“悬念”的设置所导致关键信息的缺失，比如被献祭的以撒最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旧约》文本虽然没有在细节上明确叙述，但很明显的是――按照创伤批评理论的观点来看――以撒在幼年时期经历了一次将死又生的残酷考验，这与《沙人》主人公纳撒内尔童年痛苦的“创伤体验”十分相似，而且同样对成年后的心理或性格产生明显的影响――至少从以撒成年后的没有话语权、胆小怕事、听从妻子等细节上可以大致推测出，以撒的内心世界一直未从恐惧中解脱。因此，在创伤批评看来，献祭以撒的故事最引人注意的不是对上帝信仰的坚定与献祭仪式的和平结束，而是作为当事方的以撒对待这一突如其来的献祭是什么态度，在将死又生的转变中其内心经受了什么样的创伤，这种创伤对日后的成长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从目前可见的日记或相关资料中可见，霍夫曼并没有提及自己受这段献祭故事的影响而创作了《沙人》，但后人确实可从《沙人》中找到对这段故事互文性撰写的证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沙人》关于纳撒内尔童年及成年的经历视为对语焉不详的以撒故事的仿写及补写。这样一来，《沙人》可被视为是从创作上对未定的“悬念”与偏执的“悬置”丹麦宗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战栗》中亦对这段献祭故事充满兴趣。他认为亚伯拉罕在坚定执行上帝的旨意时，将自己应尽的伦理责任置于一旁，也即“伦理的目的论悬置”。在笔者看来，克尔凯郭尔在暂时“悬置”亚伯拉罕的伦理责任的同时，也同样将以撒的存在“悬置”了起来。的叙事回应。从人物设置上看，纳撒内尔是对以撒的隐喻，两者在幼年时期都经历了一次痛苦的体验，内心中具有同样的创伤体验，并影响了成年以后的心理或性格；科佩留斯是耶和华在《沙人》中的具象化，他具有耶和华般的神秘性――对于纳撒内尔而言，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就是只有声音而不显形的神一般的存在――和权威性――他主导了炼金的秘密活动，正如耶和华主导了毁灭所多玛的秘密活动；而纳撒内尔的父母则象征以撒的父母亚伯拉罕和撒莱，父亲们对耶和华或科佩留斯均持有绝对的服从，而母亲们则持有相对的不解、质疑。此外，纳撒内尔先后喜爱的两位女性克拉拉与自动人奥琳琵雅，分别具有善解人意与欺骗的特质，这两点均是以撒妻子利倍加在《创世记》中先后呈现出的性格写照。因此，单单从人物角色设置及其对应的性格特点来看，《沙人》仿写了献祭以撒的宗教故事，而后者对前者具有树立创伤体验的原型意义，两者则共同叙述了有关幼年创伤体验的人类集体记忆。

不同于简约、含蓄的《旧约》文本，《沙人》从受到创伤的角色出发，用隐喻的方式从两个方面仿写及补写了献祭以撒的故事。一方面是为什么要献祭以撒。当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上帝并不是任何人随意想见就能见到的凡间权威，幼小的以撒也许只是从父亲的口中才间接地知道这位神祗的存在，只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形象，就如同纳撒内尔在幼年时只是听到别人对沙人的描述，同样从来没有见过其真正具象。这样，好奇的心理就成了两位孩子的共同心理，窥视或偷看那位神一般的人物就成了可能的行为。在各自文本的叙述中，纳撒内尔的父亲与科佩留斯暗地里从事炼金术的活动，以及亚伯拉罕涉及的上帝毁灭所多玛活动，都属于秘密的行为。因此，上帝用献祭以撒的方式来检验亚伯拉罕，或许正是因为以撒如纳撒内尔一样不经允许就偷看了上帝的形象或者秘密。对纳撒内尔偷看行为的惩罚就是要将其眼睛投入火焰，而这正对应着的是以撒被迫接受的（用火的）燔祭仪式。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关于献祭仪式对以撒带来什么样的创伤体验。亚伯拉罕最终没有用以撒来献祭，故事叙述到此也就转入下一个情节。但从创伤批评理论的视野看，幼小的以撒必然在这个急促突变的过程中承受着强烈的压力而产生创伤体验。可以看出，成年后的以撒并没有如其父亲一般坚定、执着，反而胆小怕事、碌碌无为，最终连妻子、儿子都可以糊弄自己，这是偷看耶和华之后而被其弃用的宗教意识形态显现，也更是创伤体验对以撒心理、性格强制摧残的必然结果。纳撒内尔在童年遭受到沙人强烈的恐吓之后，同样很多年以来也没有走出沙人的阴影，当童年的创伤体验再次从内心深处逼真地呈现出来时，整个人随之陷入迷狂的状态。当发现无法摆脱沙人的纠缠，也无法缓解内心创伤的压力时，死亡就成了唯一的解脱方式。因此，从创伤体验带来的后续效果上看，纳撒内尔至死都渴望拥有“美好的眼睛”，正是对以撒晚年连长幼子都分不清的糟糕视力的戏谑补写。

面对集体性的创伤体验，选择回避或遗忘对以撒或纳撒内尔而言都是不可行的，因为这种体验或记忆是深入个体心理深层，对日后的心理与性格有着建构式的影响。虽然要想解脱由创伤体验而来的长久痛苦，死亡是唯一的应答态度，但纳撒内尔的自杀并不是简单的一了百了，更应视为一种摆脱创伤的终极尝试，他的结局不是彻底的幻灭而是个体的主动献祭，这是对导致创伤的幼年行为的自我惩罚或救赎。以撒虽然最终没有被献祭，但他却失去了再生的可能，与其失去主体性、失去视力而被人摆布，不如纳撒内尔一样选择悲壮的死亡来救赎自我、超越创伤、完成献祭。

四

当创伤批评的关注视角从个体的创伤体验移至集体的创伤记忆之后，无论是以撒的被献祭，还是纳撒内尔的被惩罚，或是达芬奇与歌德的奇异梦境，都是对儿童幼年时期不幸遭遇（创伤体验）的叙事或再现。集体视角下的创伤叙事不再是呈现纯粹的个体体验，而是反映出某一类人由于某些不幸遭遇所产生的类似的集体体验。换句话说，作者是出于呈现某类共同体验的必要，才在作品叙述时采用创伤叙事模式。因此，创伤叙事必然成为创伤批评关注的焦点之一。

对于集体记忆而言，它是一种持续性的社会建构，并非一种空洞的历史片段，通过对集体共同经历的回忆，可让群体的各个成员彼此认同，确认群体的身份特征。因此，哈布瓦赫认为“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3页。类似的创伤体验遭遇类似的集体记忆，而类似的集体记忆导致创伤叙事的不断出现，作家们在集体记忆的召唤或重构下，创造出各种经受创伤体验的人物形象，并通过这些人物再现了某段共同经历的不幸历史。因此，创伤叙事的美学意义不在于与其他叙事模式形式上的区别，而在于创伤本身的集体性或社会性，作家通过对个体创伤体验的叙事，使之成为见证不幸历史的证言，成为集体身份认同的纽带。

霍夫曼创作中的创伤体验，首先植根于他自己早年生活中的痛苦经历。如同达芬奇一样，霍夫曼早年失去母亲，“由一个伯父教养成人，他的古板严厉的教育使这个孩子很少得以爆发的脾气变得日益狂乱、反常起来。他以奇特的乐曲和优异的漫画发泄自己的感情。”[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2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类似的生活点滴不断压抑着霍夫曼的秉性，或者说霍夫曼从小就十分熟悉这种压抑的折磨人的创伤环境，同时也十分抵触它。其次，他成长于德国社会动荡的多事之秋。当时整个德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都陷入黑暗的封建复辟时期，所谓民主和自由都遭到异常的压制，而恰恰这种类似童年时期的压抑环境的再度出现，激发起霍夫曼内心深处的创伤体验。因此，霍夫曼在创作中选择创伤叙事模式，既是对幼年不幸经历的艺术再现，也是对当下人民的痛苦体验的集中呈现，来自自我与集体的创伤体验构成了他的创作基础。

对于创伤叙事模式而言，它所依托的素材是真实发生的创伤事件，但艺术呈现的情节则是经过加工过的虚拟故事。因此，“不必吃惊，有很多因素让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在布局层面统一起来。”④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vol.Ⅱ，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156、157.（同样）“不用吃惊，我们在虚构叙事中发现历史解释中所采用的相似的布局模式”，④也即创伤叙事在本质上既是一种历史叙事，承载着作者及其同类成员对某一段历史经历的共同感悟，也是一种虚拟叙事，虚构出超乎寻常、甚至光怪陆离的奇异事件。而卡鲁斯则更深刻地指出，创伤叙事是一种“双重叙事，是在死亡危机和生存危机之间的反复叙事，是在人们无法承受某事件和从该事件幸存之后亦无法承受之间的反复叙事。”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Narrative， and History，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7.其中，关于死亡危机的叙事侧重历史那时那刻的经历，关于生存危机的叙事则侧重历经创伤事件而又无法承受的此时此刻，而后者因为出于持续状态，虚拟的表述表达就成了常见的叙事手法。在明晰创伤叙事这一叙事策略之后，读者就可以理解霍夫曼创作中所独具的怪异风格并非来自弗洛伊德笔下的潜意识，而是来自共同的创伤体验。

从霍夫曼的创作整体来看，无论是早期代表作《卡洛式的幻想故事》，还是后来的《魔鬼的万能药》《跳蚤师傅》《小查克斯》，还是最有名的代表作《雄猫摩尔的生活观》，他都善于运用鬼怪题材、荒诞的情节或离奇的结构来揭露和批判丑恶现实，内容夸张奇特，形式独具一格，形成类似哥特式文学的创作特色。如《跳蚤师傅》让早已去世的荷兰科学家洛伊文荷克漫游19世纪的德国。而霍夫曼最出名的小说《雄猫摩尔的生活观》则将一只猫摩尔的回忆录，以及乐队指挥克赖斯勒的自传交错排列。前者是对德国种种鄙陋现象的尖锐嘲讽，后者则表达了艺术家在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中所感受到的痛苦，这是双重叙事的典型体现。在创伤批评视角看来，这些作品体现了霍夫曼一贯的艺术风格：历史叙事与虚拟叙事的结合。为了达到历史与虚拟的强烈反差效果，作品经常使用变形、离魂、分身、疯癫等手法强调主人公在幻想与现实世界冲撞时的心理矛盾与人格分裂。在这些与现实格格不入、痛苦不堪的主人公们背后，都能看出霍夫曼始终秉承一颗悲天悯人的痛苦内心，不断书写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创伤体验。

如果霍夫曼的创作仅仅是为了再现创伤事件，或者哭诉悲痛的体验，那么其创伤叙事就不用采取双重叙事的策略，也不必用虚拟的手法营造怪异的氛围以掩盖历史的本真。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论述创伤叙事的价值时，精辟地指出“不幸者痛苦的哭泣绝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叙述。”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Ⅲ，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p.189.因此，对于霍夫曼这样经历过创伤体验的作家而言，如果在现实中无法治愈创伤，或克服造成创伤的客观环境，那么创伤叙事就成了对创伤体验的不断宣泄、转移甚至超越的最佳方式，前者就会主宰着他对主题的表达，情节的设计和形象的塑造等。“从某种角度上看，创伤叙事能有治愈的效果，不是因为其表达了‘什么（创伤的）事已经发生’，而是因为其修饰了后者，并以一种不太令人焦躁的方式呈现了过去。”Kathryn Robson， Writing Wounds：The Inscription of Trauma in Post-1968 France Women’s Life-Writing， Amsterdam-New York： Rodopi B.V. Editions， 2004， p.21.所以当霍夫曼通过光怪陆离的魔幻手法营造阴郁、怪诞的作品氛围、情节、人物时，只是代表他及他所归属的那一类知识分子试图呈现、缓解甚至治愈自己的心理负担的无限渴望，就如纳撒内尔一样渴望重新获得自我的主体性，哪怕是一种悲壮的方式。勃兰兑斯关于霍夫曼将自己神经质般的感受转移至创作中的论述是很有说服力的。对于霍夫曼之类的知识分子而言，创伤叙事模式确实为他们提供了反思过去、直视现在、憧憬未来的文学途径。

总结

“历史如同创伤一样，并不仅是个人的体验；历史，更准确地说应是我们在彼此创伤中结合的历程。”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4.由于对于整个人类整体而言，各式各样的创伤体验或记忆比比皆是，诸如干旱、洪水、流亡、屠杀、瘟疫等等，这些特殊的经历对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而言，均是一次次重大的创伤体验。因此，不论是以撒，还是纳撒内尔的创伤，虽各有特殊经历，但却都共同承载着心灵上的创伤体验，而创伤文学对此所进行的创伤叙事也就具有了明显的集体性特征。通过创伤叙事，人类在对创伤的不断再现与反思中一直前行。因此，在创伤批评理论看来，创伤是人类永恒的经历，正是创伤体验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甚至可以说没有早年的创伤体验，就不会有完整的人类文明。在这一展示、反思、超越创伤体验的文学创作中，霍夫曼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创伤叙事作家，他通过对自我及社会群体创伤体验的艺术再塑，真正做到了直面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点点伤疤。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