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玫瑾:破解犯罪心理密码的“铿锵玫瑰”

李玫瑾不仅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教授，还是“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她可以像悬壶济世的老中医一样，仅凭对案件的“望闻问切”，便能推知罪犯的年龄、身高、体形和行为习惯，其准确程度让破案民警惊叹不已。然而，就是这位让凶残的罪犯都发怵的女人，在家里却是一位半个小时能做一桌菜、还会给孩子做衣服的小女人。近日，本刊特约记者采访了她，听她讲述了她背后与众不同的故事……

痴迷犯罪心理学，要做“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记者（以下简称记）：能讲一下你进入大学之前的经历吗？

李玫瑾（以下简称李）：我是 1958年出生的，是家里的独生女，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父母对我却从不溺爱。6岁时，母亲教会我织毛衣，12岁以前的衣服包括连衣裙都是我自己做的。我上小学的时候不但学会了和面、烙饼，还会做粗活。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我都参加了防空洞建设，一个人和泥可供三个大人砌墙。我的母亲文化程度不高，却很注重对我的教育，她不希望我像她那样吃没文化的亏。那时，高中毕业生都要先去农村插队，因为我是独生女，高中毕业后按照国家政策可以不插队。赋闲在家时，我就想方设法借书来读。那年的下半年，突然传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此时，新建成的北京前门大饭店招收服务员，待遇很好，再后来，师范学校、护校也开始招生，这些工作在未来也有不错的去向，同学们纷纷报名，我也心动了。然而，母亲却以不容商量的口气对我说：“你什么都别想，专心准备考大学吧！”母亲的话激起了我对大学的热望。随后，我回到母校，专心复习备考。两个月后，我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录取了。

记：你大学毕业后，怎么会想到开设犯罪心理学课程呢？

李：读大学时，我最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大学毕业后，我到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现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当了一名教师，但具体教哪门课还没有确定下来。1983年，正好赶上“严打”，我到法庭旁听，看到一些年轻罪犯被宣判死刑后，居然喊道：“死就死，有什么了不起，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句话让我颇为震惊，在我的印象中，犯了罪的人被判处死刑后会瘫软在地，往往都是被架着出去的。这些年轻人咋这么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呢？我觉得这些人的心理值得研究。经过深思熟虑，我向学校领导提出开设犯罪心理学课程的想法，领导很赞成，但又有些为难。因为当时国内并没有这方面的教材,从事这个专业领域研究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工作该如何开展呢？我充满自信地对领导说：“没有教材我自己摸索，一定要把这门课程开起来！”领导最后同意了我的请求。

记：没有现成的教材，筹备的过程很艰辛吧？

李：征得领导同意后，我开始了艰苦的自学。我主动到刑侦教研室帮助其他老师抄讲稿、校对讲义，借此熟悉刑事侦查的各门课程。此外，我还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听法律、心理学方面的课。经过两年的艰辛准备，我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犯罪心理学讲义,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首次开设了犯罪心理学课程。因为我的案例生动丰富，分析透彻，初次讲课就赢得了学生的好评。时至今日,很多学生仍然珍藏着当时的听课笔记。

记：你的课很受欢迎，怎么又想到下去挂职锻炼呢？

李：因为我教的都是理论性的东西，真正的研究离不开实践检验，我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领导对我的想法也很赞成。1989年3月，我来到山东省青岛市一个基层派出所挂职锻炼。只要辖区内发生案件，我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和同事一起分析研究案情。那年下半年,青岛发生了一系列抢劫杀人案,被害对象都是在海边谈情说爱的恋人。深入了解案情后我发现，这一系列杀人案发案时间一般在周末和傍晚，作案人袭击恋人时劫财又劫色。经过认真分析，我判断此案系一人所为,而且此人很可能是“找对象困难”的知识分子。听了我的分析，同事们都半信半疑。后来，民警们将凶手抓获，审讯后得知此人是某工厂的技术员，心胸狭隘，自私小气，相了多次亲也没成功，情况与我的判断基本吻合。这次小试牛刀,让我体会到犯罪心理学的作用之大。

记：是什么原因让你在国内第一个研究起了犯罪心理画像？

李： 2000年，我和一些国内同行受邀参观美国的司法部门，我当时就对犯罪心理画像研究感兴趣，也渴望参观美国研究这一领域的“行为科学部”，但对方有所保留，唯独这个部门没有让我们参观，这也激发了我研究这一领域的决心。我了解到，国外已经有一整套的犯罪心理画像指标，侦查员可以按照这些指标确定侦查方向，国内显然没有。但我们的侦查员在破案中已经不自觉地运用了犯罪心理画像，不过还不系统。我决心通过自己的研究把这些指标制定出来。比如，案里包括小学老师学生的占便宜型、把性作为最大乐趣为性作案的报复型，纵火案的罪犯多为生活中的失败者，用纵火的方式来发泄等。

施展绝学屡破疑案，尊重科学不惧口水滔滔

记：你现在已成为“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在破案中屡屡大显神威，能讲一讲具体案例吗？

李： 2003年春节后，河北某地接连发生三起凶杀案。其中一起发生在一家小旅馆，店主一家老小都被杀害，一位老太太还遭到。凶手没给警方留下任何线索，当地警方一筹莫展，他们进京向我求助。听完案情介绍，我展开自己的分析：疑犯是个打工者，家不在附近，否则不会住旅馆；疑犯有犯罪前科，大过年的，他无家可归，而且出手狠毒，不留痕迹；他还是个的人，没有正常的婚姻生活或者女朋友，否则不会连老太太都不放过。最后，我还根据三起案件的发案地点，画出疑犯的大致路线图。按照我圈定的侦查方向，侦查员缩小范围展开调查。很快，疑犯落网，各种情况恰好符合我的分析。

记：现在的罪犯作案手段多样，有没有比较离奇的案例？

李：类似的案例我接触过很多。有一次，我到安徽出差，当地发生了一个案子：在宿州市101省道旁发现了3只箱包，一只箱包装女人的躯干，一只箱包装的是四肢，第三只箱包装的是女人的衣服，女尸的和生殖器都被割掉了。当地侦查人员很纳闷，问我罪犯是不是变态。我说：“这人不算很变态，受害的女人应该跟他有过性关系，不是老婆就是情人。”侦查人员又问：“他把那些割掉的部分弄哪儿去了？”我说：“吃了。”10天后，犯罪嫌疑人落网，审讯得知死者正是他的老婆，割掉的器官果然被他吃了。办案人员对我很钦佩，让我说一下自己的推断。我分析说：“割掉的器官罪犯不会随便丢弃，如果想丢，就和其他部分一起丢在路边了。所以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供着’，另外一种就是吃掉。犯罪现场装尸体的箱包是那种廉价而且劣质的，女人的衣服也是便宜货，因此可以判断犯罪人经济条件并不好，如果储存那些性器官，一般都要有独立房间，懂一定的医学储藏知识，显然犯罪嫌疑人没那个能力，所以只能是吃掉。”

记： 2004年，你对马加爵杀人一案的点评引起了很大争议，能说一下吗？

李： 2004年元旦后，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4名室友。关于马加爵的杀人动机，当时说法很多，“贫穷”是呼声最高的一项。马加爵落网后，我在公安部的安排下，研究了所有审讯记录，并托办案人员问了马加爵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问题：“你在寒假期间有没有？”马加爵先是语无伦次，然后说有好几次，都是在校外。我随后注意到马加爵的一个私人物品――大三那年买的电脑。靠着缜密的调查、走访，我认为马加爵杀人的动机并不是因为贫穷，因为4名被害者中有三个比他还穷。马加爵和被害的4名室友都来自贫困山区，那里环境差，信息闭塞，性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禁忌。但性是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必然会关心的问题。因为没有女朋友，他会浏览黄色网站，马加爵因浏览黄色网站加剧了性冲动，却无处发泄，就去外面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被室友发现后，他认定这样的丑事不能被人知道，便杀人灭口。当我将这些观点公之于众后，立刻招来一片骂声，甚至有人尖刻地指责我是“女叫兽”。那段时间，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过，这丝毫动摇不了我讲科学、尊重事实的决心。

记：两个月前，你对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杀人案的点评，可能使你承受的压力更大吧？

李：2010年10月20日，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伤26岁女工张妙，看到张妙在记自己的车牌时，就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朝张妙连捅8刀，致其死亡。三天后，药家鑫在家人的陪同下投案自首。2011年3月23日，药家鑫被控故意杀人罪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当天晚上，我做客央视《新闻1+1》栏目点评药家鑫杀人案，基于药家鑫的家世及长期练钢琴的背景，我推断：他由于平时情绪不好时会用手指砸钢琴键盘来发泄，而他连扎受害人8刀的行为，很可能缘于他的这个习惯性机械动作。没想到，就是这样一段话，再次把我推向风口浪尖，众多网友就此向我拍砖，认为我是在给杀人犯开脱，是对被害人的羞辱和不敬，有人甚至称我是“犯罪漂白专家”。面对这些辱骂和指责，我只得通过博客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我研究的是犯罪行为的背景问题，根本不涉及量刑。司法机关根本不可能根据心理专家的分析来量刑，很多人对我的谩骂和批评，其实是对犯罪心理学的不了解。既然从事犯罪心理研究，我就应该坚持科学、客观的结论。

家中那张充满快乐的饭桌，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记：你的工作看似平静，其实充满了血腥和暴力，这些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李：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了近30年的书，学生中也有不少是女孩。我经常对她们说：“你们这些可爱的小姑娘，真的不该和我做同行！”因为多年来对罪犯的研究经历，让我见惯了阴暗和悲剧，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适合女人的行业。有一位法制节目的女记者采访我，她偶然看到了我桌子上一张被害女出租车司机裸身从车上滑出、身上布满伤口的照片，吓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我还为她做了好长时间的心理疏导。其实，最初接触刑侦，我看到现场录像也曾胆战心惊过，但心里要为受害人讨公道的责任感让我不再畏惧。从踏入这行开始，我就给自己立下规矩：离开办公室，离开现场，就将大脑里那段关于血腥的记忆打包存放，回到家，我就是那个半个小时做一桌菜、会给孩子做衣服的女人。

记：对一个女性来说，你事业成功、家庭美满，应该感到很幸福了吧？

李：工作之外，我是个尽职尽责的母亲,手机里存着丈夫、女儿的照片，工作间隙，还不忘看上一眼。我在写的一篇随笔里这样定义自己的幸福：我觉得“饭桌”是家庭的核心标志！每天与父母围着饭桌吃饭，这样的生活虽平淡却是人生中最美的景象。如果有幸遇到一位会做饭的妈妈或爸爸，再不就是姥姥或奶奶，那就是更大的幸福了！当然，自己长大了，也挑个“主儿”一起弄个饭桌，再生出个“小脑袋”，只要一家三口每天按时围在桌前，把桌上的饭吃干净就是全家的快乐，也是人生的最大幸福！我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工作多忙，只要回到家，我就系上围裙，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弄出几个色香味俱全的菜，看着女儿和老公吃得津津有味，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是个特别恋家的人，就连房子的装修、设计，也是我一手搞定的。

记：在家里，你和女儿的关系很密切吧？

李：我平时很注重和女儿沟通，工作再忙，只要回到家女儿还没有睡，我都会和她说说话。从女儿三岁起，我睡前和她谈心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说，我和女儿的关系融洽得像一对亲姐妹。我最享受的就是周末和女儿在一起看悬疑片。有一年夏天，北京热得出奇，我和女儿躲在家里看碟。女儿借来一盘美国悬疑片《八面埋伏》，她和我约定，如果我猜不出故事的正确结局，就要请她吃哈根达斯。我欣然应允。没想到，这部悬念迭起、比较离奇的故事结局与我的推测大相径庭。最后，我只好信守约定，带女儿品尝了一次冰淇淋盛宴。

记：如今，社会上针对女性的骗术以及骚扰很多，你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吗？

李：2008年夏天，我开车出去办事，在等红绿灯时，有两个衣服破旧的男人敲我的车窗，像是在求助。这种有可能隐藏着偷窃阴谋的求助方式，我在担任央视《今日说法》嘉宾时，已经向观众重点介绍过，我当然不会上当。于是，我冷冷地摆手拒绝了。那两个男人失望地往前走去，我开车在后面观察了一会儿，确信他们真的有困难，就摇下车窗给了那两个人50元钱。骗子行骗都是利用人的善良这一特点，如果善良没有智慧相伴就会变得很愚蠢。我经常受邀到国内各地讲课，被问得最多的也是有关女性如何有效保护自己的话题。我讲得最多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内蒙古曾有个男人作案5次，杀了4个人，只有一个女孩幸存，因为她没有反抗，而是镇定地拿出了安全套，让这个男人以为她是特殊工作者，不会报案。后来，凭借她的描述，警察抓到了罪犯，才知道他已经作过29起类似的案件。我借这个案例想对女同胞说的是：“关键时刻，生命高于一切。”

记：你的工作繁忙而劳累，你最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

李：工作的周而复始，经常让我身心俱疲。我也想停下来看一看人生的风景，却又被责任感驱使着一直往前走。其实，我内心一直向往着拥有一个农家小院，院中种些自己想吃、想看的。我还向往着小院里有棵大树，树下有个小桌和几个小板凳，过路的人可以坐下歇歇，喝口茶，侃侃东西南北的风土人情，让我长长见识，然后把它们写成文字。这是我最想要的生活。